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蔡元培是一位学贯中西的高等教育家，他既善于远取中国古代大学教育之精华，又乐于近师欧美大学教育之长处，熔为一炉，为其所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学职能思想。蔡元培的大学职能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全面而正确地理解其大学职能思想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蔡元培；大学职能；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3.028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 第25卷 第3期 王玉生：蔡元培大学职能思想探源
大学职能是指大学依据其社会分工所应有的职责与功能。蔡元培认为，大学具有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的职能。大学的这三个职能是一个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有机体，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大学职能思想体系。研究蔡元培的大学职能思想，有助于探索阻碍我国当代大学职能开展的棘手问题与解决对策，必将促进我国当代大学职能的顺利实现。而深入探讨蔡元培大学职能思想的渊源，有助于我们全面而正确地理解其大学职能思想。
一、善于汲取中国古代大学教育的精华
中国古代具有发达的大学教育。中国古代大学教育和近代大学教育之间存在紧密的历史联系，近代大学教育是以古代大学教育为基点而嬗变发展来的，带有深刻的古代大学教育精华的烙印。蔡元培是一位著名的近现代高等教育家，善于汲取中国古代大学教育的精华，为其大学职能思想服务。
(一）善于汲取中国古代官立大学教育的精华
中国古代官立大学有悠久的教育历史。蔡元培说：“这个时期（从公元前二十三世纪到孟子的时代）可以认为是一个在教育上取得显著成就的时期。其中，更重大的发展，乃是陈旧的教育机构的衰亡，代之而兴起的，是更大规模的叫做‘成均’的大型学院机构。我们对此应该给予充分的评价，它的意义在于创立了现代由国家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的雏型。”［1］253“成均”亦称“南学”，为西周的中央官立大学，为乐德、乐语、乐舞之地。《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2］郑玄说：“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2\]由此推知成均之学以乐教为主。郑玄又说：“成均之法者，其遗礼可法者。”\[2\]即成均的乐教传统流传后世，成为古代教育的借鉴，以致西周大司乐所掌仍为“成均之法”，以乐教贵胄子弟。可见，“成均”是乐师以乐教贵胄子弟的高等教育机构，以不断培养具有音乐素质的各级执政者和政务官员。中国古代的大学，汉称“太学”，晋称“国子学”（实则国子监之滥觞），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蔡元培认为，中国古代教育采用个别教学形式，“进行这种个别教学的高等学校，早在两千年前就出现了，当时称之为‘太学’。以后在此基础上又演变为‘国子监’的一种教育体制”［1］134。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下诏在长安设立“太学”，标志着我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旨在培养精通儒经并能“尊王明伦”的治术人才。“国子监”兼具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的两重性质，其教育内容各代都有明确的规定，既有儒家经学，亦有书学、律学、算学等专科教育，旨在培养出“忠君”的官僚和“致治”的文臣。蔡元培认为，“国子监”的教育，重在道德的涵养，也兼重政治和文学。总之，中国古代的大学教育是不同时期国家的最高层次的教育，旨在为社会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有鉴于此，蔡元培提出，大学“为养成专门人才之机关”，必须“应社会之需要”，“造成专门人才”或“培植专门人才”。
