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经济管理理论博弈及其安全研究

田富强

(西安文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0065)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经济管理理论博弈及其安全研究,旨在进一步创新经济管理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将中国丰富的经济管理实践转化为创造性的经济管理理论,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体系,丰富经济管理安全保障理论,创建系统的经济管理理论安全保障机制,凸显经济管理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推进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理论体系的创新。本文欲在此领域做一些有益的探索。

面向未来30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开创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总体国家安全观[1],对于保障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领域的总体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2]“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3]。统筹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蕴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逻辑[4]。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有助于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5]。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有助于不断增强国家安全能力[5]。确保经济安全,应对经济发展的重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6]。影响经济安全的内外因素复杂,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任务艰巨[7]。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障,需要强化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着力提升粮食、能源、金融等领域安全发展能力[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确保经济管理理论安全,关乎我国经济安全发展。经济安全包括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保障经济管理理论安全,是确保经济管理实践安全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8]。立足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理论能否实施的标准,才能保障经济管理理论安全。

(一)理论博弈主体

理论博弈往往是理论水平较高的输出方单方面发起、理论水平较低的输入方单方面应对的不均衡博弈。第一,理论博弈发起者是理论输出方,通过邀请入境、访问、访学、交流、讲座等方式,争取支持理论输入方人员,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包括制造有利于其形象的舆论、组织有针对性的舆论战等。

第二,理论博弈接受者是理论输入方。理论博弈产生效力的基础是输入方有意无意的配合,包括输入方决策者及其学界的意见:(1)理论输入方决策者是决定性因素,分为四种情形:一是务实型决策者,意识到理论博弈正在发生,反对基于特定理论改变制度与政策;
二是理性型决策者,未意识到理论博弈正在发生,反对基于特定理论改变制度与政策;
三是幻想型决策者,未意识到理论博弈正在发生,赞同基于特定理论改变制度与政策;
四是谋略型决策者,意识到理论博弈正在发生,接受基于特定理论改变制度与政策。(2)理论输入方学界具有特殊地位。赞同基于特定理论改变制度与政策者分为三种:一是创新型,对理论博弈一无所知,从创新角度认为输入理论具有前瞻性,忽视己方的实际和约束条件,未意识到制度与政策变革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二是附和型,不具备独立判断能力,对理论博弈一无所知,认为凡是理论输出方推荐的理论都值得尝试,未意识到制度与政策变革可能导致的巨大风险及灾难性后果;
三是合作型,与理论输出方共同推进理论博弈。反对基于特定理论改变制度与政策者分为两种:一是清醒型,未意识到理论博弈正在发生,意识到特定理论与本方约束条件大相径庭;
二是理智型,意识到理论博弈正在发生,反对该理论可能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损失。

(二)理论博弈形式

理论博弈形式包括人员交流、知识输出、奖项鼓励与媒体传播。一是输出方以培养输入方特定人员的方式输出特定理论。二是通过期刊、书籍等输出特定理论。输出方吸引输入方人员在其控制的期刊投稿,使输入方人员学习、接受、传播、普及特定理论。输出方通过输出教材,占领输入方课堂,让特定理论深入人心。三是通过学术奖项激励方式聚焦特定理论。一些大奖被用作理论博弈工具,奖励特定理论相关人,提升特定理论影响力。四是大力扶持媒体,通过信息平台在输入方普及特定理论,凝聚共识。

理论博弈类型包括纯粹博弈和混合博弈。一是纯粹博弈。如果输入方未意识到理论博弈正在发生,输出方实现理论博弈的预期效果,属于技术层面的纯粹博弈。输入方应对纯粹博弈的对策包括:坚持实践是检验理论是否实施的标准,以是否有利于本方实践为标准,确定应该采纳的理论、制度与政策;
提升决策者与智库的理论水平。二是混合博弈。如果输入方意识到理论博弈正在发生,输出方实现理论博弈的预期效果,博弈混入非学术因素,即混合博弈。输入方应对混合博弈的对策有:完善治理机制,甄别并遴选与输入方利益完全一致者进行制度与政策变革;
完善决策机制,把好制度与政策变革关,确保能够识别并避免理论陷阱。

