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公布的高考改革方案中，降低英语高考分值，同时提高语文分值，是此次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被寄予推进“素质教育”的厚望。但是，通过抑制英语的方式来重视母语，很难说是“素质教育”的体现，而改革中对分数杠杆的运用，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分数的意义。虽不能因此说本次改革强化了“应试教育”，但也不能寄希望于它能够促进“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实现，需要在高考命题技术、高考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而不是仅仅对分值进行调整。
框架方案 应试教育 素质教育 高考
近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拟定并正式公布了《北京2014-2016年高考高招改革框架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框架方案”），方案提出：201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分值将由原来的总分150分增加至180分，而英语卷分值则从原来的150分减至100分。“框架方案”一经公布，便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改革，根据“框架方案”的说法，是为了“适应高中新课程改革的需要，积极引导基础教育坚持育人为本，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推进素质教育”。因而，推进“素质教育”，可以看作是本次北京市高考改革的最终归宿点。但这一改革措施是否合理，是否真的能够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向，却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一、实现素质教育是否需要重母语轻英语
本次改革之所以采取提高语文高考分值而降低英语高考分值的做法，是因为：一方面，目前我国基础教育当中，过于重视外语而轻视母语的现象比较严重。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所说：“我们分析了中国100年教育走的路，发现中国教育越来越呈现国际化趋势，而中国本身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了。就怕再过一段时间，孩子们都不知道鲁迅是谁了。”[1]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孟繁华也表示：“现在很多学生写字不如从前、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十分清楚，适度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是必要的。”[2]另一方面，我们虽然非常重视英语教学，但这种重视却过多地围绕在“分数”周围，“哑巴英语”、“高分低能”的现象比较普遍，英语教学效果不能尽如人意，对学生而言，除了为考试和高分而学之外，英语似乎再无用武之地，“张不开嘴，不敢交流”成为学生、老师、家长、社会人士等共同的无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次改革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对当前基础教育中现实问题的自觉纠偏。
但如果说将母语和英语的重视程度颠倒过来就是素质教育，这样的说法只怕也很难让人信服。我们很难说，一个语文学得好的学生是高素质人才；而一个英语好但语文差的学生就“素质亟待提高”。学生要培养的素质是多方面的，也是因人而异的，我们不能为学生制定一个“标准化”的素质结构，也无法硬性规定学生必须在母语上有多大造诣，在英语上有多少收获，否则，就和“素质教育”的理念背道而驰了。
当然，“框架方案”的思路，绝不会是仅仅试图通过语文和英语高考分值的“此消彼长”来促进“素质教育”这么简单。可以认为，本次改革是希望通过提高语文学科的高考分数，来引起师生对语文学习的进一步重视，加强对语文学科“人文性”的把握，为失意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走进课堂提供更多的空间，促使学生将更多的时间放在母语的学习上，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提高自身的语文与文学素养。反过来，在英语学科上，则试图引起人们对当前英语教学模式的反思，更加注重学生英语基础知识的学习与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学生过重的英语学习负担与压力。正如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指出的：“目前基础教育中，英语笔试过重过难过频，能够传授优质英语的教学人才过少，导致英语教学严重走偏，表现在几乎所有学生都背起过重的英语学习负担，其中喜欢英语、能用英语交流和工作的人才严重不成比例。降低英语分值并同时提高口语的比重应当对此有纠偏功能。”[3]笔者认为，这才是“框架方案”将素质教育作为最终归宿点的缘由所在。但是，这样的理想放到实践中到底反响如何呢？
