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盛志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中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激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演绎出全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壮阔历史场景，中华民族觉醒得到集体呈现并引发质的飞跃，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塑造历程。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疫情危机三重叠加，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面临着许多风险与挑战。以史为鉴，深刻分析总结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塑造历程对推进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有着现实的意义和启示。
（一）共同体塑造的思想基础：无数仁人志士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认识逐渐深刻
1840 年以来，鸦片战争及接踵而来的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使中华民族生存的共同家园遭受蹂躏，共同的命运将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02 年，梁启超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一词，逐渐成为中国境内各民族人民身份认同的符号，随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孙中山提出的“五族共和”虽未能真正反映中国近代民族问题的根本实质，但辛亥革命带来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实际上就是“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并为中国近代民族共同体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五四运动高举起爱国主义伟大旗帜，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觉醒。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开始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考，在中共创始阶段，李大钊提出的“新中华民族”概念认为各民族已经融合为一体，就蕴含着“共同体”的价值标准。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即统一民族主义国家”的目标任务。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使用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全方位进行社会动员促进各民族共同抗日，开启了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938 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进一步明确指出：“针对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对中华民族的构成进行了新的界定，突破了清末民国以来国内各界关于民族的种种论说，“明确了‘汉、满、蒙、回、藏’之外的其它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准确概括了中华民族的族群构成”，避免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用“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论分裂中国的图谋。《抗日战士政治课本》指出“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命运共同体。由此可见，随着抗日战争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内涵的认识逐渐深刻，已经蕴含着“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关系。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共同的命运迫使中国各民族必须团结为一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才能获得自身解放。中华民族先进分子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内涵的认识、宣传和思想动员过程，强化了民众对中华民族的深度认同，命运共同体意识逐步凝聚。
（二）共同体塑造的政治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重要平台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空前的民族危机迫使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觉悟空前提高，中国共产党及时分析了斗争形势，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是中日矛盾，指明了斗争的方向。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方针。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特别是淞沪会战爆发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战，对国民党的态度和立场产生了较大影响。1937 年9 月，《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庐山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好地协调了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各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的政治主张，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塑造中发挥了特殊和关键的作用。毛泽东指出：“只有抗战，才能统一团结全方面。这种统一团结，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以后，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对整体中华民族命运深切关注，先后投入到抗日斗争洪流中，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各族群众还通过运输物资、捐款捐物、参与修建飞机场和道路等方式大力支持抗战，5 万多名台湾同胞到大陆参加抗战，港九大队在香港组织了上百场战斗，抗战时期仅归国参战的粤籍华侨就达4 万多人，涌现出周保中、马本斋等少数民族抗日英雄和陈嘉庚、司徒美堂等爱国华侨领袖。抗日战争加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提升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深度认同，也增进了各民族间的团结统一，正如习近平指出：“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共同的革命动员和凝聚整合全民族各阶层中一切生动力量，大力推进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工作，富有成效地解决了抗日战争中的关键问题，极大地提振了民众的抗战士气和抗战信念，意义重大、作用非凡。毛泽东深刻指出：“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重要平台，激发了民众强烈的爱国热情，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自觉，强化着各党派、阶层、民族和团体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与凝聚，中华民族由此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使中华民族逐步成为具有共同利益和命运的多民族共同体，为全民族坚持抗战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证。
（一）共同体塑造的重要前提：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的实施
中华民国提出了各民族平等思想，但蒋介石政府虽然口头上讲民族平等，但其“民族自决自治论”等民族政策实际上是主张大汉族主义，存在民族同化与民族压迫。这种虚伪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其统治，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提倡民族团结，从党的一大就开始强调民族平等，党的二大又提出了基于民族平等原则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政治主张。中央苏区时期，就非常重视从政策法律上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1931 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提出：“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一系列民族平等政策，如《论新阶段》（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等，均体现了我党坚持民族平等的思想。在边区政权建设中，又制定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政会选举条例》等条例保障各民族平等的政治参与权。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为各民族平等提供了法律保障，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充分调动了各民族抗战的积极性，成为塑造及凝聚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前提。
