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丹
由于全球化和电讯技术促进了跨文化的文学交流，歌德首倡的“世界文学”已成为现实，“世界文学”必然会产生“世界文论”，因此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世界诗学”和“全球美学”的说法，一些前卫机构和学者已经开始付诸实践。2008年出版的《诺顿理论与批评选》就是一个尝试，该书率先跳出以往文论选的西方中心主义，收入了其他非西方文论家的思想结晶，并在每篇文章的前言中将其与不同传统的文论相联系，试图将各个传统的文论置于一个全球性文论的框架之内。但是，这样的尝试一方面只是有限地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另一方面不同传统的文论仍然待在各自的鸽笼里，没有多少直接的交流、碰撞和融合。也有些中国学者提出了“世界诗学”的构想，但是，仍处于提倡、呐喊和泛泛而谈的阶段，尚未见真正融合东西方文论或美学的实绩。在此背景下，麦克米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新著《中西语言、诗学、美学批评视域的融合》(FusionofCriticalHorizonsinChineseandWesternLanguage，Poetics，Aesthetics，以下简称《批评视域融合》)让人眼前一亮，该书出版时即获得了美国比较文学和文艺研究领域几位著名学者的好评。世界著名文论家、康奈尔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讲席教授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哈佛大学中国文学讲席教授王德威(David Wang)、密歇根大学中国艺术与文化讲席教授马丁·鲍尔斯(Martin Powers)、密歇根大学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大卫·波特(David Porter)等都对该书的议题、观点、研究方法和学术价值予以高度认可。①尤其是卡勒教授认为，顾明栋此次的研究议题应该成为后续深入研究的中心话题，可以说该书为世界文论的研究指出了一个方向。
该书是顾教授二十多年来从事比较文学和文论研究的思想结晶，虽然其肇始于对跨文化文学研究中二元对立的方法论的不满，但撰写此书却有着更为宏大的目标。顾教授从批评在比较诗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中西不兼容范式开始，进而思考该领域中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如世界文学是否会产生世界文论，全球化是否会使世界文论和全球美学成为可能)，并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一直致力于思考、构建和使用有效的中西比较研究理论框架和学术范式从事中西诗学研究。《批评视域融合》一书以文艺理论的基础问题为中心，采用宏观的视角，审视广博的研究范围，考察主要的核心议题。全书共有导论、结论和四大部分，每个部分有相关的两大章，每章聚焦中西文论研究中的一些曾引起巨大争论但又尚未得出定论的话题。尤其是该书提出世界文学必然引出世界文论，并通过弥合中西语言和诗学鸿沟的实例探索跨文化美学的尝试，对世界文论、比较诗学、文艺理论等人文学科的本体研究具有启发性意义，引发关于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文论的思考，对学术话语建构也具有借鉴作用。该书虽有上述的成就和启发意义，但作为试图为世界诗学大厦添砖加瓦的初步尝试，当然有不足之处和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本文并不想详细介绍评述该书的内容，而是想探讨该书在构建跨文化诗学方面的成就与不足，反思其启示性洞见所隐含的提升空间，并对如何从世界文学走向世界文论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
顾教授对跨文化研究的现状一直抱有深刻的思考和独到的洞见，该书的第一个成就是在宏观层面提出这样的学术思考：“世界文学是否会产生世界文论？”“全球化是否会使世界文论和全球美学成为可能？”在提出这两个宏观问题以后，在涉及语言文字、修辞、比喻、摹仿、美学、形而上学等与文论相关的众多领域反思前人的研究和结论，进一步提出富有意义和洞见的一系列问题：中西方书写符号是否存在巨大差异？如果存在巨大差异，有没有能够弥合这种差异的同质基础？有没有一种可以利用的分析工具来创设一座跨越鸿沟的桥梁？这种差异性鸿沟和同质性基础对文学艺术跨文化研究的意义何在？西方的比喻概念对于所有文化是否具有普适性？中西方比较研究中的西式比喻是否与中国传统相异？中国人构思及用喻的方式与西方人是否存在相似之处？如果存在差别，这些差别是什么？摹仿理论是否为西方传统所独有，还是也存在于中国批评话语中？艺术创作的源泉是什么？是否存在统一的审美理想和文艺创作的终极标准？这些都是文学艺术的主要核心议题，也是弥合中西文论差异的概念性基础问题。随着问题的解答，中西概念鸿沟得到了一定的消解，中西文论首次建立了一种跨越式融合型批评框架。
