百年印社,百年风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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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印社,百年风雨路

 

 百年印社, 百年风雨路 文/曹文慧 在美丽的西湖湖畔, 有一座桥叫“西泠桥”, 桥面平整, 富于古韵。

 站在桥上, 既可近眺里湖, 又可远瞩外湖; 既可通往孤山之西, 又可迈向北山之路, 白堤近在咫尺,苏堤又隐约在望, 除了地理位置好, 这里的古迹韵事, 更是令人怀想。

 因为这里过去(在宋代以前)

 不叫“西泠” 而叫“西林” 或“西村”, 所以古人诗画中的所谓“西村唤渡处”、“船向西泠佳处寻”, 大概指的就是这里了。

 沿着西泠桥不远的孤山, 拾级而上, 一座不算高大却透着凛然之气的牌坊伫立在眼前, 上面赫然雕刻着四个大字:

 西泠印社。

 望着“西泠印社” 四个大字, 一股巨大的文化气息会立即将你裹卷。

 在这里, 你需屏住呼吸, 放轻脚步, 恭恭敬敬地一步步走进。那种呼朋唤友的高声喧哗, 那种漫不经心的游玩心态, 应该统统抛弃在山下。

 在这里,惟有以一种朝圣的庄严, 才可以接近它的神韵, 融入它的光华。

 西泠印社创立于 1904 年。

 时值清末, 金石研究和发展正处于鼎盛时期。

 众多的金石名家, 有志于弘扬和发展国粹, 纷纷投身于此。

 当时在杭的篆刻家王福庵、 丁辅之、叶为铭、 吴石潜等人“慨然有感于印学之将湮没也, 谋于西泠数峰阁之侧, 辟地若干弓,筑茅三两室, 风潇雨晦, 乐石吉金, 唯印是求, 即以为社。

 社因地名, 遂曰西泠”。

 西泠印社便于此应运而生了。

 在印社初创的 10 年, 四位创始人团结同仁, 集资规划, “买山立社”, 先后建造了“仰贤亭” 等九处园林建筑, 印社初具规模。

 1913 年, 举行了建社 10 周年纪念大会,修启(西泠印社成立启)

 立约(西泠印社社约), 发展社员, 公推艺术大师吴昌硕先生为首任西泠印社社长, 并开展了集会、 展览、 收藏、 出版等一系列活动。

 在此前后, 日本篆刻家河井仙郎、 长尾甲也来中国进行交流并加入印社, 开辟了国内民间团体吸收外籍成员之先河。

 此后, 在 1923 年和 1933 年, 西泠印社分别举行了建社 20 周年、 30 周年纪念活动,“罗列金石书画千余幅于社, 张挂四壁, 一时文采风流, 声闻远布”。

 此时,印社的园林建设全部完毕。

 社内环境幽雅, 风景秀丽, 楼台亭阁建筑精美, 摩崖石刻星罗棋布, 正所谓“面面有情, 环水抱山山抱水。

 心心相印, 因人传地地传人。”

 1933—1949 年是西泠印社成立 30 周年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段时期, 也是西泠印社百年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

 此间, 印社经历了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战乱的冲击, 使印社发生了非常显著而又深刻的变化,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 杭州沦陷, 王福

 庵、 丁辅之、 叶为铭三位创始人和一些社员相继离杭, 避居沪地, 社务活动告一段落。虽然受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及时局的影响, 印社的集体活动已无法正常进行, 但此期间仍然分别于 1947 和 1948 年举行西泠印社重阳节补行印社 40 周年纪念和戊子提名雅集活动两次较大型的印社集体活动。

 此外, 印社社员的个人活动亦成为这一时期较为显著的特色, 方节庵于 1934 年建立宣和印社, 并陆续出版了许多西泠印社社员的自刻印谱, 如 1937 年出版《徐星州印存》、 1945 年出版《古今名人印谱》 等。

 在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之时, 西泠印社人或作诗刻印以言志, 或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印稿、 刻印,

 以文人特有的方式保护国家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 表现出崇高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 为西泠印社史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篇章。

 西泠印社在这段历史中没有繁多的社务活动, 有的只是印社创始人和管理者的惨淡经营和博大胸襟, 有的只是社员们爱国爱社的拳拳赤子之心和踏踏实实的敬业奉献精神。

 抗战期间, 国难当头, 王福庵、 丁辅之、 叶为铭三位老人虽身处沪地, 却心系印社。他们不但委托专人守护印社, 而且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凑足印社守护人每月的生活费, 托人送到杭州。

 抗战结束后, 印社计划复社工作, 在推选印社社长的问题上, 几位印社创始人互相谦让。

 王福庵说:“我们创办印社, 并不是想当社长啊。” 一句话, 道出了印社功臣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谦谦君子风范。

 几位创始人的无私精神和艰苦努力, 使得西泠印社虽已举步维艰, 但社务活动仍坚持不懈地进行着。

 19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给西泠印社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

 1951 年, 经沪、 杭两地社员协商, 将西泠印社房产土地等捐献政府, 其园林由园管部门接收, 可动文物(书画、 书籍、 印谱等)

 由省文管会保管, 由此揭开了 西泠印社的新篇章。

 1957年, 为推动新中国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促进金石书画传统艺术的弘扬, 浙江省委文教部和浙江省文化局, 着手进行西泠印社的恢复工作。