（二）共同体塑造的制度基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构想与探索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以“中国本部”和“边疆民族”之名分化中华民族。为此，侵略者精心培植一些分裂势力，假借“民族自决”在东北制造出一个伪满洲国，继而策动内蒙独立、华北分治等一系列分裂活动。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深刻认识到少数民族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在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逐步形成了正确的民族观并开始探索了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为此，《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指出“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的自治政府”。由此，1936年10月成立了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开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探索。1938 年的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允许“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成为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实际政策。在此，党将民族自决权直接导向了自治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统一的框架下建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此后，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一具有宪法性质文件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包括5 个回民自治区和1 个蒙民自治区在内的一些区、乡自治机构，提升了少数民族的政治意识，激发了抗日积极性，增强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深度认同。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从纲领、道路、政策、方针各方面把中华民族联合成整体上升到理论和自觉意识的高度。民族自治权也是中国共产党协调中华民族认同与各民族认同的重要机制。可以说，抗战时期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中华民族保持完整性、增进各民族中华民族认同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一）共同体塑造的社会基础：抗日民主政治建设平衡了民众共同的政治主张和利益诉求
抗战初期，为达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就表明人民民主对于抗战胜利的重要意义，主张“实行最适合于抗战的彻底的民主制度”。为了加强与抗日各阶级、阶层的团结合作，吸引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济、文化、选举制度、施政方针等方面提出民主政治建设构想。《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就明确规定了“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都有“言论、出版、居住及思想信仰自由等”各项平等权利。在敌后根据地政权人员组成上，严格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个新民主主义宪政最大限度的涵盖了各阶层抗日民众的权利和利益诉求，体现了最广泛的民主，因而也为社会各阶层民众所接受，并成为他们的共同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保障少数民族拥有参政权，制定一系列保护少数民族利益和权利的具体政策，不仅让他们平等地参加选举，而且在选举中给予特殊的优待，如1941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政会选举条例》规定：少数民族居民按照一定人数比例可当选乡市、边区参议员，从而维护了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此外，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协调共同政治主张，平衡利益诉求。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基层抗日民主政治成效显著，既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愿望又平衡了各族人民共同的政治主张和利益诉求，很好地团结各族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救国，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共同体塑造的经济基础：发展经济顺乎民情民意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非常艰苦，要激发他们参与抗日，关键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为此，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指出：“反日战线中的广大民众，应该满足他们的基本利益的要求，只有满足他们的要求，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和彻底的胜利。”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进一步强调“立即开始实行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为此，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一是从作风建设、农业、工业、商业、财政等方面制定积极而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生产发展。首先，通过“开荒”、劳动竞赛、整风运动等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和艰苦创业精神，提高劳动积极性。其次，通过积极发展公营商业、私营商业、生产合作社等建立自给经济，保障了民众的生活需求。另外，制定鼓励发展工业的政策，为吸引边区内外工商实业家来边区投资，政府对于工业予以定期免税、低利贷款和帮助，推动工业发展；
二是协调平衡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一方面要求地主及资本家尊重老百姓的利益，“对于工农的生活及待遇极力加以改善”。另一方面，要求广大民众也要顾全大局，“凡与抗日救国不适合的要求，我们同样不主张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新经济政策的积极实施下，极大地促进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工商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顺乎了民情民意，也满足了军事斗争的物质需求，而保障抗日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则是激发民众抗日热情和中华民族意识的重要方式。
（一）共同体塑造的精神基础：伟大的抗战精神唤起了各民族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促进了民众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有效凝练，是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灵魂。抗日战争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升华，正如习近平指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由于历史的原因，鸦片战争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各民族之间还存在不少的隔阂和矛盾，国家处于军阀混战中四分五裂，被西方嘲笑为“一盘散沙”，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敢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空前紧密团结，激发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迸发出包含强烈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必胜信念等主要内涵的伟大抗战精神，极大升华了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各族人民坚持抗战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抗战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军民勇往直前、不怕牺牲、顽强抵抗，涌现出“刘老庄连”“狼牙山五壮士”“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表现出了坚韧不拔的顽强斗志和无所畏惧的英勇反抗精神，展现了中华儿女敢于担当、勇于奉献、不怕牺牲的优秀精神品质，唤起了全国各民族人民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实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度团结。也正是在伟大的抗战精神的指引下，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得到显著提升，民族凝聚力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彻底觉醒，为中国人民长期坚持抗战、夺取最后抗战胜利奠定了强大的精神根基。
（二）共同体塑造的文化基础：抗战文化构筑起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追求
抗战文化是战胜日寇不可或缺的“软实力”，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他把文化建设队伍比喻为能战胜敌人的军队。因此，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抗战烽火中最大限度地吸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养料，大力弘扬自强不息、威武不屈、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等中华优秀传统，大力推进抗日文化的民族化进程和大众化发展。《论持久战》《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等中华革命文化的经典之作，以其独特的方式吸引、感召抗日军民，成为鼓舞中国军民团结抗战的强大动力。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中华文化逐渐走向衰微，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三民主义”缺乏先进世界观的指导，也没有广泛团结各族人民，因而未能成为中华民族共有之思想文化基础，导致中华民族面临着深刻的命运共同体文化价值危机。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跨越旧思想的藩篱，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目标，并且注入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品质，与中国当时社会和经济生活变化的大趋势取得内在的一致性，成为中国人民自觉接受的文化，从而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激发了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和英雄血性，唤醒了中华文化从自在向自觉的转变，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凝聚共同的文化价值追求，成为战胜日寇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推动各民族坚定‘五个认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借鉴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历程，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以“四个共同”“五个认同”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内容，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及思想基础，重点从政治、精神、文化、经济等四个维度进行推进，增强中华民族的内聚力，使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人民心灵深处。
