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的：探討不同健康传播方式对居民健康素养的影响。方法：抽取2017年1～6月我县中的居民1800人，每类人群分为5组（n=60），采用不同健康传播方式进行健康传播。分析比较各组干预后健康素养的改善情况。结果：各组干预后的健康素养评分明显提升，组内比较显著差异（P<0.05）。群体性传播方式对工地工人健康素养评分提升效果最高，对农村学生提升效果最低（P<0.05），新媒体传播方式对工地工人健康素养评分提升效果最高，对城市居民提升效果最低（P<0.05），宣传折页阅读方式对工地工人健康素养评分提升效果最高，对城市居民提升效果最低（P<0.05），人际传播对农村居民健康素养评分提升效果最高，对公共场所服务员提升效果最低（P<0.05），科普视频宣传对工地工人健康素养评分提升效果最高，对城区学生提升效果最低（P<0.05）。城市居民、城区学生、工地工人以及公共场所服务员予以群体传播的干预效果最佳，农村居民和农村学生予以人际传播的干预效果最佳。结论：健康传播对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有积极作用，多数居民应用新媒体传播的效果良好，但农村人群更适用于人际传播方式，城市人群更青睐于健康知识讲座宣传。
【关键词】健康传播；健康素养；居民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mode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on residents’ health literacy. Methods：1800 residents in our province from January to June 2017 were selected.each group was divided into 5 groups （n=60）.different health transmission methods were used to carry out health transmission.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improvement of health literacy of each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health literacy in each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groups （p<0.05）. The group communication method has the highes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health literacy scores of construction site workers and the lowest effect on rural students （p<0.05）. the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method has the highes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health literacy scores of construction site workers and the lowest effect on urban residents （p<0.05）. the folding reading method has the highes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health literacy scores of construction site workers and the lowest effect on urban residents （p<0.05）.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has the highes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health literacy scores of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lowest effect on public service providers （p<0.05）.popular science video communication has the highes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health literacy scores of construction site workers and the lowest effect on urban students. Urban residents， students in urban areas， workers at construction sites and waiters in public places had the best effect of intervening in mass communication， while rural residents and students in rural areas had the best effect of intervening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nclusion： health communication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residents’ health literacy. most residents use new media to communicate well， but rural people are more suitable fo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urban people prefer health knowledge lectures.
key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Health literacy；Resident
【中图分类号】R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83（2018）10-03--01