（二）善于汲取中国古代私立大学教育的精华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诞生的社会剧变时代，官学衰废，私学兴盛，百家争鸣。从大学教育这一角度上分析，孔子、墨子、孟子和荀子的私学是春秋战国时期办得较成功的私学。蔡元培尤为赞赏孔子和墨子的私学。他说：“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我国一些相当于古希腊学院的私学，成为教育界突出的，有影响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开始出现两大显学，这两派的形成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他们对于各种问题各自作出不同的解释。一方面是孔子以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教导中国，而另一方面则是墨子在策略方面教导中国，他传授一种具有逻辑性的、形象化的辩证的工作方法。”［1］253254他认为，专以人生哲学为教育，而以问答为教授的孔子，“很像Socrates”，孔子曾开办私学“以授弟子”，“弟子凡三千人，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人”。而以数学、物理学、论理学、政治学和道德学教人的墨子，“很像Aristotle”，墨子也曾开办私学广收弟子，“墨子之弟子甚多，其著者，有禽滑厘、随巢、胡非之属”。孔子和墨子在创办私学培养人才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总结了系统的教育理论，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奠定了基础。“孔墨时代的这种与古希腊学院相当的私人讲学形式，在当时教育界中是颇为突出的、有影响的组成部分。即使在最近的二百年中，这类学校仍可以说是具有一种深远的教育意义”［1］345。其具有的深远教育意义主要表现为：培育了大批的杰出人才；奠定了中国古代大学教育的理论基础。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特有的一种以私人创办和主持为主的大学教育形式，是一种融藏书、教学与学术研究于一体的教育组织。它存在了近千年之久。“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3］193。在长期发展历程中，书院不断积淀和凝炼了一些自己的优良传统及文化意蕴，胡适首次将其命名为“书院精神”，并概括出三点“书院精神”，即：“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3］195196。蔡元培则善于传承和创新书院精神。他担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时，创立名为“养新书藏”的图书室，购买具有时代精神的新书；担任嵊县剡山和二戴书院院长时，多次为书院诸生讲学，教导其“以益己、益世为宗旨”；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时，“稍参书院方式”指导学生自学，培养个性鲜明的人才；任职北京大学校长时，崇尚书院“自由研究，故能自由发展”的长处，极力倡导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等等。蔡元培还熟悉书院的发展历程，重视其重要的教育影响与作用。他说：“夫书院之设，于古未闻，宋兴之初，有白鹿洞、石鼓、应天、岳麓四书院，有司以上闻，辄为赐书赐额以优重之。……我国家尊儒术，重人才，凡列学校者，有不砥砺于廉隅哉。”［4］5556白鹿洞等书院，既是藏书场所，又是教学和学术研究机构，还是某个学派的学术研究与传播基地。书院“本为培植人才而设”，有鉴于此，蔡元培重视北大的教学活动，不断培养个性发展的人才，也持续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书院教学以学生自学研究为主，由院长指示学生一条路，由学生自己读书，到考的时候再会集起来考试，有鉴于此，他注重培养北大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能力。书院本为学者提供“专门研究之机会”，倡导学术争鸣，有鉴于此，他重视北大的学术研究活动，主张“要以学者自力研究为本旨，学术以外无他鹄的”，鼓励师生在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的氛围中自由研究各种学术，以发明真理与发展科学，造就学术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可见，书院精神和书院发展历史给了蔡元培改革北大和构建大学职能思想以许多有益的启示。“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成功经验，使书院精神焕发出新的生命。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网罗众家、囊括大典，教育独立、专家治校，崇尚自然、发展个性，民主管理，学生自治，既吸收了西方民主主义教育的先进思想，特别是德国大学教育的新鲜经验，又创造性地继承了书院精神的真谛。”［5］
(三）善于汲取中国古代《大学》教育思想精华
