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佩英，黎洁*，任林静
（1.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2. 西北工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2）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贫困治理的重点转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解决相对贫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基础和关键[1]。精准脱贫实施以来，包括乡村旅游在内的产业发展、益贫式发展环境创造等为脱贫成果巩固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2]。但区别于城市周边游，我国脱贫地区乡村旅游多处于自然资源富集区和生态脆弱区叠加区域，环境脆弱、规模小和产业基础薄弱等问题较为突出[3]。对西部山区而言，一方面，旅游开发提供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促使农户生计资本增量明显，生计策略渐趋多元化，农户环境适应力得到提高[4]；
另一方面，旅游发展在自然灾害、市场波动、季节性和贫困等因素叠加影响下面临较高风险和压力[5]，农户生计活动在旅游开发扰动下更易遭受冲击，参与旅游经济收益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后脱贫时代旅游扶贫的重点应突破短期增收目标，着眼于增强农户风险抵御能力，消除产生返贫致贫的障碍因素，降低脆弱性。在此背景下，探究乡村旅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对于如何利用脱贫攻坚的产业基础和政策体系、促进旅游产业提质升级与持续改善农户贫困状况，以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银行早在2000年将“脆弱性”视角引入贫困研究，认为贫困脆弱性是指在某种风险冲击下个体或家庭未来陷入贫困或更加贫困的概率[6]。根据该定义，减贫不单意味着以收入为主的福利增进，还包括因外部风险冲击导致未来福祉变化[7]。因而，贫困脆弱性是对贫困的事前预测，其前瞻性特征能够克服收入测度静态性、单一性的不足，便于提前采取针对性的政策干预，确保减贫成果的稳定性[8]。学者们对贫困脆弱性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其中围绕产业扶贫的贫困脆弱性减缓效果进行了较多讨论，多数得出产业扶贫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减贫效果存在产业类型和地区差异[9-10]，同时参与产业扶贫过程的市场不确定性因素会加深农户的贫困脆弱性[11]。
国内外既有文献有关旅游减贫效果的研究十分丰富。国外学者对旅游发展中的居民受益状况进行了评估，认为旅游业发展有利于贫困减缓，如提供就业、增加收入和提高农户生活质量[12-14]；
但另一种观点认为旅游发展并未改善社区从业人员及其家庭的贫困状况[15]。在国内，多数研究指出乡村旅游可促进家庭收入增加[16-19]、生计资本提升[20]从而产生良好的减贫效果。也有学者指出，由于农户能力或资产的非均质性，虽然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呈现出一致性，但扶贫效果不尽理想[21]；
贫困地区囿于人力资本水平低、技能和资金欠缺，存在农户旅游参与形式单一、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22]。此外，个别学者指出旅游发展的一些宏观要素如景区带村模式会产生农户参与旅游的经济效率差异[23]，同时旅游精准帮扶政策实施有利于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24]，进而影响脱贫效果，但仍需结合减贫效果评估进一步深入。总体来看，学者针对旅游对农户减贫效果评估主要使用家庭收入、生计资本等反映家庭当前福利状况的指标，虽有个别学者注意到参与旅游的返贫风险[25]，但关于旅游参与对农户未来贫困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缺乏深入探究。旅游开发背景下农户参与旅游行为是一种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家庭自主选择，其受益过程必然会受到家庭禀赋等自身结构性脆弱和旅游市场需求、环境冲击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风险。因此旅游扶贫研究需要与贫困脆弱性联系起来，关注旅游扶贫的事前干预效果，尤其是结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旅游产业的关键要素如景区带村、旅游精准帮扶措施等探讨旅游如何降低脆弱性、增强抗风险能力，以及旅游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农户贫困脆弱性。
鉴于此，本文基于贫困脆弱性理论，利用脱贫攻坚时期陕西22个旅游扶贫村的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扩展回归模型（ERM），分析农户参与旅游及贫困脆弱状况，探讨乡村旅游对西部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具体运用ERM模型克服农户参与旅游的内生性偏误，测算乡村旅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净效应，并考察脱贫攻坚中不同景区带村、旅游精准帮扶及农户不同旅游参与形式下的效应差异；
进一步结合西部山区农户参与旅游的增收途径、风险和生计方式特点，剖析乡村旅游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
