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辉 李廷勇
20世纪上半叶，上海成为南方地区乃至全国的文化出版中心，出版数量最高时占全国近九成。在此期间，北京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南京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与上海、广州及天津等地交相呼应，共同形成了辐射全国的出版局面。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出版机构纷纷南迁西移。由此，中国的文化出版事业开始被迫有序地向大西南、大西北等区域进行战略转移接续，分别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出版事业、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出版事业。
武汉：抗战早期的出版中心
在中国近代史上，武汉擎起辛亥革命的首义之旗，挥师第二次北伐战争，奠定中华民国统一全中国的崭新面貌。同时，武汉与上海一样，有着优越的水陆交通环境，商业、运输业较为发达，素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1938年，周恩来在演讲时评述：“武汉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是大革命北伐时代的最高峰，现在又是全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
随着日军攻陷上海、南京等城市，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以及全国各界学者、文艺家、民主人士、新闻出版机构等纷纷迁至武汉。一时间，“到武汉去”成为抗战的社会共识。
据有关学者统计，当时从上海、南京、西安等地迁到武汉的出版机构多达48家，包括上海杂志公司、光明书局、新知书店、黎明书局、生活书店、儿童书局、读书出版社等；
在武汉创办或复刊的报刊有147家，影响较大的有《新华日报》《大公报》《扫荡报》《申报》《群众》周刊等。武汉因此成为全民族抗战早期全国的文化出版中心。
《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由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创办。1937年12月创办的《群众》周刊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理论报刊，1938年1月创办的《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第一份报紙。两者在国统区奏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号角。博古在《新华日报》发刊词中说：“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本报愿为前方将士在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的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
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践踏的同胞之痛苦的呼吁者描述者；
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动者倡导者。”
此时，国共合作的政策、一致抗战的主张，在武汉得到具体化落实。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由此，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歌咏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等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纷纷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文化界得到较为全面的贯彻。
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武汉的文化出版物多以抗战宣传、革命进步文献为主流，以至引起国民党的恐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认为，“目前出版界已全数集中武汉，足以反映全国出版界面貌，有加以审查的必要”。在对武汉出版物的秘密调查报告中声称：“自抗战以来，坊间所售之应时书籍及刊物，审查结果，无论书籍与刊物，皆共党及左倾色彩占极大多数，尤以书籍为最，已超过总出版量二分之一以上……有加以严密注视和统制之必要。”从此，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严密的战时图书杂志审查统制与文化专制政策。
全民族抗战进程中，国民党、共产党及广大人民群众都赋予了武汉特殊意义。周恩来、王明、博古联名撰文指出：“武汉是我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他们强调，“保卫武汉是整个第三期抗战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心环节”。
1938年，“保卫大武汉”口号一经发酵，迅速成为社会主旋律。国民政府的陈诚、薛岳、孙连仲等抗日名将组织军队在武汉外围鏖战日军。第三厅组织了形式多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新华日报》发表“保卫大武汉”社论，《抗战文艺》编印“保卫大武汉专号”，《全民抗战》编印“保卫大武汉特刊”。文艺界关于“保卫大武汉”的木刻、歌曲、诗歌、图画、文论等更是数不胜数。“保卫大武汉”已成为国共两党与全国人民高度一致的社会共识。
从1937年“到武汉去”，到1938年“保卫大武汉”，武汉不仅是全民族抗战的第一面旗帜，也是战时全国文化出版的第一个中心城市。
一是出版文献的数量极大。如《全民抗战》创办不久，发行量就达到惊人的30万份。出版社发行的各种通俗读物，总发行量数以百万计，这在战时的一城一地十分罕见。
二是丛书是最显著特色。各个出版机构编印了“救亡文丛”“抗战丛书”“新知丛书”“新群丛书”“大时代丛书”“抗敌救国丛书”等丛书类别，多达50多种。
