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十多年前的笔记。我无法说明这些场景和情绪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但其中有一个奔跑的少年和他的呼吸。
一
我常常想重新在田野的上空鸟瞰我的衣胞之地。
在贴着村庄巷子里的砖头路和田野里的泥泞小道走了二十年以后，我终于走上了背井离乡之路。我后来曾经在评论一个诗人时说，现代人似乎已经不喜欢用“背井离乡”这个词了，“流亡”“逃难”“逃亡”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但是，对于我这一代从乡村走出来的人来说，我们确是背井离乡的一代。今天我寄居江南，正如我那个村的父辈和祖辈当年在农闲时到江南耕种一样，或者如我的几家左邻右舍到安徽落户一样。和他们不同的是，我们有了文化，文化成为我们背井离乡的行囊，成为我们有可能自由飞翔的翅膀。当有这么一天打开行囊时，收拾出了称为记忆的东西，而那两只翅膀总在文字的天空中犹豫彷徨。说真的，我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能飞多远，但我庆幸我们这一代人还能够往回飞，在我的背后还有个村庄，我的屁股可以坐在地上。在那块地上还有认识我的长辈、同辈和知道我名字的晚辈。
二
爬树是升空的方式，但我不会爬树。我那时瘦小，可就不会手足并用，我通常是抱着树干，看同伴爬到了树尖。十三岁那年，我第一次有机会爬上了石油勘探队的井架，我看到了我原先预测的地平线以外的大地。在此后，我常常把自己的目光盯在麻雀、盯在偶尔飞来的喜鹊和在田野上空叫唤的乌鸦的羽毛上，它们是我那时见到的离开地面最高的动物。偶尔从村庄的天空中飞行而过的飞机，除了给我和同伴带来骚动外，与我们并无什么关系。我那时看飞机，如同看上海、北京的位置，可望而不可即。我第一次感到上海与我们村庄的不同，是我初中毕业那年夏天，1975年，我见到了邻居家的上海小亲戚，穿着裙子、年龄与我相仿的女中学生。我晓得了，上海的女生是穿裙子的。但我不知道北京的男生女生是如何生活的。这已经是1975年8月下旬，我已经知道我能够到镇上上高中了。那一年，我十五岁，我的内心开始注意女生了。镇上的天空没有那么多飞翔的鸟，那些家养的鸽子早就训练得不会自由飞翔，也几乎看不到偶尔能够扑扑翅膀的公鸡母鸡。即便现在，当我在纸上返回故乡时，麻雀、喜鹊、乌鸦这些鸟还总是在我的天空上盘桓，或者栖息在天井和田野的树枝上。玄字号那片农田上的鸟特别多，就像无数个婶婶姨娘聚集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话。
三
当我现在准备打开我背后的那只“行囊”时，我发现这只行囊其实是空空荡荡的，连我熟悉的麦苗和稻谷也不是从前的颜色，牛粪、猪屎也已经没有一丝臭味。我有些慌张。我在不到四十岁时就开始回忆，出现了种种未老先衰的迹象。我会常常在与别人交谈时突然中断，或者目光呆滞，从现场中出走已经成为我难以克服的困境。我以前觉得胡适先生虽然是一代人杰，但在那个年龄就有《四十自述》委实过早了。现在我有点明白，四十岁已经是个不小的年纪了。但可怕的是，我的记忆常常阻塞，我会在记忆活跃的最初时刻就从回忆的场景中被莫名其妙地挤出。我不知道是什么把我挤出来的。返回的道路就像今天的城市，塞车是家常便饭。但我没有在车内的烦躁感，也无法按喇叭，记忆的通道即使在堵塞时也是无边无际的，准确说，我在返回时迷失了。