该书的另一个成就是在审视文艺理论的鸿沟时提出了全球美学的构想。该书指出，几十年前，朱光潜和刘若愚(James J.Y.Liu)等学者虽然没有提出“世界文论”的说法，但他们旨在弥合中西审美差异的初心无疑指向世界性文论。该书敏锐地指出，文艺思想、理论在各种学术观点碰撞争鸣中不断消解、建构，出现了一些新形式、新观点，如“文化普世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族群主义批评”等，然而，这些理论和观点在其以中国为“他者”的预设下，仍然属于二元对立范式，并加深了中西思想不相容的观念。这种二分法和对立范式成为中西比较研究的普遍框架，甚至以“无意识”状态控制着研究思想和路径，是跨越中西文化鸿沟进行真正平等对话的障碍，是与“世界文论”构想背道而驰的。究其根源，一方面是西方知识霸权，而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中西思想的概念性基础。因此，该书提出，构建“世界文论”，不能仅仅停留于一句口号、一个术语或是在陈旧的“认识型”中故步自封、停滞不前，而应深入思考中西方研究的二分法，突破陈旧议题，展开对思想表达新模式的开放性探讨，尝试建构真正有意义的中西比较研究范式，跨越中西研究中的认识论鸿沟，建立共同的概念性基础，从中西批评视域融合走向“世界文论”和“全球美学”。该书最令人钦佩的成就就是扎扎实实地在诗学和美学的几个基础性领域进行了概念性和实证性探索。这些探索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语言与文字
在文艺批评和美学领域，中国文艺一直被认为与西方文艺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并将这种差异归结为中西区别性的文字符号。就中西语言的表层文字形式来说，两者的确存在差别。但是作为语言系统而言，两者是否存在相容的概念性基础呢？符号学和语言哲学或可成为一种新视角来解答这一问题。在以符号学和语言哲学为方法论的基础上，该书使中西语言进行了充分对话，从而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语言的本质，并由此寻找出中西语言的共同特征。实际上，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对语言符号进行了形而上学和语言学方面的思考，比如，“正名”中论述的“名”与“实”的关系、主体与客体、“指”与“物”等，与西方早期及现代的一些符号学和语言哲学思想并无二致，“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公孙龙16)与西方意义指称链等后结构主义符号观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以符号学和语言哲学为分析工具，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文字系统虽然存在差异，但在语言符号的概念性层面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中西语言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相容性，可为建立跨越鸿沟的桥梁奠定符号学的基础。
此外，根据中国语言理论，从初文到孳乳字(从图到字)的汉字系统演化过程遵循着中国书写符号的构造原则：六书，其与西方字母语言的表层特征有明显差异，但是将语言文字放在符号学的理论视域中，不仅给中国文字的符号学阐释带来了洞见，而且中西符号理论在相互融合中形成了新的阐释空间。根据西方符号学中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两大符号学理论，汉语书写符号可以得到充分的阐释：“初文”的本质是对物象的能动性创造性摹仿，既是图像/图形，也是符号；
从图到字的中国文字构造理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与皮尔斯关于西方书写体系的三分法概念(图像、索引、象征)相结合，揭示了汉字的符号本质、发展特征及其与西方语言符号的异同，突破了原有的语言符号表意/表音的二分法范式，将符号重新分类，发现了新的符号类型，实现了理论的革命性飞跃。②在此基础上，该书将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展到人类认知和普遍心理，证明弗洛伊德从心理、意识的角度解析梦象形成的四大原则(“凝缩”“移置”“象征”“二次修正”)(Freud536)、拉康所断言的心理两大基本原则(“凝缩”“移置”)(Lacan165)与汉字构成的六大原则(六书)具有相同的心理运作过程，证实图与字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心理再现机制，这种深层结构是人类意识的普遍能力。如此一来，横亘在图形与文字之间的概念性壁垒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也可以弥合中西语言符号间的鸿沟获得一个概念性基础。
(二)比喻与修辞
比喻是语言和文学创作的“心脏”。比喻不仅仅是语言中的修辞性问题，更涉及人类的认知和思维，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因此，在不同文化传统中，比喻都是一个重要话题；