笔者在对北京市部分重点中学的语文、英语老师进行调查时发现，这些老师认为，他们在本次改革之前就已经在着力进行“素质教育”的实践了，在“框架方案”出台之后也不例外。这样看来，即便这些重点中学今后在“素质教育”上取得了突出成绩，也很难说是“框架方案”的产物，而是他们“早就已经在尝试的素质教育”的自然延伸。而在对一些非重点中学老师的调查中，他们认为，学校的第一任务还是提升自身的升学率，“不管高考方案怎么调，都要找到最适合的方法来提高考试分数”。可见，无论是在重点中学还是非重点中学，这次改革似乎都没有成为“素质教育”推行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更值得重视的是，在当前仍然以分数高低论英雄的高考统摄之下，只要高考要考，只要一门课程在高考中占有一定的分值，教师和学生就绝不可能放松或者放弃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在某门户网站上进行的调查也显示：一半的网友认为，即使高考降低了英语的分值，也并不能减轻他们（或孩子）的学习压力。这是因为，表面上英语学习压力减轻，而语文教学和学习的压力与负担却随之而来，这一“消”一“长”、一“减”一“增”之间，“框架方案”试图达到的减负与松绑便多少显得有些华而不实。不少教育工作者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北京教育学院宣武分院的袁志勇老师就认为，“在基础教育阶段，语文分值增加得越高，语文教学的任务越重，语文教师肩头的担子也越重”[4]。可想而知，学生的学业压力也难以因此得到减轻。由此可见，分数上的“此消彼长”并未使得师生压力大、担子重、任务多的现状得到有效缓解，因此，通过分数调整来实现“框架方案”中强调的“坚持育人为本，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推进素质教育”，就多少显得有些不切实际。
二、“素质教育”理想与分数杠杆的运用
针对本次改革，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曾表示：“一定要让以国学为主要内容的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精神落实在教材里、课堂上、考试中。更多国学内容落实在教材里、课堂上、考试中时，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传承日。”[5]多位教育界专家也认为：“现在大家对过于重视英语教学忽视母语教学的现象不满意，那就要减少英语的考试分值，增加语文的考试分值。”[6]可见，调整高考分值，被看作是调节师生对不同学科重视程度的重要手段。
要说我们对语文学科所蕴含的文化性、文学性还缺乏足够的自觉，以至于中小学生的语文素养不高，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说目前中小学生对英语的重视程度超过了语文，英语表达流利但中文表达晦涩，这也并非空穴来风。但如果将这一状况归咎于“应试教育”并试图通过调整高考分值来改变这一局面，却似乎欠妥。我们对英语的重视程度超过了语文，可以说是因为社会对英语人才需求量的增加，也可以说是因为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研究生英语入学考试、托福雅思英语考试等各个方面的层层压力，但很难说仅仅是因为针对高考的“应试教育”，否则，在改革之前，语文在高考当中所占分值和英语完全一样，怎么就偏偏无法导致“重语轻英”的局面呢？
本次改革中英语和语文分值的“此消彼长”，本质上是将高考分数作为杠杆，来调节人们对这两个学科的重视程度，但我们不能将这一“重视程度”理解为“对两个学科蕴含的文学素养的重视程度”，这次改革能够调节的，仅仅是人们对两个学科在高考中地位的重视程度，就像光明中学的一位老师谈到的：“这样一改无外乎是拿以前背英语的时间来背诵语文……”[7]学生的目的依然在于高考分数的提高而不在于中文素养的提升。因而有人形容说，这次改革无外乎就是“用加分式的高考改革‘倒逼’语文教育”[4]。这不仅没有弱化高考的“指挥棒”作用，反而是在旗帜鲜明地利用高考的“指挥棒”作用。无形之中，“分数”的意义更加深入人心。这样一来，我们就很难说学生一心一意提高自己的分数有何不妥，也无法指责学校千方百计地抓高考成绩是“不务正业”。可以预见，无论高考分值如何调整，分数依然是“学生的命根”，考试依然是“教师的法宝”。而这背后归根结底还是对“考试分数”而非对“素质”的追求。而且，对分数的追求背后还具备了行政层面的合理性，正如有学者形容的：“在教育主管部门眼里，学生的成绩上不去，学校的升学率上不去，即便‘素质教育’或新课改搞得再好，尽管不会明说你白费气力，但也不会有多大底气肯定你，不会树你为典型。”[8]
因此，本次北京市高考改革虽然将推进“素质教育”作为其最终归宿，但利用的是高考的“指挥棒”效应，发挥的是分数的杠杆调节作用，因此就多少有些“药不对症”之嫌。正如有学者所说：“只要素质教育本身的效用最终也得接受评分制度的评估，这应试教育的根就拔不掉。”[9]
三、高考改革与素质教育
高考的“指挥棒”效应不是不可以发挥，而学校和学生重视“应试”，这在高考选拔依然采取“凭分取才”的方式下，也是无可指责的。正如有学者所说：“单独提到‘应试’的时候它并非贬义，但说到‘应试教育’，则就完全不同了，应试只是教育的一部分工作。”[10]本次高考改革虽然将分数作为杠杆来实施调节，但也不是让高考“指挥棒”胡乱指挥；虽然难以扭转学校和学生对“应试”的重视，但显然我们不能说改革是在推行“应试教育”。本次改革的积极意义，是需要承认的，例如：本次改革试图扭转母语学习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逐渐被边缘化的趋势，致力于提升中小学生语言素质、文化修养等，都是其发挥高考“指挥棒”效应带来的正面、积极的意义。
然而高考“指挥棒”在这次改革中虽然没有“瞎指挥”，却也不可能把基础教育指挥到“素质教育”的路子上来。“素质教育”的顺利实施需要高考改革为其铺平道路，但绝对不是仅仅调整学科分值就能实现的，还必须配套以其他方面的改革与创新。长期以来，“应试教育”之所以成为基础教育中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是因为种种“应试教育”的措施，诸如题海战术、满堂灌、死记硬背、汗水加时间等，对于提高高考分值最有效，对于应付高考最易操作和训练。有学者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构建了学生的学习行为模型，发现“针对考试来说，特别是在学生时间有限的条件下，应试教育的成绩效应显然要大于素质教育”[11]。“应试教育”措施的这种有效性，建立在两个因素的基础上：一是高考命题技术的滞后。