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山画派”大家王翚（1632-1717）一生的画腊极长，创作精力旺盛，各阶段绘画风格的变化亦较为明显。对此，近代鑒藏大家吴湖帆（1894—1968）题石谷《仿巨然（夏山烟雨图）》卷中，曾有极为精辟的剖析：“石谷子（王翚）年四十左右，在娄东王奉常（王时敏）家临摹宋元名迹，艺乃大成，问为太常代笔，亲受指点，益臻神化，故石谷画当以四十至五十为极诣。五十至六十自具面目。六十至七十渐落俗套，每失韵致。七十至八十有衰颓气。八十以外又复变化入神，用笔如万岁枯藤，苍辣兼具，有空前绝后之妙。后人之诋諆石谷者，盖多见其六十以后八十以前作也。”梅景书屋主人之评的为灼见，其对石谷画风的如数家珍，实得益于个人鉴藏之丰厚。
如所周知，近现代的江南地区，无疑是“四王”书画流散与聚集的重镇。不仅吴氏如此，他如庞菜臣、顾文彬、钱镜塘等近现代大藏家亦然，购藏“四王”精品之机会甚多。而他们的旧藏，之后成为上海博物馆馆藏“四王”的主要来源。以王翚为例，不仅数量逾百，且自成体系，如自王氏40岁至86岁的47年问，除43岁、56岁、57岁、58岁、60岁及76岁这六年无藏品外，其余则可按系年排列。而传世本就不多的王翚40岁前早期作品，上海博物馆亦拥有重要画作若干。其二，上海博物馆所藏王翚各时期作品，皆有诸多精品与代表作，如40岁前《早年山水图》轴、《十里溪塘图》轴，40至50岁问的《仿曹知白（西林禅室图）》卷《元人高韵图》轴、《小中现大图》册、《黄鹤传灯图》卷、《仿关仝（溪山晴霭图）》卷、《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50至60岁问的《重江叠嶂图》卷、《溪阁晤对图》轴，60至70岁的《泰岳松风图》轴、《西斋图》卷、《寒林雅趣图》卷，70至80岁的《六境图》卷、《嵩山草堂图》轴，80岁以后如《唐人诗意图》轴、《仿大痴山水图》轴等。馆藏作品的系统性与代表性，为全面把握与理解王翚一生的绘画风格演变提供了良好的实物基础。
另一方面，察考上海博物馆藏王翚作品中所涉及的相关人物，可以发现，这些受赠者、鉴题者，在王氏的艺术生涯以及人生轨迹的转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亦可注意到，伴随着王翚交游圈的不断拓展，其从艺心态随之发生的微妙变化。而这种转变，与上述吴湖帆所析其各阶段画风特点，亦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也折射出王翚与同时代如王原祁、八大山人、恽寿平等艺术家在个性、气质方面的些许差异。
一、“国朝第一卷”——《重江叠嶂图》受赠者之考察
康熙二十三年（1684）夏，值江南炎炎酷暑之际，时年53岁的画家王翚应邀客居秦淮消暑，并于秋天返家后，耗时三月，精心绘制了高半米、长逾十八米的《重江叠嶂图》卷。可以说，这本高头大卷，当属七年后（1691）石谷受命进京主持《康熙南巡图》前最为重要的鸿篇巨制。此名迹后为清内府获藏，乾隆皇帝（1711-1799）啧啧叹赏之余，挥毫题诗于本幅，中将此图与黄公望《富春大岭图》并列，视之为“国朝第一卷”“王翚第一卷”“神品第一”，可谓隆誉至极。这件画家全力以赴、施展浑身解数的精品巨制——《重江叠嶂图》卷，又是为谁而作呢？从画幅上看，王氏本人款署并未明确指出，然而，通过考察其当年行踪以及相关史料线索，物主的身份则是呼之欲出的。