在文学艺术比较研究中比喻是除语言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融合中西美学视域的探索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该书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对此作出了不同于已有定论的探索，这表现在对中西方比喻概念的探究中。由于比喻具有深刻的文化印记，中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比喻概念存在怎样的关系是饱受关注却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对中国的“比”“喻”“比喻”与西方的“metaphor”的比较和对比中，比较文学界的若干学者建立了一个以二分法为特征的中西比喻知识理论。对中西文化等因素的误读导致了对中西比喻的误解，进而制造出中西诗学思想间不可逾越、不能相容的沟壑。中西比喻二分法的核心是西方诗学的比喻性和中国诗学的本意性。面对二分体系，该书本着探索真理的学术追求，秉持中西知性平等的学术理念，以渊博扎实的学术基础和破旧立新的学术创新精神对中西比喻概念追本溯源，在确认比喻是人类文艺创作共有的审美心理和能力的前提下，并未忽视中西在具体的修辞层面的差异，通过对中国诗学的比兴与西方的比喻的比较研究，将比喻放在更宽广的研究视域下，跳出原有的方法论框架，融合多学科的学术视野，产生研究的突破和创新，走向比喻和转喻的融合、中国比兴和西方比喻的融合。
(三)摹仿与再现
摹仿是文艺创作最基本的技艺，摹仿论是最原始的艺术理论。但在西方文论和比较文学界却存在着一种曾经流行的看法：摹仿说是西方文艺传统独有的创作，中国传统没有摹仿论。这一观点曾被广泛接受，并形成中西研究二分的思想体系和研究范式。一些著名学者认为，在中国传统中，即使摹仿理念没有完全缺场，但在中国传统学术中也并不存在能与西方相提并论的摹仿理论。③该书认为这些偏颇论断形成的原因是一些学者局限于西方概念的认识型，仍纠结于西方摹仿的先决文化条件，却忽视了摹仿的原始概念。持中国诗学无摹仿论的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缺乏产生摹仿论的文化决定因素，即二元性；
中国文学只是自发的“表现”、而不是摹仿性“再现”；
中国摹仿只涉及次要摹仿等。④该书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予以概念性考察，完全推翻了中国传统没有产生摹仿论的文化要素的定论，而且，该书以知性理性的力量在文献和史实基础上考察中西关于摹仿的问题，论证“摹仿”是人类具有的共同能力，文学艺术中的摹仿理论是普适性的，这为走向世界文论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更令人钦佩的是，该书从文艺批评的实践出发，在中国悠久的文学批评传统的广袤时空中梳理中国摹仿观的脉络以及中国诗学、戏剧、小说等主要批评领域里的摹仿理念，并初步建构了一种既与西方摹仿论相通、又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摹仿论。
(四)诗学与美学
从形而上学角度探索艺术的本源和终极理想是美学的核心议题。该书指出，神性与文艺创作紧密相关，影响文艺研究的本体和方法，并以神性为契机，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视角对抒情与摹仿、表现与再现、艺术的形而上学等议题展开研究论证，揭示中西美学思想的相容共通，以此作为弥合中西众多二分法的概念性基础、建立真正的全球性美学。该书还从抒情主义和摹仿主义出发探讨中西美学思想是否具有相通之处，通过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中的两组美学思想家对一些核心议题(如摹仿与再现、抒情主义与表现主义、艺术的形而上学基础等等)的比较研究，在概念分析和批评实证的基础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西审美意识是兼容共通的，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侧重和特定文化的形式特征，因此，不同传统的美学思想可能存在的表层差异不能抹杀其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本质相容，这种“相容性”应该成为跨越中西思想鸿沟的概念性基础。此外，该书从艺术创作的想象出发探讨了中国传统的“神思”和西方的“魔性思维”。柏拉图的“神性迷狂”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创造”为理解艺术、审美提供了洞见，而中国传统中的“入神”观念可能是艺术创作中激发想象力的一种方式，也可能是各文学传统中普遍的审美理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批评视域融合》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在全球化时代思考世界文论和全球美学问题，也在于打破学术话语中西方独大的格局，用思想的力量建立沟通中西传统的桥梁。