《大学》是中国和世界大学教育史上首创的大学教育专著。蔡元培认为，孔子的学生曾参撰写了《大学》。他说：“前六世纪的哲学者孔子，分政治进化为三级……他的学生曾参作《大学》，就于治国以外，再办天下。”［1］89他特别重视《大学》的三纲领和八条目，指出：“《周官·司徒》称以乡三物教万民……是为普通教育。其高等教育之主义，则见于《礼记》之《大学》篇。其言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循天下国家疏近之序，而归于修身。又以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为修身之方法，固已见学理之端绪矣。”［4］475可见，《大学》开门见山地确定了大学的宗旨。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亲近人民而为之服务，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传统大学的教育目标，就是朱熹所谓的《大学》教育目标的“三纲领”。这个“三纲领”对后世的太学、书院和大学等影响深远。《大学》将儒家大学教育分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个步骤，朱熹称其为“八条目”。“八条目”是儒家一贯倡导的修己治人的全部过程，体现了一种由心理涵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伦理境界（“修身”、“齐家”）再到政治理想（“治国”、“平天下”）的大学教育全过程，充分反映了我国传统大学强调学者应有的格物致知、修身立德的学术操守与“齐治平”的躬行相统一的社会责任，最早表达了大学研究学术和服务社会的理念。实际上，格物致知的过程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研究的过程，否则将可能缺乏修身立德的基础，而修身立德是格物致知的结果，最终目的是治国平天下。我们从中看出了现代大学三大职能的端倪，蔡元培也从中受益匪浅。
二、乐于博采欧美大学教育的长处
欧美大学是指德、法、英、美等西方先进国家的大学。欧美大学教育是最早代表人类历史发展的最优秀的教育，促进了欧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蔡元培能够正视中国与欧美大学教育的差距，旗帜鲜明地坚持我国大学教育“应采用欧美之长”，努力缩小与欧美大学教育的差距，不断实现我国大学的职能。
（一）乐于采用德国大学教育的长处
鉴于“世界学术德最尊”，抱着“游学……非德国不可”的坚定信念，蔡元培曾三次到德国的两所大学学习和研究，获取新知，谋求我国大学教育的发展与革新。1907年5月，蔡元培离开北京赴德国留学，7月抵达柏林，先在此地学习德语，编译书籍，作入学前的准备。1908年10月15日，蔡元培进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到1911年夏，共听了6个学期的课，选了40门课程，主要苦读了哲学、美学与实验心理学等课程，沐浴在德国大学特有的教学和学术氛围之中。1912年11月，他又到莱比锡大学学习，主要研究哲学和美学。1924年11月，他到汉堡大学学习，主要研究民族学。蔡元培留学德国期间，广收博取，融会贯通，开阔了学术眼界。同时，蔡元培显然通过莱比锡大学和汉堡大学认真地考察德国的大学教育，并深为其教学与研究有机结合的大学观念所折服，为其大学职能思想的提出准备了最扎实的基础。
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期间，蔡元培利用课余时间翻译了《德意志大学之特色》等文章。他为该篇译文专门写了简短的按语：“此篇为故伯林大学教授博士巴留岑所著《德意志大学》总论。博士在德国学界有重名，是篇又为名著，颇足供参考。”［6］这里所谓的伯林大学，就是柏林大学。这位巴留岑博士，就是泡尔生，今译包尔生。包尔生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学家和教育史家，1894年在柏林大学任哲学和教育学教授。包尔生曾出版《中世纪到当代的德国中学和大学教育史》（1885年）和《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1902年）这两本很有名气的著作。蔡元培所说的《德意志大学》就是《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他所翻译的就是该书的引言。包尔生在引言中指出：“欧洲近代，大学勃兴，其数多不可计。然可约之为三种：即别各国大学为英国风、法国风、德意志风三者是也。”［7］446包尔生比较了英、法、德三个国家的大学特点，他以英、法大学为陪衬，用很大的篇幅陈述了德国大学的特色。包尔生指出，德国的大学“为研究科学之实验场。而一方且为教授普通及专门知识高等学科之黉舍，此为德国大学之特质……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为一”，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包尔生继而恰当地论述了德国大学与德意志民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他写道：“大学教授之事实，所以定国民他日地位势力之左券”［7］449。“亦以凡足为一国之指导者，大学皆有罗而致之之能力，故大学能团结国民之精神，而维持其地位焉”［7］451。这实际上是论证了德国大学的社会功能与地位。“德国大学在德国历史社会中的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想必给蔡元培留下至深的印象，这是他日后倾力改造北京大学的根本动力所在”［8］。