(三)理论博弈机理

经管理论博弈之所以具有效力是基于下述假设: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能力对经济体有重要影响,企图弱化对方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能力;
制度与政策是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变量与核心要素,理论对制度与政策选择具有关键影响;
特定经济体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制度是唯一的,非最优制度效应下降;
理论、制度与政策必须契合实际。

经济体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管理理论研究水平的差距,就可能出现理论流动的势位差,理论流动就有动力。新理论在理论输出方如果有效,就可能进一步推广。而理论输出过程中,可能夹带损害对方的理论。输入方对输出方的理论形成信赖后,可能全盘接受输入的理论;
基于输入理论制定的制度不适合本国经济管理实际,就会产生损失。

第一,理论有效的基础在于对症施治,理论博弈的效力在于药不对症。(1)经济管理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其中有两种观点比较极端:第一种是否定所有经济管理理论的价值,拒绝借鉴其他经济体的发展经验;
第二种观点是认为任何一种经济管理理论,对所有经济体发生同样作用。(2)实践是检验理论能否实施的唯一标准。理论是否适应特定经济体,必须以实践作为检验的唯一标准。经济管理理论必须切实有效。理论是否促进输入方经济管理水平提升,只有实践才能回答。(3)理论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对症下药。同一理论对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与治理能力的提升作用不同。当约束条件发生变化时,理论可能从正确变为错误。理论必须对症,不同的约束条件,需要不同的理论、制度和政策。适应特定经济体的经济管理理论往往具有特殊性。输入方经济管理实践、禀赋与约束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适合的理论、制度与政策具有特殊性。要针对特定的约束条件,寻找能够匹配的最合适的经济管理理论、制度和政策。对特定经济体最适配的理论,往往不一定是最先进的理论,要摒弃以是否先进作为评价标准的理论至上思想。(4)理论博弈发挥效力的基础是药不对症。输入理论无法解决特定发展阶段的特定经济体的问题,可能加剧困境,导致经济体崩溃。

第二,经济管理理论博弈条件下理论输出方的策略。一是理论创新。二是理论分享,理论创新成果对其他经济体产生溢出效应,共同分享创新成果。三是理论设陷。博弈状态下,理论输出方将经管理论作为工具,试图削弱输入方的经济实力,设置陷阱。四是理论输出。如果理论输出目标是理论博弈,输出方动员学界、政府情报部门等全部力量,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输出可能使对方陷入困境的特定理论。

第三,经济管理理论博弈条件下理论输入方的策略。一是理论信赖。输入方在理论学习与借鉴过程中,深受其惠,产生对输入理论的信赖。二是理论依赖。理论信赖削弱输入方的原创动力。理论原创需要有一定的研究基础、研究水平与先进经济体差距较小、花费较大成本。上述条件不完全具备情况下,经济体选择借鉴而不是自创经济管理理论,产生理论依赖。三是理论崇拜。理论依赖条件下,经济体的理论水平差距越来越大。输入方对输出方产生崇拜心理,盲目照搬输入的理论。四是理论麻痹。输入方辨别输入理论的警惕性弱化,认为输出的都是科学成果。五是理论误受。理论博弈下,输入方不经甄别地全盘接受特定理论,从而坠入理论陷阱。