以期为西部山区乡村旅游地脱贫成果巩固从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进一步完善相关扶贫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随着贫困脆弱性概念的提出，学者将贫困研究的视角由“事后评价”逐渐转向对贫困的事前预测。不同于收入贫困或多维贫困研究，贫困脆弱性理论更关注贫困的长期性、动态性、减贫的稳定性和返贫的可能性[26-27]。当前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能成为减贫可持续性的判断依据，还应考虑内外部风险冲击及其应对策略对个体未来福利的影响。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既是创造收入、增加家庭收益的过程，同时也与家庭内部劳动力在旅游和非旅游产业之间的配置过程相关。本文依据贫困脆弱性理论，并结合西部山区农户旅游从业特点，从乡村旅游收入水平、收入不确定性和生计多样化方面分析旅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
1.1 乡村旅游、家庭收入水平与贫困脆弱性
收入水平提升是缓解家庭贫困脆弱性、平滑消费和减少返贫风险的最直接有效途径[11]。从收入结构来看，我国乡村旅游扶贫通过对农户收入的作用路径，能够提高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进而提高家庭总收入[17]。此外，旅游扶贫增收亦有一般产业扶贫增收的共性，即以项目开发吸纳土地、资金入股或资产收益等方式增加农户的财产性收入[28]。
结合西部山区乡村旅游实践，旅游能给当地带来直接增收效应的主要是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首先，农户可通过开办农家乐、乡村民宿、特色农产品销售、小吃摊点等参与旅游并获取经营性收入。其次，部分家庭成员通过被旅游企业正式雇用或临时性就业等方式获得务工收入，增强了工资性收入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第三，一些旅游开发项目整合农村闲置宅基地、流转土地经营权开发休闲农业、田园综合体等新业态，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供契机。但囿于目前当地旅游产业基础薄弱、产业融合度低等，来自旅游的财产性收入仍非常有限。转移性收入则主要是以奖代补、实物补贴等间接方式获得，故不作分析。基于此，本文认为西部山区乡村旅游主要通过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进而提高家庭总收入，从而改善家庭贫困脆弱性。
1.2 乡村旅游、收入不确定性与贫困脆弱性
Chaudhuri等[7]认为脆弱性的成因主要包括结构（低均值）和风险（高波动）两个方面。因此，以收入波动为表现形式的收入不确定性也是贫困脆弱性的根源之一。因此，乡村旅游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主要通过收入水平提升与收入不确定性降低的共同效应来实现。
我国西部山区乡村旅游多处在自然资源丰富与生态脆弱叠加区域，易受环境、气候、自然灾害等自然地理因素冲击和旅游季节性约束。因而，旅游从业过程中面临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冲击，致使家庭来自旅游的收入不确定性更为突出，成为加剧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从自然风险来看，西部山区乡村旅游主要以自然生态景观为旅游吸引物，易受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冲击，旅游从业缺乏稳定性；
从市场风险来看，乡村旅游经营通常需要优势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但由于资本匮乏、技能不足和正规信贷约束，大多数农户参与旅游经营的规模有限，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22]。此外，旅游基础设施、交通便利度和公共服务水平也会影响游客的休闲体验，从而使旅游从业户面临收入的不确定性。因此，提出西部山区乡村旅游在增加农户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同时，也伴随着收入的不确定性，进而不利于降低贫困脆弱性。
1.3 生计多样化的调节作用
生计多样化也称非农多样化，是指农户出于生存和提高生活水平之目的而构建的多样化生计活动组合和社会支持的过程，是农村家庭面对各种风险冲击和不确定性提高适应能力、降低脆弱性的重要策略[29]。家庭不同生计活动之间相辅相成的互补性有助于降低单一化生计风险，增强生计韧性。作为西部山区重要生计活动之一，乡村旅游与其他生计方式存在紧密关联，农户参与旅游同时因季节性、风险、劳动力剩余等因素通常会选择多样化生计，进而会对贫困脆弱性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乡村旅游与农业。西部山区乡村旅游对自然资源依赖性较强，旅游季节性与农业耕作时间形成交错，使参与旅游农户兼业普遍。兼业有利于家庭内部劳动力合理分配，拓宽收入来源，减少旅游从业过程的风险暴露。一方面，农户参与旅游经营可带动当地农林养殖产品生产[30]，部分农产品可作为旅游经营的原材料以降低投入成本，缓解流动性约束，或作为特色旅游产品售卖；
另一方面，兼业有助于缓解旅游非充分就业、发挥土地的就业保障功能，同时克服旅游经营收益不高、家庭背负较大债务等缺陷[31]，弥补参与旅游带来的风险或损失。