以学术知性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重构世界学术版图，这种雄心勃勃的努力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钦佩的。任何事物都在历史的洪流中发生、发展，历史性是事物的必备属性，也是视域融合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该书的宏大构想正是不少前辈学者和当今学者努力的方向。世界文学的提出激发了建设世界文论的思考，美国学者孟而康(Earl Miner)曾提出跨文化的比较诗学模式，体现了对融合型文论的初步思考，但尚未达到建构世界文论的思想高度和理论气魄。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著书立说表达这样的“世界文学”观，证实全球化对文学国际化以及对促进文学文本在国际流通并构建“世界文学”的积极作用。中国学者朱光潜、华裔美国学者刘若愚早有建构世界文论的理想和思考，但是并未作出实质性的努力。清华大学王宁教授也对世界文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认为我们应该建构自己的理论批评话语，从比较诗学走向世界诗学，并提出建构世界诗学的一些初步想法。⑤这些对于世界文论的思考展现出中国学者旨在推动世界文艺理论发展的雄心壮志，令人不禁为之振奋，但略有遗憾的是，大都停留于对构建普适性文学理论的宏观构想，并未付诸实践，只是告诉我们大概应该怎么做，但未涉及具体如何做。与那些学者相比，顾明栋教授同样从世界文学出发，努力弥合中西语言、诗学、美学研究中的认识论鸿沟，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实现中西批评视域的融合，为世界文论的建立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但是，他不是发表宣言式的议论，而是在世界文论可能涉及的几个基础理论维度上，扎扎实实地论证了世界文论是否有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在此过程中，也为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作出了有益有效的尝试。在构建世界文论的过程中，多元思想、理论相互接触、碰撞，表达中国思想和理论的话语会出现三种情况：要么消弭在庞大的西方话语体系中而失去自我;要么完全屏蔽西方理论从而形成与之拮抗的区域性文论；
要么在与西方的交流融合中形成一种理论张力，突破种种藩篱，进而建立具有普适意义的文艺理论。无疑，顾明栋教授走的是第三条路，《批评视域融合》的路径，既符合客观实际，又满足现实需求。
世界文论是一种文学理论，也是一个学术话语体系，这个体系不是各学术板块的简单拼接，也不是各学术话语的简单相加，而应为一种融合范式，兼容各国各地区的文学及文学现象。这个体系不应夹杂意识形态的“别心”和偏见，而应以真正平等客观的态度构建健康有益的学术生态，为世界文艺理论发展、全人类的生存质态作出贡献。《批评视域融合》是为建立这样一种文论话语作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它在语言、诗学、美学等文学艺术的核心领域中进行跨文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实现了语言、诗学、美学批评视域的融合，建立了跨越中西文论的融合范式，这是理论的突破，也是话语的突破。该书切实提出了中西比较研究中的问题和障碍，并解决问题、扫除障碍，使建立中西研究融合框架成为可能，为走向世界文论奠定了基础；
颠覆固有范式，真正从平等对话出发创造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打破中西思想藩篱及学科壁垒，历时与共时相结合，在古今中外、多元学科等多维视域融合中实现话语创新，建立新的话语体系，为走向世界文论和全球美学提供启迪。
在简要论述该书的成就之后，笔者不揣冒昧，谈谈该书的不足，并对可以提升的空间表达一些看法。该书的主旨是研讨批评视域的融合，在此首先有必要重温一下“视域融合”概念。作者承认，“视域融合”来自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阐释学理论，但是又声称，书中的“视域融合”与伽达默尔的原意不尽相通。该书所说的两种视域不是阐释学中作者和读者的视域，而是中西两种文论传统的视域。这样的论述不经意间似乎显示出该书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中，文本是作者在特定历史时期创造的历史产品，因而具有历史性；
读者基于自身所处的历史语境来诠释文本，也具有其自身历史性，两种历史性对于理解文本都十分重要。文本除了历史性，还有作者的意向性，读者阐释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意向性。只有在阐释过程中充分关注两种意向性及历史性的相遇，作者和读者的视域才能够得以融合，合理的阐释才会随之产生(Gadamer377-396)。可见，历史性和意向性是文论“视域融合”的两个重要维度，每一个现象都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每一种观点、理论、思想的产生也都有其历史语境和目的意图。然而，《批评视域融合》所设计的语言、诗学、美学批评话语的视域融合其实只是借用“视域融合”的概念，并未有对历史性和意向性表现出足够的关注，具体而言，就是缺乏对语言、文学、艺术和美学概念的历史性观照以及对思想家们的意向性分析，拟举数例说明。