(四)理论博弈环节

第一,输出方决定发起理论博弈。政府动员力量,就是否、对谁、为何、何时、如何发起理论博弈做出决策,评估成本与收益。发起理论博弈的触发条件是对方经济发展影响己方的战略利益与经济利益,对己方已经构成威胁,必须削弱对方的经济能力。例如,对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或经济体量较大,逼近己方为其设定的极限,从战略角度出发,必须遏制其发展势头,迫使其经济体量或经济发展水平限定在可以容许的范围内;
对方的发展趋势、意识形态歧异、利益冲突等也是触发条件。输出方发起理论博弈的支持条件包括:一是理论研究水平较高,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处于国际前沿,有发起理论博弈的学术资源;
二是研究力量愿意为理论博弈提供智力支持,政府决策者在暗线指挥,提供资金、渠道、条件与机会,研究力量在明线实施,出席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培养对方人员并施加影响;
三是输出理论能够被对方接受,如果政府认定理论博弈的发起条件已经具备,开始制定周密规划,实施有计划的理论博弈。第二,输出方学界提供理论,作为博弈工具的理论应具备的条件:一是名义上的合理性,相关理论对输出方有效;
二是觊觎特定经济体,输入方不具备理论实施条件,如果输入方实施理论,会产生意外结果;
三是理论对输入方具有前瞻性,未曾验证理论效果;
四是圆融性,输出方通过全面包装,使理论能够自圆其说。第三,输出理论。输出方通过全面模拟、评价、比较,决定是否输出特定理论。决定后,全面布局,提供资金与人力,配置学术与外交资源,开放出入境交流渠道,举办学术交流活动,通过课堂、学术平台或人员交往,向输入方推介特定理论。第四,输入方接受并普及理论。输出方发掘并培养能够配合的输入方人员并定向支持。输出方或明或隐的推动与输入方人员配合下,输入方学界接受并普及特定理论。第五,输入方采纳理论并据以改变制度或政策。在普遍支持下,输入方采纳特定理论并以其为指导,改革经济管理制度与政策,向输出方预设的方向发展。第六,输入方的制度或政策产生灾难性后果。输入方的禀赋条件与理论并不契合,制度与政策改革产生负面甚至灾难性后果,输出方的理论博弈取得成效。

(五)理论博弈特点

纯学术的理论博弈是理论争论,论证目的是澄清观点,说服对方,传播普及己方观点。对抗性的理论博弈以理论为手段,干扰或打断对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强度更大。第一,理论博弈具有隐蔽性,以学术为工具,麻痹性强。理论博弈通过思想交流,化对方于无形之中。理论陷阱往往以学术形式呈现。理论输出方以学术交流作掩护,通过施加影响,促使对方接受特定理论,制定相关制度。理论本身具有自洽性与专业性,理论输出方设计的理论陷阱不易识破。特定理论往往与其他理论一起输出,比较隐蔽。第二,理论博弈双方地位与信息不对称,往往在理论水平存在差距的双方间进行。理论输出方发起理论博弈,理论水平的落差导致接受方往往对输入的理论深信不疑。第三,理论博弈过程艰巨。理论博弈涉及环节较多且比较持久,需要全流程思考,缜密布局,环环相扣,滴水不漏,因而付出艰苦努力。第四,理论博弈效果延时呈现,影响广泛深远,结果往往很难逆转。理论博弈具有深远谋略与周到布局,改变的是经济管理制度或政策,路径依赖条件下,制度与政策往往影响长期运势。制度成败决定了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成败。理论博弈更关心长期经济走势或治理效能。制度或政策改变后具有延续性,甚至可能被锁定,短期内往往很难自我纠正或修复。理论陷阱往往意味着制度陷阱,意味着全方位、多维度、长时段的发展陷阱与治理陷阱,具有全局性影响,产生巨大破坏[9]。

经济管理领域的安全是全方位的,实践与理论层面的经济管理安全同样重要。基于全方位安全观,建立系统的经管理论安全保障体系,确保经管理论安全;
以理论层面的经济管理安全支持实践层面的经济管理安全。

(一)理论安全内涵

狭义的理论安全,是通过评估经济管理理论的实践价值与理论价值,确保研究者、决策者、学生与大众对经济管理理论陷阱具有清醒的认知。广义的理论安全,是通过构建识别、分析、评估、保障经济管理理论的实践价值与理论价值的完整体系,建立对理论与实践的适用关系的清醒认知,确保经济管理理论促进经济管理发展。狭义理论安全视野下,理论陷阱居于核心地位。广义理论安全视野下,需要全面应对系统性理论安全隐患,包括经济管理理论的不适当应用,事关经济发展的安全性与可持续性。

