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匈奴作为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存在着以“攻战为事”的战争第一的文化特点，而这样一种文化也影响了匈奴的社会伦理，政治、法律乃至于教育和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匈奴的战争惯用“诱兵”之策，也通过这样的方法获得过多次战争的胜利，由于其战争第一的文化特点，匈奴也对战争本身有着与其相关的特殊信仰，他们往往认为战争的成败与天神有关。
[关键词]匈奴；战争；游牧；特点
匈奴是活跃蒙古高原上第一支最为强大的游牧民族，他的发展、壮大乃至消亡，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则往往是直接或间接通过它们的铁骑——战争的方式完成的，因此匈奴形成的其富有特色的战争文化和形式也影响这后来兴起的游牧民族。
一、匈奴明以攻战为事
“匈奴明以攻战为事”出自于《史记·匈奴列传》中中行说对汉使的一段话，这一句话简明的概括了，战争在匈奴文化中的地位，我们从匈奴的社会伦理、政治、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这一特点。
从社会伦理关系上来讲，历史记载匈奴“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而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则是：“匈奴明以战功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可见匈奴是通过人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来分配物品，并同样由此来决定他们的社会地位。中原的农耕民族正好与之相反，“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是儒家文化中对理想社会的描述，这也反映了中原农耕民族以老幼辈分来区别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产品分配，当然是与农业生产相关联的。
在匈奴的政治同样也带有浓重的军事色彩。史料记载匈奴的官制为“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他们不仅使匈奴国家的大臣，同时也是匈奴单于之下的大大小小的军事统帅，匈奴的官制以“军事第一”的观念而设置。武沐先生在研究匈奴的法律时，就认为匈奴有“作战不力”这一项罪名，例证则是史料中记载了“单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以及“乌桓击匈奴东边姑夕王，颇得人民，单于怒”。
匈奴的教育和社会风气同样也是如此，“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以及“士尽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攻战以侵伐，其天性也”。
总之，匈奴“明以攻战为事”的战争第一文化，对匈奴社会的各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匈奴的战争本身也有着很多特点。
二、匈奴的战争特点
匈奴的战争“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因此往往以“诱敌深入”为主要的战法，所以《史记》中记载匈奴人“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
匈奴使用这一战术，最成功的经典案例则是汉朝初年的“白登之围”。汉高祖七年冬天（公元前200年），由于韩王信投降匈奴，汉高祖刘邦率军亲征，此时匈奴方面则是“冒顿佯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这次战役之后，汉朝在很长一段时间能够只能避免与匈奴交锋，而采用了和亲的方式。
由于匈奴惯用“诱敌深入”的办法，因此汉军熟悉匈奴战术的将领也常常对其进行“反利用”，同时匈奴也通过其自身经验，能够对敌方的“诱兵之计”进行识破。前者比如李广曾在与匈奴交战时，寡不敌众，便将自己的军队佯装为诱敌之军，从而使匈奴不敢攻击。后者，则是著名的汉武帝时期的马邑之谋，“汉伏兵三十万马邑旁……单于既入汉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后来匈奴得到守亭的尉史，从其口中证实了汉朝的伏兵计划，因此单于说：“吾固疑之”，可见通过埋伏伏兵，诱敌伏击的办法对付常以诱敌为策的匈奴是不容易成功的。
另外匈奴在战争中还颇有“天命”的色彩。《史记》中记载匈奴“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而日月本身就为匈奴所崇拜，《史记》记载“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另外1956年苏联考古队在蒙古国发掘匈奴墓葬，见死者头部附近的椁壁上钉有装饰日月的金片，也能够证明匈奴人对日月的崇拜。匈奴人将崇拜的日月与战争联系起来，首先可见匈奴对战争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匈奴战争的一种宗教式的特色。