自恢复高考以来，高考在命题技术上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逐渐增加能力题、应用题等检测考生综合能力与素质的题型，但这些题目仍然可以通过掌握应试技巧、把握规律来得分，“高考题目存在的一些固有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以至于各种作文模板、答题套路层出不穷，广大教师对应试技巧的研究也是乐此不疲”[12]。因此实际上并不能考出学生的真实能力和水平，这就使传统的应试教育方式在高考面前依旧具有生命力。从教育现状来看，应试技术经常更新，但命题技术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并日渐式微，存在着严重的滞后性。二是高考考核方式的单一。目前高考改革虽然风生水起，但不管是校长实名推荐制、异地高考还是自主招生考试等，即使能取得积极效果，也只能惠及一小部分学生，广大考生依然还是得通过单一的纸笔考试来竞争，“唯分数论”的局面依旧存在，高考在中小学教育面前仍然扮演着唯一的“指挥棒”角色，这就使要分数不要素质的状况难以得到根除。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高考改革都犹如隔靴搔痒，难以触及根本。
因此，从促进素质教育的目的出发，高考改革必须在两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强化命题技术的改革。一套优秀的试题不但要能有效地对学生进行区分，而且必须能够避免学生在面对考题时可以通过投机取巧、套用模板等“技术性”的方式来答题，这样才能确保高考试题准确反映考生的能力和素质。在这种情况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无法通过投机取巧的技术训练获得成绩的提高，从而不得不将注意力放到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上面”[13]。其次，我们虽不能强行“命令”高考不再扮演“指挥棒”的角色，但却有必要使高考不再成为唯一的“指挥棒”，以避免“唯分数论”的局面。事实上，教育部早在2001年便开始“倡导改变将分数简单相加作为唯一录取标准的做法，应考虑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建议参考其他评价结果”[14]，但是这一思想始终没能从“建议”层面延伸到“行动”层面。要打破“唯分数论”的局限，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就必须对中学教育质量设立多元的评价指标，不只是看重升学率、升本率、分数等，也更加关注学生全方位、长时期的发展状况，并制定相应的评价指标，对每一个指标赋以相应的权重。当然，这一倡导必须要依靠专家学者的通力合作，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和讨论之后，最终得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施行办法，并且能最大程度地避免人情关系、暗箱操作等，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综上，素质教育的推进，不是一个纯“教学”的问题，必须要和高考改革同时改进。高考改革要想促进素质教育，一方面要在命题技术上取得突破，这就要加强命题技术的研究；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多元的考试和录取方式，打破“唯分数论”的局面。而北京高考分值的“此消彼长”，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也不宜过于乐观地评价这次改革的效果，我们固然不能说这一改革是在推行“应试教育”，但它也绝然无法促进“素质教育”。
参考文献
[1] 人大教授程方平：北京英语改革起到带头作用[2013-10-12].http：//edu.sina.com.cn/gaokao/2013-10-22/1106398718.shtml
[2] 专家解读北京2014-2016年高考改革方案[2013-10-22].http：//gaokao.eol.cn/zui_xin_dong_tai_2933/20131022/t20131022_1030562
_2.shtml
[3] 降低英语分值绝非弱化英语[2013-10-22].http：//news.163.com/13/1022/10/9BPK0V3R00014Q4P.html
[4] 语文教育常被边缘化倒逼高考语文分值提升[2013-11-22].http：//gaokao.eol.cn/kuai_xun_3075/20131122/t20131122_1042684.shtml
[5] 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让国学落实到课堂[2013-10-22.]http：//edu.sina.com.cn/gaokao/2013-10-22/1122398732.shtml
[6] 北京高考英语分值2015年起或将降低[2013-10-19].http：//edu.hsw.cn/system/2013/10/19/051777986_01.shtml
[7] 北京高考重语轻英沪中学校长：唯分数论是症结[2013-10-23].http：//news.163.com/13/1023/18/9BT29GTJ00014AEE.html
[8] 山子.新课程改革与考试指挥棒的关系分析.教育科学研究，2010（8）.
[9] 钱钢.“可算度的人”——从福柯说到考试地狱.社会学家茶座（第二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10] 郭思乐.静待花开的智慧：教育是效果之道还是结果之道——关于有效教学的讨论.教育研究，2011（2）.
[11] 钱林晓，王一涛.应试教育条件下的学生学习行为模型.教育与经济，2006（1）.
[12] 周序.高考公平研究：回顾与展望.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9）.
[13] 周序，郑新蓉.高考承载的“异化”压力与可能消解.中国教育学刊，2012（2）.
[1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郑雪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