健康素养是居民对健康认知能力以及社会技能的集中表现，是个人获取健康信息，并加以理解与使用的能力、动机[1]，对良好健康水平的促进与维护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既往有关报道中指出，为全面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就必须以健康传播为工具，整体推进健康传播方面的工作，将健康知识、健康技能、健康观念以及健康的行为模式通过健康传播的方式推进普及开来，从而达到促进公众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强化居民健康的目的[2]。但同时，也有相关统计数据中表明，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中，我国居民整体健康素养还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各类传染性疾病的控制效果还有待加强[3-4]。如何通过健康传播的方式促进居民健康素养的提升，已成为当前研究人员高度重视的课题之一。本研究于2017年1～6月期间，对我省随机抽样居民进行不同健康传播方式干预，以寻求可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最佳健康传播方式，并为干预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与支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2017年1～6月期间，对我县随机抽样居民进行不同健康传播方式干预，共抽取研究对象1800人，研究对象来源为：城区居民300人，城区学生300人，农村居民300人，农村学生300人，工地工人300人，公共场所服务员300人。面向所有研究对象发放调查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800份。
1.2 方法
采用自身前后对照方法进行研究，每类人群分为5组，每组纳入60人，采用不同健康传播方式进行健康传播：A组为群体传播，即在研究区间内展开1场60.0min以上的健康素养讲座；B组为新媒体传播，即在研究区间内组织研究对象建立微信群，在微信群中定期发送有关健康素养以及传染性疾病防治的相关知识，由微信群群主组织群成员定期进行讨论，共耗时60d；C组为宣传折页阅读，即在研究区间内面向小组成员发送有关传染性疾病防治的宣传手册以及健康素养宣传折页，要求研究对象认真学习阅读，耗时7d；D组为人际传播，即在研究区间内组织小组成员展开面对面讨论学习，1次/周，共组织进行4次宣传，每次耗时达到60.0min以上；E组为视频科普宣传，即在研究区间内组织小组成员集中观看有关传染病防治的科普类视频短片。
1.3 观察指标
应用中国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测评量表对不同类型人群健康传播方式干预前、后健康素养进行评价与对比。量表测评项目包括传染病知识与观念、传染病预防、传染源及病原体辨认以及传染病管理治疗这几个项目，内容主要有：预防传染性疾病的有效措施，被动物咬伤后的处理方法，人体的正常血压值，艾滋病传播的途径，接种流感疫苗，能打针不输液，3个月更换1次牙刷，及时正确洗手，不随地吐痰，以及不饮酒等。总评分值域为0～38.62分。
1.4 统计学处理
将收集到的资料录入EXCEL表格（Microsoft Office 2011），对计数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经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SPSS18.0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下表（见表1）为不同健康传播方式下，不同人群健康素养评分结果的差异对比表。结合表1数据来看，不同人群居民在接受健康传播方式干预后，健康素养评分均有一定程度上的提升，干预前、后数据对比存在显著差异（P<0.05）。其中，群体性传播方式对工地工人健康素养评分提升效果最高，对农村学生提升效果最低（P<0.05），新媒体传播方式对工地工人健康素养评分提升效果最高，对城市居民提升效果最低（P<0.05），宣传折页阅读方式对工地工人健康素养评分提升效果最高，对城市居民提升效果最低（P<0.05），人际传播对农村居民健康素养评分提升效果最高，对公共场所服务员提升效果最低（P<0.05），科普视频宣传对工地工人健康素养评分提升效果最高，对城区学生提升效果最低（P<0.05）。同时，组间对比结果还显示：城市居民予以群体传播的干预效果最佳，城区学生予以群体传播的干预效果最佳，农村居民予以人际传播的干预效果最佳，农村学生予以人际传播的干预效果最佳，工地工人予以群体传播的干预效果最佳，公共场所服务员予以群体传播的干预效果最佳，均明显优于其他传播方式（P<0.05）。
3 讨论
本次研究中，群体传播以健康宣传讲座的方式所开展，对不同类型人群展开系统化的传染病防控知识讲解，能够让干预对象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传染病防控的具体知识，对城区居民、城区学生、工地工人、以及公共场所服务人员所取得的效果均是比较突出的。最主要原因是，城区学生与居民自身文化水平较高，对科普性讲座的接受程度较高，对讲座内容能够在短时间内较为高效的理解。对于工地工人而言，观看科普宣传视频所取得的传播效果同样较好，其主要原因是，工地工人的文化水平有限，接受程度较差，将传染病防控知识转换为更为直观的宣传视频加以播放，能够方便他们更好的理解。人际传播作为一种最为传统的健康传播方式，组织小组成员围绕核心信息展开讨论与学习，在农村学生以及农村居民群体中所取得的效果是非常良好的，说明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对上述群体较为适用。而新媒体传播方式以微信群为依托，定期发送核心信息并由群主组织展开讨论，结果显示除工地工人以外，其他几类人群应用本方法所取得的效果均是非常理想的，发挥新媒体在传播内容个性化、传播速度实时化以及船舶方式双向化方面的优势，能够更好与被宣传对象对传染病相关防控信息碎片化的获取需求，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宣传效果。对新媒体进行应用，快速，方便，且有效，能夠进一步提高城市居民学习的积极性，但在农村人群中，则应积极采取传统的健康传播模式，也就是人际传播法，以提高农村人群的接受度。
结合本研究数据结果可得出结论：健康传播对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有积极作用，多数居民应用新媒体传播的效果良好，但农村人群普遍更适用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方式，城市人群则更青睐于健康知识讲座宣传，可以面向不同类型人群选择相应的健康传播方式，以进一步促进居民群体健康素养水平的提升与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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