此外，匈奴在一些具体的战役中，也能看出他们的这一特点，也就是战争的成与败很大程度上是“天”或者“神”在主宰。在“马邑之谋”这场战役中，军臣单于因的尉史而证实了汉朝的伏兵计划，他说：“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不仅如此，还把这名尉史封为“天史”，他们认为帮助其获胜的是“天”。匈奴在攻打乌孙时，没有胜利，则“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此时则以为是神在护佑乌孙，而使其难以战胜。在东汉时期，耿恭与匈奴在西域作战，他先用毒药涂抹在箭头上，然后向匈奴传话说：“汉家箭神。”匈奴中箭者，由于毒药发作创口溃烂，加上暴雨天气，导致整个匈奴军队完全溃败，而匈奴最终也以为是：“汉兵神，真可畏也！”而后，耿恭又被围困于疏勒城中，匈奴截断其水源，耿恭深掘水井，得水后，匈奴“以为神明，遂引去”。这些都可以看出，匈奴对战争胜败的一种天命观，而正是这样一种战争思想文化，才使前面匈奴候月出兵的情况得到解释，同时这也从侧面体现了匈奴对战争的重视和崇尚。
三、匈奴战争的评价
匈奴形成这样一种“军事第一”的文化，是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造成的，关于这一点学者们研究的已经非常深入，如王明珂在他的著作中认为，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鄂尔多斯高原地区气候开始出现干旱化，原本可以进行农业生产，或混合生产模式的地区逐渐游牧化，然而他们为了让动物有足够的草食，必须进行迁移而掠夺其他地区的生产资源，从而成为善战，好战的武士。王绍东先生也在他的著作中认为：“由于游牧民族产品结构单一，容易受到天灾人祸的侵袭，对外界的依赖程度高，然而当无法使用贸易来进行交换时，或者遇到天灾而导致没有畜产品进行交换时，那么他们只能使用军事手段袭击周边部落或农耕地区，来掠夺生产及生活资料，为本民族争取资源，所以军事对于游牧民族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与此对比的是，农耕民族却与之相反，农耕的自然经济是一种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模式，其对交换的需求很少，所生产的产品养活的人口也要大的多，但是这样一种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需要的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环境，所以农耕民族往往是对战争保持一种慎重的态度。
这些观点都恰当而深刻的解释了匈奴形成这样一种战争文化的原因，因此笔者不在赘述，不过这些研究成果是对匈奴形成“明以攻战为事”文化深层原因进行的挖掘，所以绝不能以此来解释匈奴的所有战争。
以文帝时期匈奴主动对汉发动的三次大的战役为例，仅有文帝后期匈奴入上郡、云中和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入朝那、萧关，史料中明确记载了“杀略甚众”和“虏人民畜产甚多”。而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右贤王进入河南地犯边，《匈奴传》中仅记载其“往来入塞，捕杀吏卒，驱侵上郡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另外则是冒顿提出了“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的要求，而从事后汉朝与匈奴媾和中所赠与匈奴的物品来看，也大多是一些奢侈品。笔者认为根据前面所引述的两条史料来看，匈奴的此次战役就是非以掠夺物资为主要的目的。文帝时期之后的两场战役也同时杀掠了大量的无辜百姓，给汉朝人民带来了灾难。而匈奴发动这几次战争的时候，正是汉朝和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双方可以通过非战争的方式进行物资交换的时期，而匈奴此时的几次战争，就很难说完全是因为其游牧经济的单一，为调剂其物资而发动的。
同时，战争也对匈奴本身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根据王庆宪先生的统计，从公元前129年到公元前119年，仅仅十年匈奴则损失了二十二万余人口，其损失的牛羊马匹更是不计其数。史书中记载，由于汉匈之间的战争，匈奴“孕重堕■，罢极苦之”这样一种惨重的记载，让任何人都不忍卒读。
匈奴作为游牧民族，其需要与周边其他生产模式的民族进行物资交换，以保障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这的确是产生其战争至上，崇尚武力的文化之根源，不过这却不是匈奴发动每一次战争的原因，因此需要我们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而匈奴与周边民族的战争，都会给双方带来深重的灾难，这确实是毫无疑问的。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撰.史记[M].北京：中華书局.1959
[2]（东汉）班固撰.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宋）范晔撰.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林■.匈奴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基金项目：2014年度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资助项目（编号：LYSZ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