第二，旅游与外出务工。除农业外，一些家庭往往采取更为多样化的生计方式，如在淡季时外出务工，或家庭留守成员从事旅游业、年轻子女就地务工。多样化生计能够确保家庭出现某项收入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其他收入能够维持日常开支，实现风险转移，降低农户的脆弱性[32]。相反，若生计高度依赖旅游业，可能面临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冲击，出现返贫或致贫。也有研究注意到旅游提高家庭收入的同时造成单一旅游生计的高度依赖而产生潜在风险[22]。
据此提出，生计多样化对旅游影响农户贫困脆弱性具有调节作用。生计多样化程度高有助于强化乡村旅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作用，而依赖单一旅游从业的生计模式可能加大农户未来贫困的风险，影响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
2.1 模型设定
一般情况下，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是家庭基于内外部条件权衡的自主选择行为，存在样本选择问题，且参与旅游与贫困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导致核心自变量具有内生性。本文采用扩展回归模型（ERM）纠正内生性偏误实证分析乡村旅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与传统处理内生性的模型相比，ERM模型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将自变量或控制变量的内生性、处理效应中处理变量的非随机分配性和内生性的样本选择等三大内生性问题放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处理[33]，并且能够对应其内在的不同子块分析变量之间的影响作用，进行处理效应测算。同时，对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分析具有较强的适用性。首先利用ERM中内生工具变量法修正参数估计偏差，分析参与乡村旅游及其他因素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此展现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之后，运用其内含的内生处理效应模型测算参与旅游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大小，并进行不同群组之间的效应比较。基于内生工具变量法设定模型为：
式（1）为贫困脆弱性方程，式（2）为旅游参与方程。式中：Vi是第i个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值；
Li为核心自变量，表示农户i是否参与旅游，参与记为1，未参与记为0；
由于该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将式（2）设定为Probit模型；
Xi为控制变量，Ii为Li的工具变量，ωi和εi为随机误差项。α0、γ、τ、β1、β2为待估参数。
假设随机误差项（ωi,εi）服从期望值为0的二维正态分布，即：
式中：ωi的方差被标准化为1，ρ为(ωi,εi)的相关系数。对核心自变量的内生性检验通过检验“H0∶ρ=0”来进行。
由于工具变量法模型系数仅能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向，进一步将参与旅游作为内生处理变量，运用内生处理效应模型子块测算参与旅游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减缓效应，其基本原理是基于“反事实框架”测算处理组（旅游参与户）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和全样本的平均处理效应（ATE），剔除不可观测因素对模型的影响偏差，提高效应估计的精度。
结合农户参与旅游的现实状况和相关研究[30,34]，本文选取房屋与核心景区距离、人均住房面积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房屋与核心景区的距离较近的农户参与旅游具有天然便利[34]，家庭住房条件优越利于农户从事农家乐等旅游经营活动[30]；
另一方面，脆弱性本质上是家庭未来福利下降或陷入贫困的概率，而住房更多是旅游地农户参与旅游经营改善贫困状况的前置条件，因而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
2.2 变量选取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贫困脆弱性。参考Chaudhuri等[7]的研究，使用预期贫困脆弱性（VEP）方法测算贫困脆弱性，通过估计未来消费均值和方差预测家庭消费低于贫困线的概率。使用消费而非收入指标测算贫困脆弱性，主要基于两个方面考虑：其一，由于乡村旅游收入受市场需求、游客偏好、自然环境等影响较大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使用收入指标会因一些不可控因素的限制而存在测量误差；
相较而言，家庭消费一般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平滑性[11]；
其二，使用消费指标可一定程度克服参与旅游与家庭收入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便更准确估计旅游对家庭未来福利的改善状况。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Pr(·)为概率函数，ø(·)为正态分布函数，Vi为贫困脆弱性值，exp(ci)和exp(δ2)分别为预期的人均消费均值和消费方差。Z为贫困线，使用脱贫攻坚时期陕西省3 015元脱贫标准作为贫困线。同时，将世界银行人均每天1.9美元线作为对照和稳健性检验。对于exp(ci)和exp(δ2)的估计，选取家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土地和人口等影响持久性收入的变量（Xi）回归观察到的支出，将方程拟合值作为预期消费期望，用残差平方项估计消费方差[7]。最后，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消除截面数据的异质性进行估算。