 1959 年, 为贯彻中央关于体制下放的指示, 浙江省文化局将西泠印社下放到杭州市, 归杭州市文化局领导。

 同年 9 月,杭州市文化局成立杭州书画社, 专营古今书画名家的真迹和复制品展览、 收购和供应,并作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为西泠印社的恢复和活动提供基本经费保障。

 1963 年, 印社召开 60 周年纪念大会, 海内外名家和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印社社员云集杭州。

 除王个簃、 沙孟海、 韩登安等老社员外, 新入社的都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书画篆刻大家, 如傅抱石、 马一浮、 沈尹默、 潘天寿等。

 大会通过了新的《西泠印社章程》,

 选举产生了近 20 人组成的首届理事会, 选举张宗祥先生为第三任社长, 潘天寿、 傅抱石、 王个簃等五人为副社长, 举办了规模盛大的第二届历代金石书画作品展。

 大会还收到了国家及文化部、 全国文联领导人董必武、 郭沫若、 齐燕铭、 沈雁冰等人的题词和贺辞。

 自此, 西泠印社恢复了雅集活动, 定期邀集理事和社员来杭, 研究印学、 商量社务、观赏藏品, 并经常组织社员进行篆刻书画创作, 举办展览, 还编辑出版了有关的金石书画出版物。

 1979 年后, 社团活动步入正轨, 学术研究、 对外交流、 组织建设、 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文化影响扩大, 规模空前繁荣。

 然而,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西泠印社的体制性弊端也愈来愈突出。

 旧体制下的西泠印社, 把公益性的文化事业与经营性的文化产业混淆在一起, 社团、 事业、 产业不能按照各自的规律运作, 最终互相钳制, 各种资源要素由于内耗形不成合力。

 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不适应性更加突出, 集中表现在主体缺失、 边界不清、 管理混乱、效益低下。

 旧体制综合症在 2002 年彻底爆发, 当时西泠印社面临着“掌门人缺位”、 社团登记受阻、 印泥商标官司、 出版社停业整顿、 主要经营场地杭州书画社拆迁、 列入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孤山社址常年失修、 高级人才流失、 产业经济效益严重亏损等一系列危机, 到了无法维持生存的境地, 体制再造、 机制创新势在必行。

 在中央和省市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下,

 西泠印社整体改制于 2003 年初正式启动。整体改制主要是从两条线推进, 一是按照增加投入、 转换机制、 增强活力、 改善服务的总要求, 对西泠印社公益性文化事业进行了整体改革,

 重新定机构、 定职能、 定编制、定人员, 理顺关系, 分类实行目标管理及效能建设考核, 努力构筑“人员能进能出, 收入可高可低、 干部可上可下” 的管理机制, 提高了西泠印社学术影响力、 艺术创作力、社团凝聚力、 品牌辐射力。

 二是对西泠印社经营性文化产业进行了转企改制, 使之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经历了 2003 年改制, 2004 年起步, 2005 年发展的变迁,“西泠印社”改革不仅尝到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政策的“头口水”, 更重要的是抓住了 国内艺术品市场迅猛发展的历史机遇, 掘到了 “第一桶金”, 产业的实力、 活力、 竞争力发生了 巨大变化。

 2005 年实现销售收入 4260.5 万元, 同比上年增长了 2.58 倍; 实现利润 1636.5 万元, 增长了 10.3 倍。

 截至 2005 年底, 西泠印社拥有社员 313 人, 分布于中国 26 个省(市)

 自治区、 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 台湾地区和日本、 韩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法国、 捷克、 加拿大等国家。

 每年固定在清明、 重阳前后举办雅集, 以孤山社址为核心, 公祭印学先贤,

 举办社员作品和藏品展览, 开展鉴赏研讨等活动, 诗词吟咏、 笔墨酬唱、 赏鉴珍藏, 延续了传统文人结社的聚会方式。

 每年还不定期邀集外地社员赴杭研究印学、 商讨社务、观赏藏品, 开展篆刻书画创作和展览交流活动, 编辑出版金石书画出版物。

 2006 年, 西泠印社成为商务部组织认定的首批“中华老字号” 企业。

 印社旗下出版社为国家级专业出版社, 多年来编辑出版篆刻、 书法、 绘画等出版物上千种, 总印数超两亿册(张);而印社下属文化用品公司等企业, 以“艺术、 休闲、 收藏” 为定位, 向社会提供篆刻、印泥、 裱画、 拓印、 文房四宝产品和相关服务。

 时至今日, 西泠印社的发展和声望还在不断扩大, 成为一个名扬海内外的金石书画重镇, 为世人仰望。

 花开一春又一春, 叶落一秋又一秋。

 几十载的花开叶落, 光阴如行云流水般逝去。记忆很遥远也很近。

 站在西泠印社的隐闲楼前, 放眼望去, 浩浩西湖尽收眼底。

 面对这样的壮阔, 背靠这样的名社, 不禁感慨, 百年前那群儒雅之士, 在兵荒马乱中, 在山河破碎里, 不离不弃, 隐居孤山, 潜心于中国的金石保存和印学研究, 其行为虽是默然无声, 其成就却是石破天惊, 辉耀天下, 连接古今。

 如今, 虽然他们一个个远去, 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坚守, 对中国印学的传承, 对中国艺术的弘扬, 却是历历在目。

 他们那儒雅品性和高迈人格一直萦绕着西泠印社的一草一木, 而西泠印社也必将随着这种品性和人格走进新的时代, 绽放出新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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