三是革命进步文献是最主要内容。出版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朱德的《抗日游击战争》、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罗瑞卿的《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彭雪枫的《游击队政治工作概论》、侯外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吴黎平的 《社会主义史》等。这些红色文献能在国统区公开发行，是前所未有的，为大后方人民群众开展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革命理论的思想洗礼。
重庆：抗战大后方的出版中心
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将重庆定为战时首都。重庆一跃成为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中心，也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场的军事统帅部。特别是在武汉沦陷后，全国几乎所有政府机关，全国性的社会组织、文艺团体、科研院所，接近一半的高校以及知识分子陆续迁到重庆。
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生活书店、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青年书店、大东书局、新知书店、文通书局等当时中国出版水平最高、质量最好、数量最多的一批出版机构迁至重庆或设分店。《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扫荡报》《益世报》《时事新报》《群众》周刊等报刊也齐聚山城。新创办的大型综合报社还有《新蜀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西南日报》《嘉陵江日报》等。重庆遂成为国统区暨抗战大后方的出版中心。
1942年至1943年间，国民政府发布对大后方出版图书的统计数据。从各区出版图书所占的比重来看，重庆、桂林、成都分列前三位，并有逐渐集中于重庆之势。其中，1942年重庆出版图书占大后方总数的33.3%，桂林占25.7%，成都占12.1%。至1943年上半年，重庆出版图书占全国出版总数比重增加到39.07%，而广西降为26.23%。截至1943年底，重庆共有书店149家，占全国总数的23.7%；
印刷厂225家，占全国总数的31.7%；
出版图书1642种，占全国总数的37.3%；
出版期刊250种，占全国总数的31.8%。
另据有关学者统计，重庆在全民族抗战的八年里，“出版书刊的单位共有644 家，出书8000余种，出期刊近2000种。其中，出版哲学、宗教、医学、文学、艺术等种类书籍6524种，占大后方图书出版总数的34.5%”。可以说，重庆地区出版事业整体上占到抗战大后方总量的三分之一，在大后方各地区出版图书、期刊、报纸及出版机构等各单项总量上则大多位居全国榜首。
抗日战争“一方面毁灭了一个有多年历史的文化中心，另一方面则建立了无数新兴的文化堡垒”。在抗战大后方，除重庆外，长沙、桂林、成都、贵阳、昆明、兰州、西安以及金华、丽水、永安、泰和、迪化（乌鲁木齐）等地，成为阶段性与区域性的出版中心，国统区整个战时文化出版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面。
1937年之后，成都陆续新开的书业有120家，形成了名噪一时的成都第三条文化街。1941年，成都书店、印刷店数量多于重庆、桂林两地总和。成都有书店143家，远多于重庆的50家、桂林的31家；
有印刷店105家，多于重庆的35家、桂林的53家。1942年，湖南长沙、衡阳、邵阳、蓝田、常德等地共有书店435家，占大后方总数的33.9%，远超重庆的145家、成都的112家，位列全国第一；
印刷店454家，占大后方总数的34.6%，超过重庆的131家、成都的106家，名列榜首。
全民族抗战时期，桂林被誉为“抗战文化城”，集中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是抗战大后方最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著名出版家赵家璧认为，抗战期间，80%的图书都由桂林出产供给。在桂林，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主导性甚至超过了国民党的力量，成为“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论持久战》《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等革命书籍在桂林图书出版中占有重要地位。时人评述：“桂林的‘文化城，既与重庆的‘政治城、贵阳的‘交通城、昆明的‘商业城等量齐观，而称为今日中国四大名城。”魏华龄在《抗战时期桂林的出版事业》中指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桂林先后有各类书店和出版社共200 余家……据1943年7月的统计，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厂109家……抗战期间桂林出版了200多种杂志……发行的网线也遍及全国。”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在抗战期间，桂林是大后方的一个文化城。若从某种意义来说，桂林在抗战文化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重庆”。直到1944年11月桂林沦陷，辉煌一时的出版事业才戛然而止。
此外，偏隅贵阳的文通书局也在抗战大后方出版事业中占有一席之地。文通书局不仅在贵州地区首屈一指，还分别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设立分局，一度发展成为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等比肩的全国七大书局之一。
全民族抗战时期，我国出版中心向内陆地区迁移延伸，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西南、西北原有的文化出版空白，助推了当地的文化传播，也成就了我国出版事业薪火相传的多元化格局。
延安：抗日根据地的出版中心