2）核心自变量。农户是否参与旅游（“旅游参与”）为本文的核心自变量。西部山区参与旅游的主要形式有从事农家乐、民宿、土特产销售和小吃摊点等经营活动，在旅游景区从事服务接待、附近餐饮店打工或景区务工，个别以房屋租赁、土地流转和入股分红等形式参与。农户参与其中一种并获得相应收益即视为参与旅游。
3）影响机制变量。收入水平、收入不确定性和生计多样化为影响机制变量。收入水平方面，结合理论分析，分别选用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数、人均经营性收入对数和人均工资性收入对数作为收入水平变量，分析乡村旅游对家庭总收入、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收入不确定性方面，采用两步法测度收入不确定性，分别建立家庭人均纯收入、人均经营性收入和人均工资性收入的收入决定方程，并运用方程得到的暂时性收入测量收入不确定性，具体测算方法参见钱文荣和李宝值[35]的研究，在此省略。参考此方法建立的收入决定方程中其影响因素选取与本文式（1）中的控制变量相同。生计多样化方面，参照Gautam和Andersen[29]的研究，使用“生计多样性指数”反映家庭生计多样化。具体而言，对家庭除旅游外从事的每种生计活动赋值为1来计算生计多样性指数，如单个家庭同时从事农业、旅游和非旅游外出务工，则其多样化指数值为3，以此类推。
4）控制变量。农户贫困脆弱性因家庭规模、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家庭资产和生计环境等状况而具有明显差异。通过对已有文献梳理[9-10,32]，本文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劳动力规模、可求助亲友数、家庭资产、耕地面积、林地面积、财产损失）和村庄特征（村镇距离、所在地区）三个方面。以上变量定义及统计结果见表1。
2.3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课题组2017年6—8月在秦巴山区所做的旅游扶贫与农户生计专项调查。秦巴山区是我国原集中连片贫困区和西部重点生态功能区叠加地区，辖区内自然资源丰富但生态脆弱，经济基础薄弱、生计水平偏低、致贫原因复杂，许多农户贫困退出后生计仍具有脆弱性，返贫风险较高。选取该区域的陕西省第一批旅游扶贫村为样本框，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安康、汉中、商洛和宝鸡4市22个村展开入户调查。在收集数据过程中，首先与旅游局、扶贫部门负责人和村镇干部进行深度访谈，总体了解当地旅游发展情况和农户生计特点，之后采取便利抽样和结构化农户问卷，对调查时点居家的18～65岁户主或其配偶进行随机访谈，调查内容包括家庭人口特征、生计资本、生计活动、旅游参与形式与收益、获得精准帮扶状况等。共发放问卷875份，回收有效问卷841份，问卷有效率为96.11%。
3.1 乡村旅游与农户贫困脆弱性分析
在全部样本中，参与旅游农户311户，占比36.98%，这一比例与调查地实际参与旅游的农户比例基本吻合。参照王超等[36]的研究，将旅游参与形式分为旅游经营、旅游务工和其他形式（房屋出租、土地流转等）三种。样本旅游参与户中有75%从事旅游经营，18.06%进行旅游务工，6.94%的农户以房屋出租等其他形式参与。以上数据表明，调查地农户总体参与旅游比例不到40%，且以旅游经营为主。由于旅游开发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部分居民因人力资本和从业技能限制与旅游企业正式用工要求也存在差距，旅游务工空间仍有待挖掘。其他形式参与比例低是因为调查地旅游开发与村庄资源联系不够紧密，对农户土地、房屋等资源价值盘活较为有限。
在省脱贫线下，选取目前使用最广泛的50%为贫困脆弱率的阈值，样本农户中有29.58%的参与旅游农户处于贫困脆弱性状态，即将近1/3的旅游参与户未来陷入贫困风险较高，且非旅游参与户的脆弱率为52.08%（表2），相对更高，说明这一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十分必要。采用1.9美元贫困线的结果呈现相同趋势，但脆弱率要低。从脆弱性均值差异来看，旅游参与户的贫困脆弱性均值显著低于非旅游参与户，表明相较而言旅游参与户陷入未来贫困的风险更低。结合调查数据，可能是由于较好的资本禀赋能够缓冲风险冲击造成的损失或返贫可能性。
表2 不同贫困线下的农户贫困脆弱率与脆弱性Table 2 Poverty vulnerability ratios and values of rural households under different poverty lines
全样本中旅游参与户和非旅游参与户除耕地、林地面积无显著差异外，前者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网络都相对更优，如旅游参与户户主平均年龄为49.06岁，户均劳动力规模为3.106人，遇大笔开支可求助的户数为4.321户，均显著高于非参与户。但这并不意味着参与旅游与农户贫困脆弱性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反，两组之间的显著差异说明样本选择偏误不可忽视[17]，因此有必要采用ERM模型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3.2 乡村旅游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分析