首先，有关语言批评视域融合的讨论，主要将语言现象概括为符号的表音性和表意性，在符号学、语言哲学、精神分析等抽象性理论思想中获取灵感，谋求语言、文字书写在认知、意识等心理层面的融合。虽然这在推翻语音中心主义、弥合中西语言概念鸿沟方面具有突破性意义，但是仅仅从语言哲学角度探讨融合，不从具体语言运用来建构融合框架，就等于没有具体的融合，也不太可能产生太多促进融合的可操作性做法，因而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融合中西的语言现象。语言是鲜活的，语言及其概念和理论的起源和演进都是在历史中发生的，必然受到历史语境的影响，语言的使用更是如此。因此，如果增加语言发展的历史性维度的思考，进入中西语言的历史时空，考查语言及其运用的发展与历史进程之间的互动，归纳其间互动关系的规律性特征，也许会获知有关中西语言历时发展的同质性内容，也可能会建立跨越中西语言鸿沟的一座桥梁。通过对中西语言质态进行兼容性的描述，甚至可以对一切语言发展规律产生预测性的洞见。纵观古代文明史，我们还能发现汉语言文字在文化传承方面的优势。辉煌灿烂的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有文字流传下来的就是中华文明，其主要原因是汉语言文字的象形表意性质，这虽然可以粉碎西方语言的优越感，但是，汉语文字和西方文字，一为表意文字，一为表音文字，在文字层面如何融合，该书只是从语言哲学的层面泛泛而谈，并没有探索可行性的融合。
再如，作者在讨论中西美学认识论时，详细论证了来自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背景的中西思想家具有类似的观念和看法，这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传统的美学思想根本上的“相容性”。但是，有一点，我们不禁要提出疑问：老子、刘勰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老子身处公元前5—6世纪的先秦时期，刘勰身处公元5世纪的南朝时期，而西方的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已身处公元18—19世纪，其间相隔一两千年，这几位思想家的思想呈现高度契合的情况仅仅是因为人类具有共同的审美意识吗？笔者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5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使得世界历史发生了大变革，不仅促进了经济技术的流通，而且也带来了中西文化的大交流。随着耶稣会士访华，中国的《论语》《易经》《老子》等文化典籍传译至欧洲，据现有史料，莱布尼茨、孟德斯鸠、伏尔泰等西方思想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这对近代欧洲的思想、政治变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谢林与中国思想同轨，不能排除谢林在其时代接触到中国思想，并由于自己的理解意向而对中国美学思想表现出了认同和接受，由此谢林在与中国思想的视域融合中阐发出自己的美学思想。《批评视域融合》在这一点上虽然略有猜测，但没有从历史的层面去研究，也没有触及思想家的意向性，由此来论证中西美学共同的概念基础似乎舍弃了可能带来的深邃洞见。
笔者还想举一例以说明对观念的历史性和意向性的关注不够可能导致的偏颇。《批评视域融合》以公孙龙的思想为证，说明中国古代思想家已经开启语言符号理论的先河。公孙龙的《白马论》《坚白论》激发名实之辩，并概念化为“指”“而指”“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等语言哲学思想，该书将之与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中“所指”“能指”和后结构主义符号观的意义指称链相比较，指出其存在的一致性，以此证明中西语言符号在概念方面有着共通的哲学基础。笔者认为，作者的观点不无道理，并形成了视域融合中的阐释突破。但是，公孙龙处于中国先秦时期，当时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公孙龙也是百家中的名家，在当时历史语境下产生“白马非马”等话语的初衷可能就是辩论、争鸣，并非有意识地在进行语言符号及其形而上学的思考。而时间来到当代，在新的历史视域、在众多前理解的支持下，将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在读者的视域中与语言符号、意义指称等语言理论联系起来，论证中西语言批评视域融合的概念性基础，本意是古为今用，但是否有以今释古之嫌？此外，即使将公孙龙“指非指”等思想置于现代语言学视域中，仍然没有注意一个问题。公孙龙“指物论”的基本概念是：“指”是能够“指”物的，即名与实是对应的，而非断裂的。