1921年3月，蔡元培考察了多所德国大学。12日，考察了科隆大学的各种研究所。17日，访柏林大学校长赛佛尔，询大学情形。赛佛尔认为，大学开展学术研究，毫不受革命影响，独立如故。23日，访法兰克福大学校长该赖赫，同观实验心理研究所，有时间分析机，可分至千秒之一。“云是素曼教授所创制，除柏林大学外，惟此校有之”［9］121。24日，访慕尼黑大学校长佛兰克，该校罗克斯教授导观地质学研究所和动物学、人类学陈列所。与此同时，蔡元培还造访了德国教育次长贝克，询大学近有何等改革。贝克说，德国只有各邦大学，无国立者。大约学问研究上完全自由，而行政经济上受国家监督。
蔡元培通过上述学习、翻译和考察活动，深受德国大学理念的影响和启发。金耀基实事求是地指出，德国大学的模型影响美国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的校长吉尔门和哈佛大学的校长艾略特。“同样的，德国大学的模型也给蔡先生很大的启发性。……蔡先生重视研究的功能，重视研究所、研究院的发展，都是因为他要纠正大学‘专己守残’的学风，要长远地为中国学术建立自主性、独立性”［10］。蔡元培也坦承，他主张大学设立各种研究所，并规定大学高级生必须入所研究，俟所研究问题解决后，始能毕业，就是“仿德国大学制”。德国大学不仅重视大学的研究功能，而且能融合大学的教学与研究为一体。麦克莱兰说：“近代西方社会所有的大学中，德国的大学可能是最有意义的。他们首先将教学和研究职能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近代大学模式。它们是大量近代学术和科学的源泉。在本世纪初，德国大学制度是最令世人赞美的。”［11］蔡元培不仅十分赞美与推崇“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而且在北京大学不遗余力地推行这一原则。他改革北大的一个目标是“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12］。这是典型的德国式大学理想。可以说，蔡元培关于大学具有发展科学的职能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德国大学。
（二）乐于采用法国大学教育的长处
1913年10月至1916年10月，蔡元培留学法国，主要从事著述、勤工俭学会及华法教育会等工作，也通过可能的渠道了解法国的大学教育。一是参观巴黎大学。1913年10月25日，蔡元培与谭熙鸿、华林、陈子宽一同“参观巴黎大学”。巴黎大学是一所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综合大学，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是此时欧洲最重要的教学与学术中心。巴黎大学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教学景象，涌现出大批著名学者，出现了许多新学科，发表了大量科研成果。她吸引了世界各地学生到此留学，也吸引了蔡元培及其朋友到此感受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氛围。二是组建华法教育会。1916年3月29日，中方的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以及法方的穆岱、欧乐、裴纳等人组建了华法教育会，“本会宗旨在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13］。本日到会者及通信报名者，中国方面有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玉章、谭熙鸿等三十人；法国方面有穆岱、爱友、万桑、马莱亚（均国会议员），欧乐、柏唐、南逵、施亚宜、邵可侣（均大学教授）等三十二人。蔡元培和欧乐当选为中方和法方会长。华法教育会计划做三件事情，即“曰‘哲理与精神’，以书说为传达。曰‘科学与教育’，以学会、学校为组织。曰‘经济与社会’，为实业与华工问题”［13］。该会为谋高等教育的普及，成立了一所平民大学——华工学校，以养译才。“然非仅传达言语而已，且为立身之先导，以助其乡人也”［13］。法国的大学教授在华法教育会中的作用非常巨大，他们任教于华工学校、从事通俗教育与平民教育以培养人才，开展学术讲演以增进文化学术交流，促进中法两国经济以服务社会。蔡元培耳濡目染他们的所言所行，受其鼓舞，“常以促进教育、改良社会之责任互相策勉”，决定：若他日归国，必“吸取所长”。
蔡元培于1916年10月离法回国，12月到达北京。27日，他发表了《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说：“鄙人出游列邦日久，于祖国内情，诸多隔阂。……兹将此次游历各国时，于通俗教育上所见所闻，为诸君子缕陈之。……至法国则有所谓平民大学，为大学教员所组织，专在夜间讲演，无论何人均得入校听讲，不因贫富年龄之故稍有歧异。凡此皆所以济教育之不平，而期于普及。”［14］1918年2月，他“特仿外国平民大学之例”，与同人在北大发起学术讲演会，“请国立高等学校各教员，以其专门研究之学术，分期讲演，冀以唤起国人研究学术之兴趣，而力求进步”［15］271。“因为大学教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在外国叫作平民大学”［15］457。