基于ERM工具变量法将参与旅游作为二分内生变量分析其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贫困脆弱性方程和旅游参与选择方程回归误差项的相关系数ρ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3），说明核心自变量具有内生性，ERM模型适用。旅游参与方程估计结果表明，工具变量房屋与核心景区的距离对是否参与旅游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人均住房面积呈显著正向影响，证明了工具变量的合理性。贫困脆弱性方程估计结果表明，旅游参与与贫困脆弱性呈显著负向影响，说明乡村旅游显著降低了农户贫困脆弱性。且不同贫困线下模型所有变量影响方向均相同。以上分析表明，西部山区农户通过参与乡村旅游能够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
表3 乡村旅游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的ERM工具变量法估计Table 3 ERM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of the impacts of rural tourism on rural households’ poverty vulnerability
控制变量影响方面，户主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够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
家庭劳动力规模、可求助亲友数、家庭资产与贫困脆弱性呈显著负向影响，表明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抵御生计风险具有积极作用；
耕地面积和林地面积对贫困脆弱性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自然资本是西部山区农户满足生存需要的基本保障。此外，家庭遭受财产损失对贫困脆弱性造成正向冲击，增加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村镇距离越远，村庄的物理通达性和市场化程度越差，不利于降低脆弱性，但并不显著。
基于ERM内生处理效应模型测算乡村旅游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表4）。依据反事实框架，ATT系数结果表明，在省脱贫线下，参与旅游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比如果没有参与时降低13.7%。ATE为全样本的平均处理效应，即参与旅游与未参与旅游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差异，表明参与旅游具有显著的贫困脆弱性降解效应。
表4 乡村旅游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估计Table 4 Estimation of the effects of rural tourism on the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3.3 乡村旅游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差异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不同景区带村模式、旅游精准帮扶和旅游参与形式下乡村旅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可能差异，本文分别按照村庄所临近的核心景区星级、家庭是否受到旅游精准帮扶和农户旅游参与形式进行效应差异分析。
通常，景区带村作为一种重要的旅游扶贫模式，是指依托核心景区带来大量游客，带动周边农户参与到旅游活动中，通过增加收入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目标[23]。景区旅游产业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农户受益的基本面，使用村庄所临近的核心景区星级来反映当地旅游产业发展状况，并分别测算不同星级景区带动下参与旅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4A级及以上景区旅游发展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显著为负，4A级以下景区作用不显著（表5），表明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带村模式有助于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能有效地防止返贫。结合调研观察，西部山区4A级以下景区旅游开发规模小，实践中往往面临资金不足、项目短期化、市场竞争力有限等问题，限制了旅游减贫效果可持续；
4A级及以上景区多由外部招商引资开发，具有实力雄厚、资金充足、开发规模大，旅游品牌知名度高等优势，对周边辐射力度大。以往研究指出，外部资本强逐利动机使景区带村主动性不强，扶贫可持续性较差[37]。本文研究发现与此不同，可能原因是这些景区一般客流稳定、基础设施条件便利和就业机会较多，一些农户在旅游发展初期便参与到旅游活动中，逐渐积累了从业能力和资源，收益较为稳定。此外，在精准脱贫政策推动下，景区与社区逐渐形成了 “旅游企业+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等利益联结模式，能够起到助脱贫、降低脆弱性的作用。
从旅游精准帮扶效应来看，受到和未受到帮扶的农户参与旅游对贫困脆弱性都具有显著负向效应（表5）。西部山区旅游精准帮扶包括以奖代补、产业补贴、小额信贷、税收减免、农家乐挂牌与星级评定、旅游相关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区别于兜底保障等手段，旅游精准帮扶措施主要侧重培育贫困主体的内生发展能力[24]。如烹饪、服务接待礼仪等旅游相关技能培训弥补了农户的从业技能短板；