(二)理论安全类型

根据逻辑结构,理论安全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理论体系安全,关注理论体系整体安全,理论体系安全最重要,如果存在安全挑战,往往表现为系统性问题,会对经济管理实践产生系统性影响;
二是理论分支安全,关注构成理论体系的分支领域的安全,理论分支的安全隐患,可能对理论体系具有核心影响,也可能只有局部影响,据此将理论分支安全分为核心理论分支安全与非核心理论分支安全;
三是具体理论安全,关注构成理论体系与分支理论的具体理论的安全。根据影响领域,理论安全包括对经济管理理论造成的安全影响与对经济管理实践造成的安全影响。根据对实践造成损失范围,理论安全包括:损失覆盖整个经济体的理论安全、损失覆盖面中等的理论安全、损失覆盖面较小的理论安全。根据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理论安全可以分为:损失程度严重的理论安全、损失程度中等的理论安全、损失程度较轻的理论安全。根据产生安全问题的理论来源,理论安全分为:借鉴的经济管理理论产生理论安全问题、原创的经济管理理论产生理论安全问题。根据理论安全是否具有主观故意,理论安全分为:有意误用经济管理理论造成理论安全问题、无意误用经济管理理论造成理论安全问题。根据理论安全事件的后果,经济管理理论安全事件分为:实际造成安全后果的理论安全事件、因阻断传播路径并未造成安全后果的理论安全事件。根据理论安全事件被觉察的阶段,经济管理理论安全事件分为:始终未被觉察的理论安全事件、发生之初被觉察的理论安全事件、发生过程中被觉察的理论安全事件、结束后被觉察的理论安全事件。根据理论安全事件是否有主导力量,经济管理理论安全事件分为:域外主导的理论安全事件、域外影响的理论安全事件、自发形成的理论安全事件。根据理论安全事件发生后是否得到纠正,经济管理理论安全事件分为:一是理论安全事件发生后,改变了体制与制度,未清除理论安全事件的影响;
二是发现理论安全事件对经济管理实践造成的负面影响后,清除影响,恢复原有经济管理体制机制与政策。根据理论环节分类,可以将理论安全分为构建环节的理论安全、传播环节的理论安全和应用环节的理论安全。

(三)理论安全特点

第一,理论安全具有战略性。经管理论安全隐患可以演变成经济安全挑战,引发经济遭遇重大损失。第二,理论安全具有特殊性。一是理论安全存在于思维世界,具有精神属性,不易把握;
二是理论是对复杂现象的一般概括,理论安全具有复杂性与专业性,对理论的把握程度会影响主体对理论安全的重视程度;
三是属于学术范畴的理论,被用作属于战略范畴的理论安全的工具,以保障理论安全,这需要各界协同,学界是理论的构建者,精准保障理论安全,有赖于学界的大力支持。第三,理论安全是系统工程。保障理论体系安全,要确保每个理论安全、识别每个理论陷阱。第四,理论安全具有国别性。对于不同发展条件的经济体,同一理论的安全性存在差异,理论安全不能部分递推。部分递推是根据两个经济体的部分相似性,认为适用于甲的理论,可以推广到乙。必须根据全部条件的相似性,推断同一理论对不同经济体的安全性是否相同。经济实践的差距,可能导致同一理论产生“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后果。第五,理论安全具有阶段性。同一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不同,同一理论的适用性与安全水平不一定相同,故要在与其实施条件契合的发展阶段实施特定理论。第六,理论安全保障具有全员性。理论安全影响每个人的福祉。经济管理理论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每个人都有义务培养理论安全意识,提升理论安全保障能力,敏锐识别并妥善应对理论陷阱,及时阻断陷阱的传播,共同保障经济管理理论安全。第七,经济管理理论安全保障具有艰巨性。一是理论创新日新月异,新理论层出不穷,因而保障理论安全的工作量大,需要逐一梳理每个理论对特定经济体的适用性与实践价值,全面剖析理论陷阱存在的可能性;
二是经济管理理论纷繁复杂,理论安全识别难度大,要精准识别理论陷阱,需要高瞻远瞩的视野和较强的思维能力与理论预判能力,这就需要具备保障理论安全所需的理论素养和学术积累;
三是不同人对同一理论的安全性判断存在差异,如果因为不能达成共识而延误时机,就可能会增加理论陷阱清理难度,增大理论安全风险;
四是妥善处理保障理论安全与学术自由的关系,需要平衡提供自由创新氛围与加大理论安全保障力度的关系,既不能因保障理论安全而错失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历史机遇,也不能因保障学术自由而忽视理论安全保障。因此,要避免落入理论陷阱,确保经济管理理论的安全。