我听不到喇叭的声音，我先嗅到什么气味，然后触摸到了葵花，还有患结核病死去的小学同学余，他会在弥漫了霉味的生产队仓库前出现。还有在新疆拉拉提草原附近看到的大批油葵，那些油葵和比我小时候长得快的向日葵并不一样。但我常常在对故乡的回忆中见到它，甚至还会见到一个轮廓清晰的美丽少女。幸亏，闻到了麦子的霉味，只有麦子的霉味让我想起1972年的大水，所有的麦子都发芽发霉了。那种气息四处弥漫，一个又一个村子像多年尘封的粮仓，突然打开了。那一年，我的尿和屎都散着霉味。以前你在田埂上拉屎，热气还没有散开，狗就来啃了，那一年田埂上的人屎总是原封不动……我对自己少年岁月的回忆，原来是从1972年开始的。
四
我很快发现，在我的意识里，我把我的失忆归咎于现实的压迫。在我读过的各种文本中，我们这一代6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关于1970年代的自我经验和记忆被压缩到最小的空间中去了，而乡村少年的经验和记忆则几乎是边缘化的。我们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在那个年代最向往的事是改变自己的身份，过早地认同了别人的身份和记忆。在今天的种种论述中，我们被挤到了边缘，甚至被完全忽略。我在“我们”当中。但二十多年来，我讨论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记忆的讲述，在汉语写作中也有了等级之分。我为此焦躁不安，特别是当我关于乡村的记忆越来越模糊时。
坦率说，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去倾诉。历史这根辫子早就被大家剪下来各自梳理。但我有自己的头发，而且也长得不短了，我有自己梳理的想法。我是在反抗压迫中长大的。不管怎样，我获得了一种叙述的自由。但真的是没有快感，甚至连叙述的快感也没有了。当我在文本中想重返故乡时，我觉得我无能为力。我从心底有些拒绝故乡，故乡也未全盘接受我。这种隔膜感我难以名状，有时甚至很糟糕。我发现，这多半应怪罪我，因为，三十年前我就有背井离乡的感觉了。是我先遗弃故乡的，那个年代不想离开故乡的人肯定是狗日的。如有乡亲读到这本小说，请宽宥我，一个你们看着长大的孩子。你们可能会说，这孩子变了，也会胡说八道，变得我们快不认得了。
记忆就像被大水沉浸过的麦粒，先是发芽，随即发霉。
五
北风几乎把所有的树都剃成了光头。
田里的麦苗柔弱地随风变幻着绿色。我一直无法描述这些绿色，你靠近麦田时，你远离麦田时，你在田里弯腰时，你从高处望下时，麦苗的绿都不一样。我总是无法相信那些用彩笔画出麦苗绿色的人。美术课上我从不画庄稼的颜色，你用上所有的蜡笔都是徒劳的。蜡笔的绿色涂在纸上，毫无麦苗的质地，那是死亡的绿。而且，大麦、小麦和元麦的颜色是有差异的，所有画画的人从来画不出这三种麦苗的区别。只有庄稼人才会分辨出麦子的孪生兄弟。我看到的一茬茬庄稼，只有麦田最像少年，在冬天而不是春天。没有人能体会到我们在冬天发抖的情景。我第一次看到小说里说人在被枪毙前双腿抖得像筛糠，我想这样写的作家一定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只要是冬天，我们每天都有小说里的人物被枪毙前的感觉。特别是临近傍晚，当门窗关得严实时，从缝隙里一条线刮进来的风，像刀一样砍过来。我常常觉得只有靠近煤油灯时，才相信自己呵出来的是热气。冬天的乡下，一切都僵死了。麦苗也是这样。当西北风吹得天空发黄时，麦苗几乎无力哆嗦了。这就是少年。他在生长。他在哆嗦中长大成人。