产业奖补、小额信贷等政策主要瞄准农户金融资本不足，撬动生计资本存量，提升家庭抗风险能力。但从效应差异看，未受到帮扶的农户旅游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减缓效应更大，可能解释是旅游扶贫过程存在家庭资本准入门槛[22]，受到帮扶的大多为低收入群体，其受禀赋约束从旅游中获益较少，而一些村庄能人精英虽在政策瞄准的范围之外，但因自身家庭资本充足、社会资源较多更易抓住发展机会，通过参与旅游其未来贫困概率更低。
基于旅游参与形式的效应测算结果显示，农户从事旅游经营和旅游务工均能显著降低贫困脆弱性，且旅游经营的影响效应较大；
以其他形式参与因样本量少、对家庭收入贡献有限而作用不显著（表5）。旅游经营是西部山区农户参与旅游的主要形式，这类家庭大多数生计资本丰富，遇到风险冲击时可通过储蓄、存量资产和社会网络等进行脆弱性缓解或返贫预防，有较强的风险防范和恢复能力；
而旅游务工家庭一般兼业化程度高、除单纯旅游打工外兼顾农业或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弥补了旅游打工收益低、临时性突出且不稳定的不足，使家庭遭遇冲击时可采取应对策略来缓冲风险。以上分析表明，旅游参与形式选择亦是乡村旅游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
表5 乡村旅游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差异Table 5 Differences of the effects of rural tourism on the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3.4 影响机制检验分析
1）乡村旅游对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使用ERM内生工具变量法检验乡村旅游对家庭总收入、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水平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参与旅游对家庭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经营性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表6），表明参与旅游能够增加家庭总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从而降低农户未来陷入贫困或持续贫困的可能性，但工资性收入并未因参与旅游显著增加，不利于脆弱性降低。以上分析表明，西部山区乡村旅游主要通过带动农户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增收，降低未来贫困概率。旅游发展虽也为居民提供了部分务工岗位，但这些岗位大多是临时性和非正规就业，缺乏正规劳动合同和福利保障[38]，收入缺乏稳定性，其对缓解贫困脆弱性作用不突出。
表6 乡村旅游对农户收入的影响Table 6 Impacts of rural tourism on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2）乡村旅游对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参与旅游与家庭总收入、经营性收入不确定性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工资性收入不确定性作用不显著（表6），表明参与旅游使农村家庭总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不利于降低贫困脆弱性。与理论分析一致，在旅游精准帮扶下，家庭发展产业仍须遵循市场逻辑。农户参与旅游经营势必面临季节性、游客偏好变化等风险，成为减少脆弱性的不利因素。
3）生计多样化的调节作用。鉴于ERM模型的包容性，同样使用其内生工具变量法进行生计多样化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生计多样化系数显著为负，即调节变量独立作用呈负向显著（表7，模型1），说明除旅游外的多样化生计有助于分散风险，降低脆弱性；
旅游参与和生计多样化交互项系数为正，说明旅游与其他生计方式在降低贫困脆弱性方面具有某种程度的替代，但并不显著，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鉴于调查地农户除旅游外主要以务农或外出务工居多，进一步探究参与旅游与务农、外出务工结合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发现，是否务农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显著，而旅游参与和是否务农的交互项显著为负（模型2），表明务农在旅游对贫困脆弱性负向影响中起到强化作用；
是否外出务工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与旅游参与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模型3），但系数为正说明外出务工与参与旅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具有一定替代关系。
表7 生计多样化的调节作用Table 7 Moderating effect test of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上述分析表明，西部山区农户参与旅游兼顾传统农业强化了旅游降低脆弱性的作用，与理论假设相符。虽受气候变化、农产品价格等制约导致当地农业收益普遍较低，单纯的农业生产无法保障家庭摆脱贫困陷阱，而旅游兼业务农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旅游经营风险、降低成本，化解旅游淡季隐性失业矛盾，有利于产生与生计多样化伴随的“范围经济”效应和更高收益回报[29]。相反，旅游作为一种替代生计减少了外出务工时间和劳动力分配[30]，二者结合对家庭风险应对、改善脆弱性的作用不明显可能是因为旅游淡季外出务工机会具有临时性和偶然性，在不易获得的情况下农户会选择赋闲在家或务农。总体而言，旅游地生计多样化在旅游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过程中起到一定调节作用，但未来减贫成果持续巩固还有待参与旅游与淡季务工或就近非农就业的紧密结合。
