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彦淞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0）
1987年3月，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针对电影创作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理念宗旨，“主旋律”一词由此诞生。自此，主旋律题材电影成为了中国电影艺术特有的类型，并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发展成熟。主旋律电影不仅是弘扬国家政治历史和道德伦理，反映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进步等精神思想的载体，也是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过去一段时间，主旋律电影通过主题先行的单向传播方式向观众传输意识形态，这种创作思维塑造的人物形象比较严肃，英雄人物也与时代和观众相割裂，观众很难产生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鸣，导致影片所传达的主流价值观传播效果欠佳。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2015年，类型化、商业化的主旋律电影 《战狼》上映后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重认可；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进入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至此，中国主旋律电影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时代，主旋律电影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以人物背后的故事为基底，并将英雄人物“下沉”，创作了一批形象立体丰满、贴合时代、贴合受众，且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艺术佳作，在提升民族自信心、吸引力和凝聚力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的娱乐方式逐渐多元化，主旋律电影成为了人们精神消费的方式之一，观众对电影的审美需求也逐渐提高。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进入新阶段，类型化、商业化的主旋律电影所塑造的英雄形象逐渐摆脱了“高大全”的特点，也转变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输出方式，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观众身上，以平民化的视角来塑造立体可感、符合时代价值观的英雄式人物，进而引发观众和英雄人物之间的思想共振，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
（一）人物形象的多维度建构
塑造具有真实感的英雄人物形象是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引发观众情感共鸣、传达英雄人物精神内核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贴近时代、贴近受众、符合生活逻辑的英雄形象能够让影片的精神内核更加契合时代精神。在当前的电影叙事中，英雄形象的塑造并不是单向维度的，而是更注重从事业、爱情、家庭等多重维度进行建构。这些日常生活的感性因素的注入，不仅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鲜活，使影片更具观看性，也减少了观众和英雄人物之间的疏离感。
电影 《悬崖之上》围绕“乌特拉”行动展开，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特工为在国际上揭露日本罪恶行径而牺牲生命的故事。影片中“乌特拉”行动的执行者是一对夫妻和一对恋人，这种人物身份设定将英雄人物置于信仰、家庭和爱情的多重维度中，使得英雄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饱满。影片中，特工们为了防止被捕的人出卖队友，便将这两对夫妻和恋人分开进行重新搭配，这一细节为英雄人物注入了平凡人性的灵魂，拉近了英雄人物和观众之间的距离。在行动过程中，本已脱离危险的张宪臣为了寻找丢失的儿女，被伪满政府逮捕，为顺利完成任务他选择了牺牲自己。在最后时刻，周乙问他有要说的吗，张宪臣首先交代了“乌特拉”行动，然后才提及妻子，最后他说：“还真有件小事，马迭尔宾馆前面的小叫花子里头，有我和王郁的孩子。”影片在塑造张宪臣这一英雄人物时，将保护妻子、寻找失散的儿女贯穿始终，张宪臣不仅是为国牺牲的英雄，同时也是丈夫和父亲，通过叙事情节从多个维度来塑造英雄人物，并为英雄注入普通人的情感底色，能让英雄形象更加真实。
图1 电影 《悬崖之上》张宪臣委托周乙画面
电影 《1921》通过炮火连天的战争、学生罢课游街等镜头为影片奠定了宏大主题的底色和基调，进而确立了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王会悟、毛泽东等人的身份符号，其中，对王会悟、李达的刻画也采用了多维度的形象塑造。影片在李达筹备中共一大会议的过程中多次展现了王会悟协助李达做准备工作，以及李达与王会悟之间生活状态的符号镜头，暗喻会议的顺利召开离不开王会悟的支持和帮助，并以此建构了李达和王会悟的“多重”身份——在时代背景下李达和王会悟是时代的引领者，在家族里他们是丈夫和妻子。影片通过艺术化表现李达、王会悟的婚礼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使得人物形象更加具有真实感，社会身份和家族关系的双重铺垫也为李达、王会悟的英雄形象注入了生活气息。