他在等待麦苗起身而不是在等待春天，春天的烦躁和冬天的冷酷对少年是一样的。麦苗起身了，才有捡麦穗的忙假。他提着小篮子，赤脚从田里的麦秸上走过，冬天冻僵的脚丫彻底舒展了。而在清明的四月，一切才从冬天缓过神。四月的乡村是恐怖的，许多熬过冬天的人是在春天到来时开始死亡的。当万物开始生长时，万病复苏，田野里新坟无数。我在四月总是忧郁的。我会在梦中醒来，我会落泪枕上。只要听到母亲的咳嗽声，我就会有梦。我患结核病的同学就是在清明过后几天死去的。在死亡的前一天下午，我去看他，他縮在床上，眼神早已死亡。那口薄薄的棺材就埋葬在玄字号的一块麦田里。安葬他时，阳光灿烂，无数的蚯蚓在新挖的土中蜿行，黑的红的，走向远方。它们腾出的空间，成为同学葬身之地。麦苗越长越高，在远处，你已经看不见那座坟了。
麦子真的起身了。
六
路边的红旗在黑夜中成为比夜幕还要黑的几块补丁，红旗像补丁一样缝在黑夜里。我第一次感到黑夜的可怕。
七
我开始说到关于老屋和家族的一些话题，其实，我的心思不在这里。我并不想过多叙述老屋和从它里面演绎出来的故事，这类东西，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不可避免地写过。我只是觉得，对我这样一个乡村少年来说，小镇就是我的文明背景。
其实也不只是我，我的长辈们大致也是这样的，小镇就是一个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城市或者都市离我们太远，那些地方给我的感觉是个人在麦田里捡麦穗时，突然有飞机从田野的上空掠过，转眼即逝。而小镇不同，小镇就像你的一个远房亲戚，它虽然和你可能只是点头之交，但不管怎么说，你能够从心中的谱系中找到自己与它的关系。在我们这些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小镇刺激了我们所有的欲望，包括繁华、权力、身份和女人。做文学的人，做社会学的人，常常说到城乡冲突，其实疏忽了在城乡之间还有另外一个地带——小镇。但恰恰是这样的小镇，甚至连弹丸之地都不能形容的小镇，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粒麦子那样大的小镇，它可以彻底摧毁你的内心，让你在十里之外面对它时，产生自卑和耻辱。我们那个村，距离小镇差不多只有十里，但这十里路如同天堑，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镇上的人到村上去说是“下乡”;村上的人到镇上去，人家说你“上来了”。我现在回去，倘若开车，只要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小镇了，但在当年，这条路在心里却是千里迢迢望不见尽头的。小镇之于我，如芒在背。
八
不必说乡场上，那些做了晒场的天井，到处都是赶来吃麦子、稻子的麻雀。随便站在晒场的哪个位置，你双手一挥大声一吼，埋头啄食的麻雀反应迅速，一个雀跃就逃之夭夭了。大人要干活儿，不能成天站在那儿大声一吼双手一挥，老人和小孩这就有了差事。
碰上星期天或节假日晒场，我们兴奋不已。坐在小凳上，拿根赶麻雀的长竹竿，不时挥挥，麻雀就不敢靠近晒场。但麻雀也有灵性，看你没有更切实的措施，它们照样落到晒场上啄食，你用竹竿赶它，它视而不见。我们要发火了，一边大声吼着一边用竹竿猛击晒场，麻雀这才受到惊吓，慌张而愤怒地离去。
但也有不赶麻雀的时候。我们让它肆无忌惮地啄食，然后把它捉住。