4.1 结论
研究表明，参与乡村旅游显著降低了西部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与未参与时相比，参与旅游使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了13.7%。4A级及以上景区带村和受到旅游精准帮扶农户参与旅游具有显著的降脆防贫作用，脱贫攻坚期景区带村模式和到户旅游精准帮扶措施对防止农户返贫、降低脆弱性具有明显效果；
旅游参与形式选择亦是影响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其中旅游经营的减贫效应更大。
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乡村旅游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降低贫困脆弱性，但旅游影响的经营性收入不确定性是加剧脆弱性、引致返贫风险的隐患，工资性收入对缓解贫困脆弱性无显著正向作用。在西部山区旅游兼业普遍状况下，生计多样化在旅游参与降低贫困脆弱性中起到一定调节作用，其中兼顾传统农业强化了旅游参与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效果，而旅游与外出务工一定程度上形成替代，二者未形成减贫合力。
西部山区旅游产业发展对农户持续增收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意义重大。本文从农户旅游参与行为切入，考察了乡村旅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弥补了以往研究忽视旅游对未来贫困作用的不足。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样本来自于脱贫攻坚时期，且受疫情影响无法获得最新的追踪数据，以更准确把握旅游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变化。尽管如此，鉴于旅游从业农户兼业生计方式一直普遍存在，参与旅游仍是多样化生计的选择之一，旅游与农业等传统生计的结合使其在面临冲击时具有一定适应能力。此外，当前防返贫进程中“四个不摘”原则落实保证了扶贫政策的延续性，部分低收入群体仍可通过旅游精准帮扶维持稳定脱贫。因此，本文研究结论对聚焦西部脱贫地区旅游参与户的返贫风险和旅游扶贫进一步精准施策、防范返贫致贫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提供了参考依据。旅游产业是市场导向的扶贫手段，其减贫过程易受自然灾害、经济危机、流行病等冲击及个体内生动力制约，未来需要进一步关注乡村旅游市场风险、产业精准帮扶、农户内生发展动力等对旅游减贫成效持续巩固的影响。
4.2 建议
1）正视乡村旅游产业本身的脆弱性和收益不确定性，以农户持续增收为目标，推动西部山区乡村旅游长效发展。现阶段，乡村旅游需要外部冲击后的产业复苏和促进高质量发展，要立足脱贫攻坚期的旅游产业发展基础，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规划、加大旅游开发投入，加快西部山区自然生态资源价值转化；
扩大周边游和本地旅游产品供给，注重民宿、露营、研学和康养等中高端休闲产品开发，提升乡村旅游消费品质，降低因旺季时间短、产业单一等造成的旅游增收风险。同时，充分利用目前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建设契机，在西部山区打造一批“景区带村”的典型示范，科学引入工商资本，进一步挖掘景区带贫潜力。
2）保持旅游扶贫政策稳定，统筹兼顾普惠性政策和精准帮扶措施。降低贫困脆弱性，需着眼于农户旅游参与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培育。为此，一方面需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并与旅游企业、职业院校、行业协会等部门紧密合作，确立旅游职业技能培训完整菜单，加强农户旅游经营、现代营销手段、网络推介、服务技能等方面培训，通过普惠性政策全方位提升个体旅游从业能力和市场意识。另一方面，本文发现，受到旅游精准帮扶农户参与旅游降低脆弱性的效应较低。因此，应继续保持瞄准型旅游帮扶政策的稳定性，提高瞄准精度并扩大覆盖范围，将小额信贷、产业奖补、优先旅游就业等精准帮扶措施向包含脱贫户在内的低收入群体倾斜，减少返贫概率。
3）延伸旅游产业链、促进农旅融合，加强利益联结。鉴于乡村旅游与农业具有天然联系，以及本文研究发现传统农业对旅游降低贫困脆弱性的强化作用，建议积极推进农旅融合，发展旅游产业上游的农产品加工业和下游休闲观光业，打造全产业链，将农户嵌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促进旅游生计多样化，降低单一生计风险引致的脆弱性。利益联结方面，需要加强旅游企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与农户的利益联结，通过订单生产、股份合作、就业带动等拓展旅游增收渠道，让农户获得更多旅游收益。此外，考虑以农家乐协会或乡村旅游合作社为平台，在政府扶持下构建旅游个体经营风险防范与补偿机制，降低旅游产业冲击下的农户脆弱性，防范返贫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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