（二）差异化立体塑造
在电影叙事中，道具和人物行动的细节是电影营造人物真实感、推进叙事逻辑的关键手段。细节呈现不仅是立体化塑造角色的手段，还是差异化建构人物艺术形象的有效途径［1］。在主旋律电影中，通过设置生活细节来塑造丰满又生活化的英雄形象更能引发观众的共情，也能促进观众全方位多角度地解读英雄人物。
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说，观众作为接受主体，他们在审美过程中也具有主观能动性。“对电影观众而言，从艺术接受的维度来欣赏人物角色的表演，首先要符合自身的 ‘前理解’”［2］，即观众对英雄人物真实感的认同是建立在自身直接或间接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主旋律电影通过感性细节为观众提供了解读英雄形象的符号表征，在拉近英雄人物和观众之间心理距离的同时，加深了观众对英雄人物的认同感。比如，电影 《1921》在李达形象的建构中，通过一系列微小细节展现了李达敢为人先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形象，使得人物更具“烟火”气息；
在呈现李达因筹备中共一大召开而陷入困境的心理状态时，通过李达去天台抽烟、低头擦泪、唱 《国际歌》等细节动作，展现了英雄迷茫、脆弱、情绪化的一面，使得荧幕英雄人物与现实生活接轨。这些情绪和细节不仅能让观众通过自身的生活经验来感知、理解，也可以使英雄人物的形象符号更加具象，最大化地释放英雄身上的内核精神。
除此之外，通过英雄人物的性格变化来塑造英雄形象也是提升人物真实感的手法之一。在传统主旋律电影中，英雄形象的建构类似于传统戏剧舞台表演的程式化符码，趋于扁平化，所建构的英雄形象也较为单一，容易割裂观众与英雄人物之间的心理距离，难以引起情感上的共振。在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叙事中，英雄人物的性格会随着叙事的推进逐渐稳重，随之所承担的精神内核也开始外显。比如，在 《长津湖》中，伍万里和一群小孩在河边打水漂并挑衅船夫：“刘艄子，老子这一飞石专打你跟我爹告我的状，哈哈哈……”，“老子”这一语言表征符号为伍万里奠定了调皮、“勇敢”的性格基调，与伍千里打架不服输的劲头和得知二哥归家时在河岸上边跑边叫通知爹娘的行动表征，表现了伍万里“熊孩子”的人物形象。入伍后随着叙事的推进，伍万里从一个任性、需要被保护的“熊孩子”逐渐成长为一名可以主动承担爆破任务的神投手，性格上也更加沉稳懂事。《长津湖》在叙事时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等符码拉近了英雄人物与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同时，也成功缩短了历史题材主旋律电影与当下观众之间的时空距离。这种立体、感性人物符号的建构为主旋律电影的主题内容注入了普通人的情感内涵，让观众在审美过程中意识到伟大的英雄人物也是普通人，他们成为英雄人物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
主旋律题材的电影承担着传播历史文化内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重任，因此，传统主旋律电影容易将英雄人物“神化”，站在“上帝”的叙事视角讲述英雄人物的故事，这种叙事方式导致电影与观众情感相割裂，难以实现思想价值的有效传播。新时代，面对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主旋律电影通过运用表意符号将英雄人物拉下“神坛”，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话语对大众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达德利·安德鲁在 《经典电影理论导论》中曾提到：“符号学是解释意义的科学。电影的核心是摄影，摄影的核心是表意，符号学的工作就是直接深入挖掘表意的过程。”［3］利用表意镜头和英雄人物符号的融合，来强化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与传达是主旋律电影的主要手段。
（一）精神内核的表意性传达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在创作过程中通过转变叙事视角艺术化地建构了英雄人物形象，并将宏大的主题内容进行了微观化呈现，在荧幕和观众之间搭建了一座心理桥梁，从而为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推进做了强有力的保障。电影 《1921》中多次出现了穿旗袍的小女孩这一象征符号，她的出现不仅使得英雄人物更具生活气息，也将英雄形象的建构与主流价值观的传达相结合，进而升华了主题。比如，李达和王会悟搬家后，夫妻二人站在窗前与穿旗袍的小女孩隔窗相望，后来在李达陷入困境时这个小女孩也多次出现，李达与她隔窗相视一笑，仿佛逆境中的苦闷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影片结尾，小女孩戴着红领巾出现在新时代的盛世中华，眼睛朝向飘扬的五星红旗。这个穿旗袍的小女孩作为隐喻的象征符号，于李达和王会悟而言，她暗示着下一代；