有办法吗？当然有。不用天罗地网，用筛子就行了。先把筛子平放在晒场上，再用筷子长短的树枝将筛子的一边撑起，这样麻雀就可以进来了，树枝着地的一端扣根长绳子，我们牵着绳子的另一头，坐在隐蔽的地方，等待麻雀光临。常常是这样，你不想捉它时，它翩翩而至;一旦有什么图谋，它姗姗来迟。晒场的谷物翻晒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有麻雀来了。我们忍痛让它啄食，屏住呼吸，捏紧绳子，等待麻雀入瓮。常常是这样，麻雀它偏偏不上你的圈套。我们实在没有耐心了，只能一边大声吼着一边用竹竿猛击晒场。就在你心灰意懒时，麻雀又来了，而且真的如你企盼的那样，它钻到了筛子底下，可能是由于太兴奋，你一拉绳子，筛子还没有扑到地上，麻雀就在一瞬间飞了。就这样看着它飞了。麻雀会再来吗？会的，这只不来那只来。看着它飞到了晒场，看着它一跳一蹦地钻到了筛子下面，又看着筛子把它扑倒。我们小心翼翼地把手插进筛子下面，探物囊中。麻雀在里面挣扎，折腾几下，束手就擒。
这是我们熟悉的那只麻雀吗？它曾经栖息枝头，曾经在我们头顶啾啾，现在则被我们“玩弄”于掌上。看它胆怯，对它说，我们不想伤害你，我们爱小鸟，我们爱麻雀的羽毛。看它孤独，对它说，我们团结你，我们和你一起唱歌，我们和你一起游玩。你们成群地鸣啾，不就如同我们早读时一起朗读课文？想飞吗？我们把扣你的线放长些，你不就飞得高些远些？飞得太高太远不仅自己累而且让人担心。你知道吧，我们的父母亲从来不让我们走远，我们什么时候一人去赶集？麻雀说：“吱吱，吱吱。”懂了吗？
我们不仅请麻雀吃麦子稻子，我们还请它吃蔬菜，请它喝水。麻雀好像并不习惯和人相处，也不习惯我们的热情招待。我们不知怎么办好，就让麻雀独自待在那儿。我们有些沮丧，麻雀好像也是。
我想把麻雀带到学校去但又不敢。同学让我借给他。他真的带到学校了，我既兴奋又紧张。上课了，我看到他把麻雀放到口袋里。老师读课文时，麻雀在他的口袋里叫了，同学赶紧捂住口袋。我松了口气。一会儿，麻雀又叫了。老师问什么声音，麻雀不再叫了。下课后同学对我说，麻雀被捂死了。
我们都很伤心。我们对麻雀说过，我们爱鸟，我们爱它的羽毛。
同学说，我们把麻雀放在盆子下面敲，会敲醒的。
我想起来了，外婆说敲醒过麻雀。
小姨也说她敲醒过麻雀。
对门的叔叔说他弄死过好几只麻雀，后来都被敲醒了。
九
我现在还能够想起1975年的初夏，那次政治的洗礼，改变了我四十岁之前的人生。我第一次感到我靠近党了，第一次感到我脸上的红色是党旗一角的辉映。
那个雷雨过后的下午，我在大队团支部活动室入团了。在填写入團志愿书时我已经兴奋到极点，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之中我几乎是提笔忘字。我总是觉得墨水不流畅，不停地洗钢笔芯，两只手像是从染缸里掏出来一样。我不满意我的书写，甚至觉得志愿书上的字跟我平时写的判若两人。因为不停地洗笔芯，纸上的墨迹淡了。父亲拿去看了，也是摇头。我想去换一份志愿书，小姨说，这很严肃的，不好随便换。现在如果有谁在我的档案里看到我的入团志愿书，他肯定能够想象出我当时的窘相。我坐在那里，不像听课而像接受审查。是的，组织在审查我，同志们在帮助我。我语无伦次地说：我会改正自己的缺点。我有许多缺点。
这是我第一次生活在一种政治仪式之中，雷雨停了，但我心中有闪电。
十
我在梦中再见1972年的涝灾时，和村上的人站在桥上，看大水慢慢淹没余砚香大婆娘的头顶，然后又是无边无际的海水。梦中的我远比实际的我小，似乎是奶奶搀着我的手。绿头苍蝇大得像蜻蜓，嘴里叼着蚯蚓在我的头顶上嗡嗡飞翔，而奶奶只是木然地拉着我的手。这个可怕的梦在我醒来之后，终止了我所有关于故乡的梦。我从此觉得故乡常在梦中之类的话真的是梦话。2001年春天我第二次从香港乘机飞往台北时，在海峡的上空，我又突然想起自己梦中的情景——自己关于故乡的最后一个梦。