而后结构主义强调的是：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滑动的不完全对应关系。由此可见，公孙龙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属于结构主义，它与后结构主义语言观虽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存在着根本差别。因此，该书作者带着自己的意向性进行写作时应该持有更加谨慎的态度。总之，我们认为，在古今中外众多思想家的理论观点的话语网络中，如果该书将思想家们的意向性和各种概念的历史性两个维度纳入研究内容之中，那么整个论证会更加立体、丰满，也更具说服力。当然，该书并非完全没有涉及历史性、意向性，但总体而言，阐述不够充分，此处的空白似可为后续研究留下巨大的空间。
最后再提一点，《批评视域融合》在建立跨文化美学的尝试中确实作出了贡献，但是书中一些部分显示出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色彩。比如，在讨论艺术创作的神性模式时，作者主要论述中西文论有关神、神性、神创及艺术创作方面的理论和批评，从西方思想家的理论话语中发现西方学界对神性理解的根本变化，并找出与中国神性观念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融合点，在此基础上讨论神性与艺术家、艺术创造的关系，不论是西方“神灵附体”的神性迷狂还是中国的主客体神性充分融合进入神界，都是达到了艺术创造的最高境界——入神。这部分的论述似乎有点神乎其神，玄而又玄，虽然论证了中西在神性模式上相通，但文艺审美仅仅靠对神的议题的讨论不免让人对其实用性产生怀疑，这种停留在神与神性抽象层面上的融合对实际操作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该书对此语焉不详。另外，西方是一神教，而中国则是多神教，中西方对神的感悟类似，但对神的看法存在区别，追溯到“神”的历史源头，会发现中西神的概念和功用也有差别。西方的神是上帝——创世神，是一种先验存在，而中国的神意义广泛，既指周人心目中那种主宰宇宙世界的神秘力量，又指山川日月之人格化，也指能够遗惠于子孙的先人们的在天之灵(李春青75)，这种人神关系对中国上古的文学创作是有影响的，《周易》的创作是为占卜判断神意来指导行动，《诗经》的创作是希望通过某种仪式沟通人神关系并得到神的庇护。这种神的概念和功能、人神关系、神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与西方一元神不太容易产生一种融合性状态，因此，中西文论的神性模式作为分析中西文学的兼容性框架，对跨文化的文艺批评究竟有多少指导意义，颇令人怀疑。
总之，《批评视域融合》在语言、诗学、美学等文艺理论范畴中建立融合性框架，冲破西方话语一家独大的局面，为全球化时代跨文化美学作了一次大胆的尝试，对比较诗学、世界文学有着启发作用，对学术创新和中国学术话语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能从历史性和意向性角度进一步增加对相关议题的思考，并能将形而上的概念性建构与形而下的实际性操作结合，道器合一，那么，研究体系会更加完整实用，也可能会建构起对一切文学及文学现象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理论系统，进而从批评的融合性框架走向普适性世界文论的话语体系。
在走向世界文论的道路上，西方中心主义及其影响下的思想殖民是学术话语创新的主要障碍。视西方为世界文明中心、过分依赖西方文明的倾向，使得整个西方学术体系架构对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以无意识状态影响着中国的知识生产，而且学术认知往往伴随着价值判断，西强中弱的价值概念削弱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导致学界对西方学术亦步亦趋，缺乏学术创新的勇气和信心。在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西方认识型是融通中西、构建世界文论的障碍，具体表现为二分对立的研究范式、强制阐释的批评路径和汉学主义的思维方式。一些学者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并以此阐释其他传统的文艺现象，将中西文学和文论禁锢在两个阵营。以语言批评视域为例，在中西语言文字理论研究中，语音中心主义一直独占鳌头，自中世纪以来，中西书写符号的差异被视为分割中西语言的概念性鸿沟，并以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认识论框架判断语言及与此相关的文学文化的优劣。走出语音中心主义，不能仅依靠意气用事地疾呼口号，也不能仅依靠唯我独尊地孤芳自赏、一厢情愿地自说自话，而应理性地正视跨文化语言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分歧，客观地揭示问题的实质，从西方语音中心论走向跨文化语言的普适理论。本书作者在论证过程中并不回避中西语言间的差异和争议，一方面，梳理各方观点，在索绪尔、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庞德(Ezra Pound)、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杜邦瑟(Peter Stephen Du Ponceau)、维柯(Giambattista Vico)、郭沫若等学者的思想碰撞中描绘学界针对此议题的研究图景，剖析中西语言差异及理论观点分歧的实质和根源；