于时代而言，她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理想、希望以及美好未来。这一隐喻蒙太奇的运用升华了影片的主题，暗喻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共一大的成功召开为新中国带来了希望与未来。
在电影 《长津湖》中，伍万里因“被调教”而赌气要跳火车脱离队伍，打开车门众人看到了祖国如画卷般的大好河山，行驶的列车、长城、祖国的山河在阳光下交相辉映。这一隐喻镜头寓意深远，意在告诉伍万里和观众，志愿军长途跋涉是为了守护华夏民族的大好河山，不仅使伍万里从“熊孩子”向志愿军战士的转变更具合理性，也传达出新时代中华民族国泰民安的盛世繁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用鲜血换来的这一精神内核。这一表意过程不仅使得伍万里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饱满，也传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人民的军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使命与担当，在潜移默化的艺术教育中进一步加深了军与民之间的感情，使得主流精神价值更加凸显。
图2 电影 《长津湖》祖国壮美山河画面
（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命运共同体的表达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不再只将镜头对准领军人物，而是更加突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休戚与共的，英雄人物的成长历程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主旋律电影通过表意镜头艺术化地处理英雄人物与集体之间的关系，能够进一步传达出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不可割裂的内在关系。比如，电影 《长津湖》在开篇伍千里回家探亲的场景中，便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休戚与共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英雄人物的形象建构融合在一起。伍千里回家探亲时拿出部队津贴和家人一起畅想未来的美好生活，政府也给他们分了土地，这让在海上漂泊了半辈子的伍家人对将来“上岸”盖房子过安稳生活有了希望和期待。这段叙事以点带面地暗示了家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国家打了胜仗，人民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影片通过伍家对未来新生活的向往以小见大升华主题，传达出新时代人民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的精神思想，在利用象征符号塑造伍千里饱满鲜活的英雄形象的同时，完成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达。
主旋律电影中的配角人物带有社会发展背景中不可磨灭的时代符号，对塑造主要英雄人物形象具有侧面烘托的作用。主角与配角的联结给予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命运共同体话语表达的可能性，通过展现配角群像来突出对个体的关注，以“小人物”来展现“大情怀”，也是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特点之一。在影片《长津湖》中，“雷爹”作为七连炮班的班长，在长津湖战役中面对美国军团空中投放的标识弹，为解救战友他开车将标识弹拖走不幸牺牲，“雷爹”的这一行为让七连避免了全军覆灭。在这一叙事场景中，“雷爹”的称谓作为象征符号，不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核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拉近了青年观众与主旋律电影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寓教于乐的艺术效果。
图3 电影 《长津湖》雷睢生拖弹画面
通过运用象征符号和表意镜头将国家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融合到英雄形象的建构中，不仅能丰富英雄人物的形象，也能进一步传达国家话语和意识形态等主流价值观，从而潜移默化地实现主旋律电影寓教于乐的教育功能，提升观众的民族自信心，强化中华民族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所塑造的英雄形象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是时代精神与艺术的融合。主旋律电影通过运用表意镜头和象征符号来强化人物的精神内核与国家话语形态，传达出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的价值理念。当前，主旋律电影已进入商业化发展模式，如何在保证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同时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最大化地承担教育功能，仍然值得新时代的电影创作者不断探索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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