全民族抗战时期，延安不仅是中共中央与中国人民的革命圣地，也是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文化出版中心。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全党各级机关都应建立发行部门，加强思想政治与宣传出版工作。中共中央在《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示：“党委与宣传部均应以编辑、出版、发行报纸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应用各种方法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同时，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委要“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译各种马列主义刊物与书籍，组织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会与读书会等”。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强调：“每一较大的根据地应开办一个完全的印刷厂，已有印刷厂的要求力求完善与扩充。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要注意组织报纸、刊物、书籍的发行工作，要有专门的运输机关与运输掩护部队，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
1937年初，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在延安成立，成员有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对外称解放社，是抗日根据地最高出版管理机构。4月，解放社创办《解放》周刊，由新华书局发行。7月，新华书局改称新华书店。当时，《解放》周刊、《新中华报》等报刊均由新华书店负责发行，延安的各种图书基本上也由新华书店出版。至1939年9月，新华书店在延安设立第一个门市部，实现自立门户、独立建制，并获毛泽东题字，开始走上独当一面的发展道路。从此，在中央出版发行部（1941年改称中央出版局）的直接领导下，新华书店在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遍地开花，先后成立了晋西北新华书店、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新华书店冀中支店、华北新华书店等。除新华书店外，延安主要出版机构还有新华通讯社、解放社出版社、光华书店、大众读物社和华北书店等。其他抗日根据地还有大众出版社、太岳书店、胶东联合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光明书店、西北抗敌书店等。
总体而言，抗日根据地的出版机构，基本都是在党的宣传部门直接领导下逐步建立起来的，旨在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服务。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以陕甘宁边区为基地，以新华书店为主干，辐射晋察冀边区、冀热辽边区、晋绥边区、冀鲁豫边区以及山东解放区、苏浙皖解放区、鄂豫皖解放区、广东解放区、湘赣解放区等全国19个解放区的出版发行体系，对重庆、桂林等国统区的出版事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全民族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共发行《解放》周刊、《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前线画报》《文艺突击》《共产党人》《中国妇女》《中国青年》等20多种报刊，编印“马恩丛书”“鲁艺丛书”“中国军事思想丛书”“青年救国丛书”“抗日战争丛书”“抗大政治文化教育丛书”等各类丛书，出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史哲、军事及各种文艺图书400多种。这些出版文献，种类看似不多，但经典作品比比皆是，发行版次与数量极大，影响广泛且深远。如歌曲《东方红》《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唱》，新歌剧《白毛女》，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史著《中国通史简编》《甲申三百年祭》等。
抗日根据地还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这一时期，毛泽东撰写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众多名篇，指导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走向胜利，构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走向成熟。
艾思奇在《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成绩和特点》中记述：“边区每種出版物一般的印刷份数，起码是两千份，多的一般到一万二千份，这些份数，是极度地供不应求。”
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的出版事业，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了革命的前进方向，哺育了新中国文化出版的人才资源，奠定了新中国文化宣传的理论基础，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谱写了重要的历史篇章，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编辑/王尧
猜你喜欢大后方新华书店丛书从宠物看新华书店之变工会博览(2022年33期)2023-01-12实体书店稳中求索出版人(2022年2期)2022-02-26“人梯书库”丛书党员干部之友(2021年2期)2021-03-03艺术创想丛书少年漫画(艺术创想)(2020年4期)2020-07-28艺术创想丛书读友·少年文学(清雅版)(2020年1期)2020-03-23大后方民众抗日救亡掠影展开幕红岩春秋(2017年9期)2017-10-11新华书店集团公司解放碑时尚文化城现代装饰(2017年9期)2017-05-25决战“大后方”——突发报道中的编辑价值新闻传播(2016年12期)2016-07-10《社会组织培训教材丛书》简介大社会(2016年5期)2016-05-04纪实的力量红岩春秋(2015年10期)2015-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