十一
即便在另外一条石板街上走过，我也会想到镇上的那条石板街。我不知道是我自己还是石板街如同幽灵一般。2004年冬天，我在苏州甪直老街游逛时，我告诉同伴，我仿佛行走在老家那条石板街上。我在来苏州读书前就知道，我们那个镇上的许多人家是从苏州阊门流落到这里的。甪直这些地方可能都曾经是我的祖先行走过的地方。这些似曾相识的砖与瓦，同样昏黄的河水，过于清洁的街道，并没有给我带来亲切感。我从老街上走过时，已是傍晚，老街在阳光消失后突然变得更加幽长，当我看不见自己的影子时，我就想起了鬼，这是小时候大人恐吓我们这些孩子留下的心理阴影。一个孩子心中的阴影就像幽长的老街一样幽暗和狭长。我看看那些情侣模样的人在这条街上走着缠绵的碎步时，我感到好笑，他们的身后没有自己的影子。
我知道我在甪直老街上对故乡石板街的美丽联想有更多虚幻的成分。一个人总喜欢在时光消逝后的日子里重返他当年无法进入的场合。我和多数人一样，都夸大了自己少年时对事物的记忆。我被小镇遗弃的感觉在我少年时也是短暂的，因为这样的遗弃让父亲和我获得了一种新的生活。其实，那条石板街早已面目全非了。街道两边的房子多数被拆除，残留的几间或者更换了主人，或者闲置。拓宽后的街道，留下了石板街。这条长久少有人走过的街道，像一个被遗弃的老人无力地躺在地上。它曾经有过的繁荣和被公社巷子里弥漫的红色气氛压抑住的阴郁气息早已散尽。
但我在甪直街道闻到潮湿和阴郁的气息，在呼吸中闻到了石板街的潮湿和阴郁。这种潮湿和阴郁竟然打动了我，我当年曾那样拒绝潮湿和阴郁，我少年的心中总是荡漾着红色的广告颜料和震天动地的呼号，但多少年过去，我发现自己更喜欢在潮湿中呼吸和畅想，在阴郁的氛围中写下自己的文字。我越来越走向我少年的反面。
这样的感觉让我踏实。我似乎在潮湿和阴郁中贴近了我的祖先，贴近了我奶奶讲述的那些故事。老屋的潮湿和阴郁，还有大队礼堂、生产队仓库、学校教室等无处不有的潮湿和阴郁渗透在我少年的历史之中。奶奶的箱子散发着潮湿和阴郁，我的棉袄散发着同样的气息。
但这又让我心慌。我发现自己老了，我快把把自己看成废墟中的一块青砖、一根朽木。我毫无理由地把一个村庄、一个小镇蜕变的历史承担下来，毫无理由地让我的记忆在潮湿和阴郁中成为废墟。我返回少年时的通道因此泥泞，但我已经无法抽身而退。
我听到有人说，太阳快出来了，晒到你的屁股了，上路吧。
十二
我在所有的叙述中其实一直在极力遮蔽我的一次窥视。
即使现在，我还羞于说出具体的细节。在梅儿弯腰的一瞬间，娃娃衫的衣领口张开了，我顺势看到了她的胸，两只正在发酵的小馒头。这是我少年时唯一的一次遭遇女性的身体。印象中我的目光没有丝毫的游移。但转身跑到路边小便时，我感到燥热，小便撒得很高，几乎在我头顶的位置上尿水从高处落下。
我开始长大。
十三
我对大雪的等待始于1973年冬天。
我对父亲说，我看到血，桥板上有鲜血。我看到血变成了黑色，猪血在冷水中冰了以后再下到热锅的水中，就是这个颜色。父亲说他从桥上来回走了几遍，没有看到血的痕迹。我说我看到了，可能是有人擦了。父亲说，那个杀人的事件离我们这里几十里呢，你是在做梦吧，孩子。晚上不要看小说了。我没有做梦，我在心中把那个恶人杀了。这是我在心里第一次去杀掉一个人。我痛恨到极点并且下决心把他杀掉，是在学校里看到这个人用一种特别的眼神盯着左老师。两年后，这个人离奇地死在另外一个大队，我所知道的是，他到了一户人家，那家的男人去上河工了，女人坐在天井里拣筛子里的棉花种子。这个暖冬的下午，太阳照得人特别懒散。我捧着一摞作业本到办公室找老师时听到了这个人的死讯。