他在北大创办了校役夜校，开设了平民夜校，助成了平民教育演讲团，就是要体现其大学教育平民化和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曹靖华高度评价蔡元培的上述理念，说：“他在北大时办学民主，首倡学校为社会开门，教授为社会服务的作风，是最值得纪念的。他掌北大时，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北大）听课……学习文化知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蔡先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16］法国大学办平民大学以服务社会的做法强化了蔡元培关于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
1920年冬，蔡元培受当时政府的派遣，以北大校长的身份率团赴欧美各国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出国前夕，他在旅沪北大同仁宴送会上发表演讲，认为，法国大学注重创造。因为，他在法国较久，深悉法国学制，其大学“亦注重研究学问”。1921年2月，他又回到阔别已久的法国，再次感同身受法国大学“注重研究学问”的浓厚氛围。他参观了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动物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参观了南锡大学的化学、电机、数理等研究所，参观了巴黎大学地理研究所之埃尔柴斯、罗来纳二州的多幅浮雕式图、语言学研究所之语言试验机以及地质学陈列所、病理学陈列所、药物陈列所、化学分析室、物理学研究室等。2月24日午前，他到国立大学及其他学校之办公处访沛谛都德夷，“询法国各大学研究所情形，据言：学生预备博士论文，有八年或十年始完者，多赖奖学金补助；亦有一面预备，一面在中学任教员者”［9］111。
根据此次考察，蔡元培认为，法国与德国大学有同有异。两国大学的共同点是：每科学问“必有一种研究所”，“专重研究学问”。不同点是：法国大学“注重发明新法的研究”，而德国大学“注重精细分析的研究”。他考察回国后，更加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理念。在北大欢迎蔡校长考察欧美教育回国大会上的演说词中，他说：“大约欧洲大学是偏重提高的。……有研究的能力与兴会的，都可以利用图书馆、试验室，在教员指导之下自由研究，而教员也是不绝的研究。”［17］395他希望北大教师与学生借鉴法国与德国大学注重研究学问的长处，不断研究高深学问，努力发展科学。
（三）乐于采用英国大学教育的长处
英国大学教育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教育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1910年12月，蔡元培翻译的《德意志大学之特色》指出：英国风之大学，牛津和剑桥大学为年至久，有尊严之历史，足为大学之代表。英国大学教育之目的，“在造成绅士必需之资格，而与以深邃之教养。彼科学之研究，职业之训练，实在大学正当权限以外”［7］446。1919年3月29日，蔡元培发表的《欧战后之教育问题》再次强调了上述观点，说：“绅士教育以养成一部分绅士为目的，所谓Gentleman是也。得以英国为代表。如剑桥、牛津诸大学，初不以科学为重，而在养绅士之态度。此其最著者。其他各种学校，亦多有此习惯。”［15］593英国的绅士教育是近代英国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教育理论，就其特点与发展过程而言具有典型的英国特色，是英国经济、传统、文化、教育长期发展与积淀的结果。其目的是培养青年绅士，他们必须具备强健的身体，集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于一身，成为人格完满的实业家。蔡元培认为，英国的绅士教育与中国儒家的君子教育是“完全相同”的。两年后的5月，他来到英国，实地考察了英国的绅士教育。他考察了牛津大学，晤副校长、惠通学院院长、图书馆长及其他重要教员；考察了剑桥大学，参观了各个著名学院，晤副校长齐勒，齐勒招午餐，“餐后导观大学陈列室及图书馆，看宋版各书”；考察了伦敦大学，渥来斯教授导观伦敦大学之一部分；考察了爱丁堡大学，“参观心理学实验室”。具有悠久历史的牛津、剑桥和爱丁堡等大学，“具有‘绅士’教育的特点，强调大学教育的‘神圣和特殊性’”［18］。蔡元培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深邃的思维力，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在他看来，英国大学非常注重学生人格之陶冶，训练其养成绅士资格，“如剑桥、牛津两大学，则特别注重人格之陶冶，对于学生一举一动随时加以深刻注意，学生言语行动，须绅士化，出外一律须着制服，教职员常常出外监督学生行动，使学生绝对养成高尚之人格”［19］。此外，英国大学还注重通过体育运动来锻炼学生的身体，“于运动中养成公德”，培养学生的合群精神。