首先，本卷首右下钤有“汉阳吴氏藏书画印记”朱文印记，通卷由九纸拼接而成，接缝处钤有“汉阳吴氏”朱文椭圆印记，计八次，以防割裂。这些印记，当属此巨迹的首位拥有者，亦见藏家视若拱璧的珍惜程度。此二印的主人“汉阳吴氏”，应为王翚友人吴正治兄弟用印，学者张辰城亦有此看法。吴正治（1618-1691），字当世，号赓庵，祖籍江南，湖北汉阳人。其弟吴开治，字平舆，因家秦淮河畔青溪，岸植梅，又号梅溪。兄弟二人极嗜石谷画作。据本卷“上元甲子结夏秦淮河上”石谷自述，可知此次结夏的接待者为吴开治。是年，开治曾有札邀石谷金陵结夏，王氏如期赴约，居官京师的乃兄吴正治获知此事，速寄信问侯并赠诗，札中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长安今岁苦热，而家弟平舆书来，又以江南之热为苦，余不以为然，或者讶之。余曰：“我闻王石老在秣陵小斋结夏，笔墨快友，相对晨夕，岂不可以忘暑乎？”戏赋一绝寄石谷一粲。远心如水托沧浪，点染轻绡意兴长。写到云壑最深处，一回清玩一回凉。
值得一提的是，石谷此番客居吴家并非首次。康熙二十年（1681）冬，即曾赴梅溪开洽之邀下榻其寓并作数日居停，期间曾为开治乡友程功绘制《江城送别图》卷（南京博物院藏）。三年后，石谷重游秦淮故地，高斋晤旧，日对钟陵秀色，加之主人招待之恳切优渥，故愈加身闲意适，创作灵感如汩汨泉水，留下了诸多佳构。返家之后，余兴丝毫不减，裁纸铺毫，开始绘制生平最为重要的作品——《重江叠嶂图》。临楮挥洒之际，脑海中秦淮景象犹在，以之求证巨然、范宽两家笔法，两相契阔，“而江村景物，略师燕文贵”。事实上，有资料表明，此次石谷寓开治家时，吴氏曾出示家藏燕文贵《武夷叠嶂图》真迹供石谷观摩，此有王翚康熙四十二年（1703）《洞庭图》轴六幅之一的《武夷叠嶂图》为证：“燕文贵《武夷叠嶂图》，昔在秦淮得观于汉阳吴氏。偶回忆之，背临大概。”秦淮“汉阳吴氏”即指开治，不仅如此，石谷获观燕氏真虎之余，当即应主人要求加以临写，并举赠为报。所幸的是，此图目前仍存于世，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仿燕文贵（武夷叠嶂图）》卷，时间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中元日（七月），地点为“临于石城精舍”，几与《重江叠嶂图》卷稍相先后，且前卷本幅钤有吴开治五枚鉴藏印记，“吴开治章”“一字平舆”“尊闻斋图书记”“吴梅溪氏信印”“一竹亭”，后亦入清宫为乾隆所获。虽然上述两卷王翚皆未明确指出受赠者，但结合创作时间、地点、收藏印，以及相关史实，都可证实吴氏兄弟系直接获赠，而非之后通过他途另行获得。
上析《重江叠嶂图》卷中所钤两枚鉴藏印，或为吴氏兄弟共享印，但笔者更倾向于吴正治16I。首先，王翚为吴开治所作诸画，大都明确可考，除上述《仿燕文贵（武夷叠嶂图）》卷有开治本人五枚名号、斋名印记外，另如此年（1684）于开治家结夏问所作的《蕉竹图》轴（故宫博物院藏）诗题“瘦骨主人清似水”、《乐志论图》卷上款人“梅溪先生”，以及康熙二十四年（1685）《江干话别图》卷“梅溪老先生”（上海博物馆藏）、二十五年（1686）《江山雪霁图》卷“梅溪先生”（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二十七年（1688）《仿范宽（谿山行旅图）》卷（钤有“汉阳吴氏图书”“梅溪”“一竹亭”三印记）等，皆可通过上款人或名号藏印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