另一方面，充分探究中国语言及书写的本质，用考古学证据论证汉民族的文字起源以及语言与文字的复杂关系，以汉语中文言与白话系统的关系推翻了文字与口语的主仆关系，颠覆了语音中心主义，由此向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基础提出质疑和挑战。西方一家独大的话语体系在此消解，这为建构跨文化的语言理论话语框架打下基础。再以诗学批评视域为例，比喻是文艺研究的重要方面，是中西诗学的核心议题，学者们，如叶威廉(Wai-lim Yip)、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余宝琳(Pauline Yu)、奚密(Michelle Yeh)等，对中西传统中的比喻及其关系都给予了普遍的关注，但仍然困于西方固有认识型。作者并未因面对庞大的西方话语而失语，他首先从各位学者的研究入手，揭示西方诗学批评的现状：从批评实践到理论根源逐步建立以二分法为特征的中西比喻知识体系；
对于文化决定性因素的曲解致使分析中西比喻差异时出现论证逻辑、概念理解及结论方面的问题，甚至错误(Michelle237-254)；
⑥对中国诗歌具体用喻的阐释严重脱离语言文化语境，扭曲对中国诗歌及比喻的理解，以自己的立场和已有的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Pauline205-224)。⑦于是，二分法在这样的强制阐释中不断得以巩固，无视或选择性忽视了中方比喻的真实质态，导致学术话语不能表达真理，进而制造出中西诗学思想间不相容、难逾越的隔阂。该书作者一方面用中国诗歌实例论证中国比喻拥有抽象、创新、想象等与西方比喻同质特征，以破除“中国比喻的创造力弱于西方”等带有价值判断的论述；
另一方面，追溯到中西诗学鸿沟的源点，即形而上学的概念性基础——西方笛卡尔式“主客二分”与中国“天人合一”的对立式宇宙观。作者拿起学术的望远镜审视中西思想史，发现在文明源头西方有“一元”概念，中国也有二分思想。至此，原先实践与理论互为论证的貌似合理的中西比喻二分体系逐渐瓦解了，中西诗学从对抗走向融合。
最后，在全球化语境下进行学术话语创新，有赖于古今中外各种话语资源的良性互动，吸收其有益成分，为我所用。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思考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共同发展问题时，就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而我们要实现的正是这种美美与共的融合会通的学术话语体系。克服对西方学术话语的盲目崇拜，祛除话语建构时的意识形态殖民，瓦解中西思想壁垒，突破固有“认识型”，并不意味着彻底推翻西方话语体系取而代之或是建立意识形态壁垒制造冲突，而是在充分考虑中西文学及文论之真实情况的基础上，在多维视域融合中实现学术话语创新，这是《批评视域的融合》的主要研究目标。在此过程中，作者本着探索真理的学术追求，秉持中西知性平等的学术理念，以渊博扎实的学术基础，用实证性分析与理论性概念探究相结合的细读方式，多维度、全方位地考查各种学术研究、思想理论的话语资源，去伪存真，汲取精华，追本溯源，促进不同学科思想资源的交互融合，发现新的理论阐发空间，以及话语创新的生长点。新书从语言学、文学、符号学、语言哲学、神经科学、认知理论、精神分析等各个学科出发，借鉴古今中外众多思想家、批评家、理论家和学者的思想结晶，在语言、诗学、美学等批评视域取得了理论的突破性进展，建构了独创性的学术话语。在语言批评视域，重构图与字的界限，跨越中西文字书写的概念鸿沟，建立中西书写符号框架——在人类视听思的认知能力驱动下，由音形义元素整合而成的图形、象征、索引及并置符号。在诗学领域，融合中国比兴与西方比喻，建立比喻普适框架，并在能指/喻体和所指/本体的流动性意指空间中展现作者或读者如何根据认知能力和意向性选择决定本体/喻体之间的匹配、能指/所指之间的意义阐释。在美学领域，在文学体裁和摹仿方式的互动关系中揭示中西抒情表现和摹仿再现的同时在场，重新概念化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的“镜”与“灯”批评话语，提出“镜中灯”这一概念，从而弥合中西文论抒情表现和摹仿再现二元对立。《批评视域的融合》让中西人文领域的学术话语在语言、文学、诗学、美学等批评视域中交织成一个智性网络体系，经过富有意义的碰撞、对话、交流和渗透，呈现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交汇点，由此提出一种从族群中心主义走向全球美学的范式。这一思路可以为跨越中西审美鸿沟，最终走向“世界文论”和“全球美学”提供一定的启示。
注释[Notes]