（一）政治维度上，增强“四个共同”“五个认同”宣传教育，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可以说，抗日战争深化了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体现着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历史必然。当前，影响我国团结统一、社会稳定的国际国内政治因素有着新的特征，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依然繁重。“四个共同”深刻表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共有的地域空间、历史条件、文化基因、精神家园，是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理论提升，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根基。因此，要引导各族人民深刻理解“四个共同”和“四个与共”，才能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五个认同”强调的是民族大团结，是对国家、民族、文化、执政党、制度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前提。学者们普遍认为，“五个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在“五个认同”宣传教育中，要诉诸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变迁的整体叙事，要诉诸国家、民族、社会的宏观演进脉络，结合抗战史深入开展“四史”“五观”学习宣传教育，使各族群众深刻认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自觉来之不易，引导各族人民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永远不变，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促进各族人民对“四个共同”“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的高度认同，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和思想基础。
（二）精神维度上，大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核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中必须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建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抗战时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得到了极大弘扬，抗战精神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年代，我们更要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心态深入开展爱国主义和抗战精神教育，充分认识抗日先烈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家国情怀，充分认识中国各族人民以血肉之躯筑长城、重塑民族自尊的无畏精神。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挖掘和弘扬更多的精神力量，如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建党精神、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的井冈山精神、中国共产党传家宝的延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的抗美援朝精神、拼搏奋斗的改革开放精神、众志成城的抗疫精神、以人民为中心的脱贫攻坚精神等。这些民族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智慧、中国情怀、中国气魄、中国底色，集中展现了中华儿女理想崇高、勇于担当、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英勇顽强、舍生忘死、勇于拼搏、开拓创新、众志成城、命运与共、敢于胜利的民族精神，是爱国的精神力量，是攻坚克难的精神力量，是正气昂扬的精神力量，是英勇拼搏的精神力量，更是凝心聚力的精神力量，更是“五个绝不答应”的底气和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三）文化维度上，深化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增进文化自识、自信、自强、自觉
抗战文化坚持民族化进程和大众化发展，唤醒了中华文化自在向自觉的伟大转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奠定了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文化认同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根脉。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会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因此，深化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增进文化自识、自信、自强、自觉，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首先，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传承，增进文化自识。深化“根文化”观念，将能反映民族文化之根的各类经典著作纳入学校教育体系，让学生了解“根文化”历史渊源与文化意蕴。引导各族群众了解国家、民族、区域、族群的历史记忆、风俗习惯、仪式符号、制度体系等基础知识，推动建立一批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中华文化符号、彰显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文化项目，增强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深度认同；
其次，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增进文化自信。坚持文化活动的传统性、先进性和时代性融合发展，让各族群众真正被先进文化现象所吸引、被先进文化事件所感动，从而理解、认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促进全社会形成共同的文化价值追求，提升中华文化自信；
再次，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增强文化自强。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各族群众交流互嵌的社会条件，加强群众文化活动阵地建设，在共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基础上打造共同的“节庆文化、娱乐文化、饮食文化、体育文化”，充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各民族优秀文化元素融合，实现各民族居住互嵌、生活交往、文化互鉴、心理交融；
第四，健全中华文化认同宣传教育机制，增强文化自觉。借鉴抗战文化的传播经验，注重从各族群众的认知逻辑和生活空间出发，积极营造社会舆论环境，对民族团结进步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有效宣传。同时，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和评估机制，确保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工作目标落到实处，推动中华文化认同走向全体自觉。
（四）经济维度上，推动民族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各项民族政策和社会变革，都非常注重维护各族群众的利益和权益，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经济，关注民生，平衡利益，将抗战目标与基层社会民众生活逻辑相结合，找到了最大公约数。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关键是要使民族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为此，习近平庄严承诺：“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决不让一个民族地区落伍。”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奋斗起点，民族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必须继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树立人民至上理念，坚持紧贴民生和“五位一体”建设，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起来，推动农村产业革命、夯实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夯实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夯实乡村振兴的生态基础；
健全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夯实乡村振兴的保障基础。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换为金山银山的机制，把旅游业打造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和战略性支柱产业，紧紧围绕民族团结和民生改善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党的领导，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进一步发挥好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社会帮扶等制度，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坚持用好用活用足各项政策，坚持用好用快用活各项资金，充分释放民族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潜力，让低收入人口、民族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