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霖 张野 张新昊
(1.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4；
2.济宁学院 体育学院, 山东 曲阜273155)
互联网已成为现代社会中使用最广泛的社交工具。疫情当下，人们借助网络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日常学习任务和工作。比如网课就是疫情之下诞生出的一种线上教学方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通过互联网就可以学习线上课程。对于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的大一新生来说，由于刚刚摆脱了高三的学业压力和家庭的束缚，生活方式和环境等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他们渴望并且有机会在网络上结交更多的朋友，而社交网络中的种种诱惑，也大大增加了产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概率。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Problematic Social Network Use)被定义为，个体使用社交网络的时间、频率和强度出现不可控制的表现，并使使用主体的生理、心理和行为受到消极影响的一种社交网络使用行为[2]。有研究结果表明，问题型社交网络行为可引起大学生学业成绩下降、逃避行为、网络欺负等问题行为[2-3]，并可增加其负面情感经历[4-5]，如妒忌、抑郁等，对其心理与行为发展具有负面影响。所以，探讨大学生群体的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以为大学生生理和心理的积极发展提供有效的干预或指导。
在针对大学新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讨论中，网络社会排斥是一项不容忽视的外部情境因素。网络社会排斥是指个体在电子媒体(非面对面)互动中感到被他人排斥所产生的消极心理体验，是现实社会排斥在网络环境中的延伸[6]。需要—威胁模型指出(need-threat model)，遭受社会排斥的个体，其控制感、自尊、归属感和意义感均有所降低[7-8]，并会诱发产生孤独、嫉妒、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体验[9]。以往研究也表明，遭受到排斥的大学生，会以消极应对方式为主导反应模式[10]。根据网络补偿心理理论，网络可以使被排斥的个体有成就感、归属感、认同感的体验[11]。也就是说，当个体在感知到自己遭受排斥后，会影响自身情绪和基本心理需求(如关系需求和归属需求)[12]，所以他们更有可能选择网络[13]。除此之外，在疫情期间，社会资源相对缺失，而网络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具有巨大的开放性，恰好能弥补这一缺失，这也更容易导致问题性社交网络的发生。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H1：网络社会排斥能够正向预测大学新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行为。
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表明，错失焦虑和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间存在密切关系[14]。错失焦虑(或错失恐惧)是指由于个体担心或害怕错过他人的经历或信息而产生的一种弥漫性焦虑[15]，是焦虑的亚类并同时兼有状态和特质的心理属性。根据社会补偿假说，具有高水平的社交焦虑者，更倾向于通过社交媒体来获得现实社交中无法获得的积极心理体验[16]，他们会对社交媒体的依赖性更强[17]，更有可能出现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行为。因此，错失焦虑可能会正向预测大学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此外，诸多研究结果均指出，社会排斥可以直接预测焦虑的发生[18]。这不仅符合之前提到的需要—威胁模型[7]的观点，还符合Przybylski[15]的自我决定理论。此理论认为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在其内部动机的发展与调节中起关键作用，而错失焦虑是一种个体调节失败的表现。因此，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与错失焦虑呈负相关关系，基本心理需要越得不到满足，错失焦虑表现得就越明显。也就是说，当个体被群体排斥时，感知到被拒绝或边缘化，会导致心理需要缺失，并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强烈愿望，产生错失焦虑。为了缓解焦虑，个体转向网络寻求替代性满足[19]，进而导致个体的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H2：网络社会排斥正向预测错失焦虑，错失焦虑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
错失焦虑在网络社会排斥和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之间起中介作用。
网络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在互联网人际互动中被尊重、支持和理解的程度[20]。根据社会支持缓冲器假说，社会支持可以缓冲压力事件(如网络伤害)和一些风险的影响，以此来保护个体身心健康水平。但近期研究发现，由网络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在网络伤害和负面后果中起着反向压力缓冲作用[21-23]，即网络社会支持在风险因素与负面结果之间起加强作用。感知高社会支持的个体，遭受网络伤害和酗酒间的关系会更加密切[22]；
而且获得网络社会支持越高的个体，会渴望更多的网络互动，因此也更难以控制自己的上网冲动[24]。另外，社交焦虑的认知模型观点也提到，面对他人的消极评价存在不合理信念并具有持续性恐惧情绪是焦虑者的普遍状态[25]。错失焦虑者上网时获得的体验和焦虑者的认知反应会一起影响个体的网络行为[26]。个体在上网时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存在个体差异。对于感知高网络社会支持的个体，在上网时感受到被信任被尊重，错失焦虑者因认知偏差产生的敏感性和不安全感可能得到缓解，因此，错失焦虑对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有可能增强。相反，具有感知低网络社会支持的错失焦虑者在网络社交过程中得不到安全感和归属感，反而抑制其社交网络的使用。因此，根据社会支持的缓冲器理论模型和焦虑的认知模型，网络消极情绪体验可能调节了错失焦虑与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之间的关系。据此提出研究假设H3：网络社会支持在错失焦虑与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之间起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以探讨大学新生的网络社会排斥、错失焦虑和网络社会支持在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上的综合影响，以期为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图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
