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蒙文通之学，具有经学与史学相互交融的风格。在蒙文通的经史之学中，对先秦法家进行了多个方面的阐述与建构。从法家的范围来看，兵家、农家、纵横家都可以归属于先秦法家。从地域特征来看，先秦法家之学是秦晋之学。从思想观点来看，先秦法家的关键词是法、术、势，先秦法家主张“抑贵族而尊君权”，要求“强公室、杜私门”，这些观点建基于法家所特有的历史哲学。从思想语境来看，法家是周秦时期中国思想的两大主流之一，是周秦时代有别于儒家的新思想，法家与儒家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冲突到融和的转变。蒙文通立足于特定的经史立场对先秦法家作出的阐释，为当代学界理解法家提供了重要的镜鉴。
关键词：先秦；法家；经学；史学；秦晋之学；蒙文通
蒙文通（18941968）是现代中国著名的经学家与史学家。多年来，学界关于蒙文通之学的研究既有专书，譬如，罗映光针对蒙文通道教思想的研究①，蔡方鹿、刘兴淑针对蒙文通经学、理学思想的研究②；更有数以百计的专题论文，譬如，王汎森对于蒙文通之学从经学到史学的转变过程的索解③，罗志田对于蒙文通思想史研究的社会视角的论述④，等等。还有一些回忆性、纪念性的文字⑤，在述及蒙文通之学的同时，可以让读者产生“知其人，论其学”的效果。
从现代的学术立场来看，蒙文通之学可能蕴含着一条主轴：从经学转向史学。在蒙文通开启其学思历程的20世纪初，传统的经学依然吸引了很多人的心智。专业性的史学，毕竟是文史哲分家以后的产物。因此，论述蒙文通之学，应当看到时代背景对于学人、学术的规范与约束。大致说来，早期的蒙文通求学于四川存古学堂，师事于经学大师廖季平、刘申叔，事实上是驻留在传统学问的空间里，所以他的学问形态主要是经学。随着“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走向中心”⑥，中后期的蒙文通已经置身于新的学术体系之中。他任教于高等学校的历史系，所以他的学问渐渐聚焦于史学。
现在，人们通常把蒙文通先生视为一个历史学家，当然是有依据的。以创作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古史甄微》为标志，蒙文通展示了比较自觉的史学意识。但是，在写作《经学抉原》的20年代及其之前，其经学倾向是明显而突出的。着眼于后见之明，蒙文通之学虽然出现了从经学到史学的转向⑦，但从总体上看，他的经学与史学并不能截然分开；经史交融、经史互治堪称蒙文通之学的突出特点。以这样的认知为基础，本文还注意到，无论是在他的经学论著还是在他的史学论著中，都屡屡论及先秦法家。商鞅、韩非等人，《商君书》、《韩非子》等书，是他频繁引证的对象。在这里，一个疑问由此而生：在蒙文通先生的经史之学中，先秦法家到底呈现出一幅什么样的图景？一个从经学过渡到史学的学术大师，是如何看待先秦法家的？梳理蒙文通先生的相关著述及其他文献，可以看到蒙文通立足于经史的学术心镜所映照出来的先秦法家。
一、经学立场与史学立场
蒙文通对法家的阐释，既以他的经史之学为背景，同时也构成了他的经史之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要理解蒙文通对法家的阐释，有必要首先理解蒙文通的经学立场与史学立场。
蒙文通早年受学于廖平，深受其影响。因而，要理解蒙文通的经学立场与史學立场，不能不回溯至廖平的经学。蒙文通说：“井研廖师，长于《春秋》，善说礼制，一屏琐末之事不屑究，而独探其大源，确定今古两学之辨，在乎所主制度之差，以《王制》为纲，而今文各家之说悉有统宗，以《周官》为纲，而古文各家莫不符同。”蒙文通：《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蒙文通全集》第一卷，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288页。为了解释今古经学关于制度的形成，“廖师既明今古学之大纲，又进而剖析今古学之内容，则别今学为齐学、鲁学，此求今学本身不得安，从其里而思破之也”蒙文通：《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蒙文通全集》第一卷第298页。。言下之意，从齐、鲁之异着眼，才是理解今文经学的要津。“于是廖师于今文一家之学立齐、鲁两派以处之。古文一家所据之经，奇说尤众，则别之为《周官》派、《左传》派、《国语》派、《孝经》派以处之。而总之曰今文为齐鲁之学，古文为燕（当作梁）赵之学。”蒙文通：《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蒙文通全集》第一卷，第295页。
这种以地域划分今文经学的理路，深刻地影响了蒙文通的经学观。在1923年写成的《经学导言》一文中，蒙文通说：“既然今文、古文都不可信，那么经学应当如何去讲呢？”蒙文通：《经学导言》，《蒙文通全集》第一卷，第202页。蒙文通提供的方法，就是考察经学的地域性。在蒙文通看来，经学主要是鲁学、齐学与晋学，但是，三个地域的经学存在着重大差异。其中，“齐学、晋学虽是讲孔子的学问，却时时留着桓、文霸制的余迹，只有鲁学才是笃守王制的”。因此，“今天讲学的人，只要明得王、霸异制这个道理，使齐、鲁分流，经术里边许多纠葛便可一刀两段，比从前只守着两汉的今古讲学，真要了当直捷得多了”蒙文通：《经学导言》，《蒙文通全集》第一卷，第214页。。更具体地说，“我们看《乐记》、《书传》、《系辞》、《中庸》里边，很有些又精又纯的理论，这些都是六经的微言，都是因经以明道的，尤其是孟子发挥得透彻无遗。孟子是邹鲁的嫡派，他说的礼制都是和鲁学相发明的，《孟子》和《谷梁传》这两部书，真要算是鲁学的根本了”。只有“这派学问真才是邹鲁派学问的尽头处。孟子以后还有两个大儒，便于荀子、董子，荀子是三晋派的学问大家，董子又是齐派的大家，他们是齐、晋派里面讲孔学的特出者，但是于道之大源不免见得不很明白，便也是齐、晋两派不及邹鲁嫡派的地方。汉人的今文学是齐派占势力，古文学是晋派占势力，孔学的真义自然是表现不出来的了”蒙文通：《经学导言》，《蒙文通全集》第一卷，第221222页。。
立足于这种地域性的经学立场，蒙文通进一步表达了地域性的史学立场。他说：“儒家六经所陈，究皆鲁人之说耳。盖鲁人宿敦礼义，故说汤、武俱为圣智；晋人宿崇功利，故说舜、禹皆同篡窃；楚人宿好鬼神，故称虞、夏极其灵怪。三方所称述之史说不同，盖即源于其思想之异。《古史甄微》备言太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其分布之地域不同，其生活与文化亦异。六经、《汲冢书》、《山海经》，三者称道古事各判，其即本于三系民族传说之史固各不同耶？”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全集》第三卷，第56页。所谓三系民族，就是《古史甄微》分别论述的江汉民族、河洛民族与海岱民族。这就是民族起源的三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