真的快要下雪了。
空气死了。风死了。树叶死了。河水死了。白天死了。月亮死了。
这是下雪的日子。当一切都像死了的样子，天空开始飘起雪花。
十四
阳光只有照在向日葵上时才是金子。
阳光没有颜色，阳光贴近大地贴近庄稼贴近少年鼓胀的胸脯时才有了颜色。如果阳光离开庄稼，离开稻子、麦穗、山芋藤、棉花和雨露，阳光只在天上，不在大地上。我害怕头顶上的阳光，我喜欢大地上的阳光。我喜欢在这样的阳光照耀下，看沟水、稻尖、麦芒、山芋藤上的露珠和向日葵的姿势。
我赤脚裸身从阳光中穿过，我像沟水、稻尖、麦芒、山芋藤上的露珠和向日葵。我可以把阳光切割，变形。我突然脚踩田埂上的青草，阳光压缩在我的脚底下，透过青草贴在泥土之上。我伸出手，阳光的颜色是一个少年的血。我晃动时，看到手掌上的阳光。向日葵上的阳光是金色的，木船上的阳光是古铜色的，老母鸡鸡冠上的阳光是紫色的，屋檐上的阳光是灰色的，水面上的阳光是破碎的，棉袄里的阳光是白色的，蝇头上的阳光是绿色的，棺材板上的阳光是黑色的。阳光照在上海姑娘的裙子上是花的。
十五
在我少年的梦幻记忆中，有个仙风道骨的白胡子老人和我在巷子里相遇了。
那是春天的下午，我趴在桌子上睡著了。我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看到自己的右胳臂上有口水和牙印，知道自己刚才睡得很熟了。我不明白是谁在叫我的小名，已经很少有人这样叫我了。我走到巷子里，巷子空着。我只看到几只鸡，还有阴沟里的蚯蚓。我没有听见脚步声，但突然有个老人摸了我的头，这个老人何时出现在我面前，我毫无感觉。我没有听到脚步声。他高出我的一倍，弯了几乎是九十度的腰摸着我的卷发说：“你怎么站在这里啊？”他问了一个我不熟悉的地名。我只能摇头。他说，那边在下雨，他要去那里。我仰头看见他的怀里夹着一把洋伞。我懵懵懂懂。不知道这老人是何时离开这巷子的。我太好奇，我从没听说我们这一带有这么高个子的人。
自从我十一岁时告诉家里人当日下午的所见，没有一个人不认为我这是错觉或者是白日梦。但我始终觉得我的感觉是真实的。当我在写作中重返故乡时，我常常想起那个春天的下午，想起那把洋伞，想起老人说的那个地名，想起静静的空巷。我对村庄之外的许多向往，都贯穿在我对那个地名的猜测之中。我会想到墓地、地平线、大礼堂、井巷，想到遥远的北京、上海和新疆，想到河水、蛇、船、鱼、荷花和虾，那个同样遥远的天安门也时常会在眼前晃动。我回忆时的感觉会从温暖到寒冷，会由温馨而生恐惧。
十六
在我们童年的时光，已经很少听到鞭炮声。鞭炮从婚礼上消失，从春节假日中消失，从寿庆中消失。我记忆中最辉煌壮烈的放鞭炮的场景，是“九大”召开的喜讯传到大队来的那天晚上，我们成群结队地游行，鞭炮声此起彼伏，响彻夜空。我在革命的狂欢中，心情如同鞭炮一般炸开。我的鞋子被踩掉了，当我在游行结束后踩着炸碎的鞭炮纸屑往回走时，如同在战场走过一样。我非常兴奋，因为表姐说，在天安门广场被毛主席接见以后，她光着脚走路时感觉像从战场走过一样。
十七
水退了。
潮湿抑制住了麦子的霉味。发酵出来的味道缓慢地扩散着，你若是把脚踩在麦秸上，霉气在水泡中热乎乎地张扬出来。我在饥肠辘辘时特别判断出此中霉味像粮仓角落里的农药粉的气息。整个村庄都发霉了，腐朽了。
现在水退了。太阳火了。凡是空地都铺满道路麦秸，不必用脚踩，霉味肆无忌惮地冲出来，钻进所有人的鼻孔，我们这个村子的人在一个季节都失去了正常的嗅觉。晒干的麦秸因为腐朽已经断了筋骨。我们无法再用麦秸编织草笼子，那个夏天，我们没有收养以前亲热的小东西。天气一转潮，麦秸又散发出我们熟悉的味道。你站在庄前的桥上，再也看不到连续的浓郁的黑烟从烟囱里冒出来，灶膛里的麦秸燃不出光亮的火。但无论你在哪个地方，只要有炊烟时，你就能闻到麦秸的霉味。想来，那些在空中飞翔的鸟儿也一样闻到了霉味，它们逐渐从我们的天空中消失。