(一)保障不同环节理论安全

建立理论安全评价与保障机制,安全引入理论成果。第一,确保理论构建环节安全。构建理论时,要清晰界定实施的约束条件,广泛宣传具有正向实践价值的理论,防止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盲目实施经济管理理论。第二,确保理论传播环节安全,及时发现并阻遏理论陷阱传播。处理好学术场域与公众舆论场域的顺畅对接、正确转译与一致理解问题。顺畅对接指理论构建者要充分考虑公众舆论场域的特殊性,理论传播过程中妥善引导公众舆论精准解读经济管理理论。“正确转译”是指理论界通过精准转化与翻译,设计能够被公众舆论准确把握的理论普及话语体系。“一致理解”指同一理论能在不同场域得到一致理解,尽可能缩小理解偏差。第三,从战略角度,确保理论实施应用环节安全。在应用环节处理好借鉴吸收创新成果与谨防理论陷阱的关系,处理好理论学习与实施的关系。建立精细化评价机制,提高警惕,从理论安全角度严格审视引入的理论,加大理论陷阱识别与预警力度。

(二)保障不同层次理论安全

优先实施具有正向实践价值的经济管理理论,谨慎推广具有负面实践价值的经济管理理论。一是要从根本上审视理论体系的安全性。如果存在系统性安全问题,要从根本上改造理论体系,剔除不安全因素。如果无法通过改造加以安全利用,重新构建安全的理论体系。二是应对理论分支安全,要抓住重点,甄别核心理论分支的安全性。如果核心理论分支存在系统性安全问题,要彻底改造,全面排除。如果无法通过彻底改造提升安全性,要重新构建安全的理论分支。三是确保具体理论安全,要甄别具有纲领性作用与核心价值的具体理论的安全性,提升核心理论的安全性。

(三)建立理论安全保障机制

牢牢把握学术话语主动权,坚持实践是检验理论能否实施的标准,积极主动应对理论博弈,避免理论陷阱,需要建立系统的理论安全保障机制。第一,建立理论创新成果安全评价机制。学术氛围越开放自由,创新性成果越多,出现理论安全隐患的风险也可能增加。统筹自由创新与理论安全的“破”与“立”以及“进取”与“保护”的辩证关系,树立兼顾创新与安全的平衡理念,建立创新与安全兼容机制。解脱束缚自主创新、自由创新的桎梏,尽可能提供宽松的创新环境,充分发挥创新潜力,最大限度地激发更多具有正向实践价值的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将创新与安全融为一体,以实践价值为标准评价拟实施理论的安全性,在加大学术创新力度、丰富经济管理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将理论对实践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既不因鼓励创新而忽视理论安全,更不因保障理论安全而影响学术创新。第二,建立更加安全的经济管理理论借鉴机制。强化理论借鉴的开放思维与安全意识,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宽广的视野,加大借鉴、吸收有正向实践价值的经济管理理论的力度。第三,建立以正向实践价值为标准的理论实施安全精准预评价体系。在理论实施前,充分发挥作为理论创新与安全保障主体的学术共同体的作用,建立理论实施安全预评价机构,基于理论与本土经济管理实践的契合度,分析、识别、剔除理论陷阱,提升理论实施的安全水平。第四,建立更加有效的理论实施效果评价机制。建立学术创新主体与理论安全保障主体共同参与的理论创新与理论安全保障机构,对理论实施效果进行全面评价,汲取经验教训,指导未来的理论创新、借鉴、实施与安全保障工作,通过自律与他律,进一步促进理论创新与安全水平得到提升。

综上所述,经济管理理论安全不仅是实现经济管理实践安全的基础与保障,而且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要确保经济管理理论安全,就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理论能否实施的标准,创建理论安全保障机制,保障不同环节理论安全和不同层次理论安全。这对于提升经济管理话语能力、增强中国经济发展话语权、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皆具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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