① 有关该书的评论，请参见Gu，Mingdong，FusionofCriticalHorizonsinChineseandWesternLanguage，Poetics，Aesthetics.London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21。
② 皮尔斯符号理论之于汉字“六书”的适用性说明：皮尔斯符号理论提出“像似符/图像”“指示符/索引”“规约符/象征”三个元符号，构建了具有无限衍义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语言文字是不同于西方的符号系统，索绪尔结构主义的符号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语言符号，汉字“六书”不仅描绘了汉字特点，更是解释了汉字演化过程中的构字原则、方法。表面看来，作为现在看来已基本定型的汉语符号系统，似乎只与“规约符/象征”相关，而实际上，如果纵观汉字源流，可以发现“像似符/图像”“指示符/索引”“规约符/象征”三个元符号全部参与了汉字构成的演化逻辑。当然，尽管皮尔斯符号论对于从“图”到“字”的中国语言文字发展过程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是仍然有一部分汉字构字原则是皮尔斯理论解释不了的，因此，才有了顾著创新性指出的一种符号类型——“并置符号”。
③ 有关这些观点，请参见Liu，James J.Y.，ChineseTheoriesofLitera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
Fisk，Craig，“Literary Criticism.”TheIndianaCompaniontoTraditionalChineseLiterature，Ed.William Nienhauser，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1986，49-58；
Shi，Liang，“The Leopard skin of Dao and the Icon of Truth：Natural Birth Versus Mimesi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ComparativeLiteratureStudies31.2(1994)：148-164。
④ 有关这些观点，请参见Yu，Pauline，TheReadingofImageryintheChinesePoeticTrad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Owen，Stephen，TraditionalChinesePoetryandPoetics：OmenoftheWorld，Madison，WI：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
Fuller，Michael，“Pursuing the Complete Bamboo in the Breast：Reflections on a Chinese Image for Immediacy.”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53.1(1993)：5-23；
Liu，James J.Y..ChineseTheoriesofLitera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
⑤ 取材于王宁教授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美比较文化研究分会2021年专题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该研讨会以线上形式于2021年12月25日在“腾讯会议”召开。)
⑥ 请参见Yeh，Michelle.“Metaphor andBi：Western and Chinese Poetics.”ComparativeLiterature39.3(1987)：237-254。
⑦ 请参见Yu，Pauline.“Metaphor and Chinese Poetry.”Chinese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3.2(1981)：205-224。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Freud，Sigmund.TheInterpretationofDreams.Trans.James Strachey.New York：Avon Books，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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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sun，Long.AnnotatedCollected Works of Gongsun Long.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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