那一年，我和我所有的乡亲，口、喉咙、胃、肠子和肛门就像烟囱一样。
十八
我把布告当作革命的成绩单。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反复看供销社墙上时常张贴的布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反革命在布告中被逮捕被枪毙，布告栏上的红叉叉让我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慌张。如果是去镇上，我总会找理由一个人去公社门前的布告栏前看布告。我特别喜欢白纸上庄重写着的美术字，那时我还分不清黑体、仿宋、楷体。我现在甚至觉得，布告简洁的文字在那时几乎影响了我的作文。我说我慌张，是因为有时我觉得罪犯的名字好像是我熟悉的，仔细辨认，罪犯的名字与我熟悉的人没有任何关系。少年的我，除了喜欢看自己的成绩单外，就爱读布告。
我的这一兴趣直到1975年秋天才被改变。一个高二的同学被逮捕了，他时常在夜间收听敌台，而且往香港的特务组织寄信，公安机关侦破了。下午最后一节课上，他被叫到校长办公室，铐了手铐。全校哗然。这个高二的同学就住在我姑姑家附近，白脸、清秀、文弱，我们从未说过话。当他的名字后来在布告上出现时，我和我所有的同学都觉得这是我们学校的耻辱。三年以后，他从监狱里出来了，我已经高中毕业回到村上，布告也越来越少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个比我高一届的校友。
1978年为了考大学学英语，我借到了一只收音机。一次调台时，我突然听到了一个女播音员的声音说“这里是香港九龙”，播音员怪异的声音像电影里国民党女特务的声音，我赶紧关了收音机。
十九
有一天，在晚饭花盛开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奶奶，我站在窗前，想透过窗户看看房间里面的东西。
我看到奶奶坐在马桶上，我坐在踏板上。
窗户报纸上的西哈努克在文弱地微笑，头有点歪。
二十
高中毕业了。一个同學在公社信用社的家里请几个玩得好的同学吃饭，信用社主任过来说，孩子们，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我依然记得从信用社出来赶夜路回家的情景。这条回乡之路只有十五华里，但我觉得仿佛走过了自己的一生。天空明净，所有的星星目送着我。田野、农舍、知了、青蛙、麻雀、蛇一如既往在我的身旁身后。我没有再到镇上的理由，中学毕业了，我获得了自己的身份——回乡知青。我不知道，我明天干什么。我突然想起《苦菜花》，想起《红旗谱》，一个人大概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会去干革命吧。我在路上，和稀奇古怪的人物、事情遭遇。从一座桥上走过时，我把脱下的短袖挂在水泥栏杆上，我毫无目的地仰望天空俯视河水，局促的内心开始空旷起来，就像稻子收割之后田地被犁耕耘过一遍，新的庄稼尚未长成。我回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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