根据上述实地考察与访问，蔡元培总结道：“英国大学，如乌克斯福①及康白尼哲②，重在陶养学生道德，使成为缙绅之士，其方法有二：（一）学校设许多规条，并定监学及罚款，以范围学生，而约束其人格。（二）提倡合群运动，使其将来在社会上有合群之精神，而不互相倾陷。”［17］375376他认为，中国大学教育要仿效英国大学注重培养人格的做法，不断培养人格健全的学生。所以，蔡元培关于大学具有培养人才的职能的思想更多来源于英国大学。
（四）乐于采用美国大学教育的长处
现代大学教育之发达，首推美国。蔡元培认为，中国每省应设一所大学，“取美国制”；大学兼任社会教育，“用美国制”；大学将来颁布学位制，“或采美国制”。蔡元培青睐美国制，与其了解与考察美国大学教育息息相关。1918年12月6日，蔡元培收到北大经济门毕业生刘光颐自美国麦迪逊的来函，“告以已入惠斯康新大学③研究院，随伊利（Ely）、泰劳（Taylor）等教授研究分配问题，旁及劳动立法暨社会学。并云‘该校校外服务（University Extension Service）为美国各大学冠，……宗旨在供给全州人民之不能来大学者以专门或普通智识。吾国教育，尚属幼稚，北京大学为灌输高深智识之唯一机关，倘能酌量情形，仿欧美校外服务办法，供给国人之不能来校者以求学之机会，夫子其许之乎？’”［20］141。为了加深了解美国大学教育，1921年6月到8月，蔡元培考察了多所美国大学。6月，他考察了哥伦比亚大学，考察了哈佛大学并参观了该校实验心理学研究所，考察了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并参观了该校心理实验室和生物学实验宝，还赴该处中国留学生欢宴，“席间蔡先生演说，谓对于该校自由研究之精神，极留好感。……欲学术之进步，首重研究事业；学生固当有一番研究工夫之根底，将来方可谈学问；而教授尤当研究，且与学生作共同之研究。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为美国首先提倡研究事业之学校，且教员多能招呼得过来，望诸君勿失此机会云云”［20］412。他还考察了芝加哥大学并参观了该校地理教室、图书馆、理化实验室。6月25日，他到达以服务社会而誉满世界的威斯康星大学，该大学以经济学、化学、农学较为著名。是日，“参观图书馆、仪器室，皆未启。观校外教育科，有函授部、询问部（供给各种材料）、幻灯演讲部（幻灯片中有中国风景一套），一年分五路巡游讲演。图书部中有巡回图书馆”［9］142。7月到8月，考察了西雅图、夏威夷等大学。同时，蔡元培还参观了卡内基研究院和斯密斯·梭尼研究院；参观了国立科学研究评议会，该会旨在鼓励全国从事物质科学与生物科学之研究，并辅助各大学之研究事业。晤该会主持人凯罗士博士。“据言：从前实业家以倍于大学之俸给延科学家特别为之研究，而成效不佳。因知研究学术，终当以大学及专门研究所为适当之机关”［9］140。
蔡元培在美国时，就盛赞“美国人服务社会之精神，不可多得”；回国后，更加强调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在北大欢迎蔡校长考察欧美教育回国大会上，蔡元培总结说：“美国大学最多，大学生亦最多。……大学的目的，要把个个学生都养成有一种服务社会的能力。社会上需要的技术，不在中等普通学校范围的，都可在大学设科。而且一切文化事业，都由大学包办，如巡回图书馆、巡回影戏片、函授教育等等。在工商业的都会，大学就指导工厂、商业；在农业的州府，大学就指导农人。这是偏重普及的。”“美国大学，近来也渐渐注重研究。有几个大学，全以教习与学生共同研究为主旨，还限定学额的。”［17］395这是偏重提高的。可见，普及与提高，“本是并行不悖”。北京大学既要办好平民夜校及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偏重普及的事情，也要办好研究所和学术社团等偏重提高的事情，做好服务社会和发展科学这两件大事。可见，蔡元培关于大学具有服务社会的职能的思想主要来源于美国大学，但他也极为赞赏美国大学发展科学的职能。
概言之，蔡元培的大学职能思想远取中国古代大学教育之精华，近师欧美大学教育之长处，熔为一炉，为其所用，体现了其大学职能思想的继承性、创新性、时代性和科学性。
注释：
① 乌克斯福，即牛津（Oxford）的音译。
② 康白尼哲，即剑桥（Cambridge）的音译。
③ 惠斯康新大学，今译为威斯康星大学，位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创立于1848年。范海斯（Charles Ｒ·Van Hise）主掌校务时，该校形成了以直接服务社会为核心的“威斯康辛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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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7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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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