1.1 研究对象
以山东省某高校新生(大一年级)为研究对象。
由于疫情原因，采用问卷星平台对学生整群抽样进行数据收集，主试由接受过培训的辅导员教师担任。征得学生同意后，将二维码统一发放到各个班级，学生匿名填写。共收回问卷741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共728份，有效率为98.2%。男生299名，占41.1%；
女生429名，占58.9%；
平均年龄为19.14±0.77岁。
1.2 测量工具
1.2.1 网络社会排斥问卷
采用童媛添[27]编制的大学生网络社会排斥问卷。该问卷共14个条目，采用1—5(从未—总是)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感知到的网络社会排斥程度越深。问卷包含了网络群体聊天、网络个人空间和网络个体聊天3个维度。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8。
1.2.2 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问卷
采用魏祺[28]等人修订的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问卷，该问卷共8个条目，采用1—5(完全不符合—完全符合)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越严重。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
1.2.3 错失焦虑问卷
采用Przybylski等人编制[15]、李琦[29]等人修订的中文版错失焦虑问卷。该问卷包含2个因子(错失信息恐惧和错失情境恐惧)，共8个题目，采用1—5(完全不符合—完全符合)5点计分。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1.2.4 网络社会支持问卷
采用梁晓燕[30]等人编制的网络社会支持问卷，包括4个维度(信息、工具性、情感和社会成员支持)，共23个题目。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感知到的网络社会支持越多。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8。
1.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23.0及宏程序Process v3.5插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共同方法偏差、积差相关等处理，并进行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检验。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均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收集数据，这可能会导致常见的方法偏差影响研究结果。因此，对数据进行了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6个，第1个因子解释变异量为36.6%，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2.2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由表1可知，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与网络社会排斥、错失焦虑和网络社会支持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
2.3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
将所有变量标准化，使用宏程序Process进行数据分析，并用Bootstrap法进行取样(自助抽取5 000次)。首先，使用Process中的Model 4检验中介作用。在控制性别的条件下，检验错失焦虑在大学新生网络社会排斥和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如表2所示，网络社会排斥能显著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β=0.63，t=19.77，P<0.001)，而且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错失焦虑(β=0.57，t=17.20，P<0.001)。当错失焦虑进入回归方程后，网络社会排斥依然能显著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β=0.30，t=-10.03，P<0.001)。经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进一步检验发现，其中介作用为0.32，95%CI不包含0，因此错失焦虑在网络社会排斥与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0.79%。
表2 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其次，为进一步明确网络社会支持在该中介模型的后半段路径中的调节作用，使用Process中的Model 14进行检验。调节作用检验分析结果表明，错失焦虑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β=0.53，t= 17.75，P<0.001)，且它与网络社会支持的乘积项对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同样影响显著(β=0.06，t=2.25，P<0.05)，95%CI为0.01—0.12，因此错失焦虑对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受到网络社会支持的调节(见表3)。
表3 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
采用简单斜率检验法进一步明确网络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根据正负一个标准差进行分组，绘制简单斜率效应图(见图2)。结果发现，在低网络社会支持组错失焦虑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β= 0.27)，95% CI为0.20—0.35；
而在高网络社会支持组的正向预测作用变大(β= 0.34)，95% CI 为0.27—0.42。这说明随着错失焦虑升高，不论高网络社会支持还是低网络社会支持，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行为均呈上升趋势，但相比于低网络社会支持来说，高网络社会支持的上升趋势更为明显。
图2 网络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3.1 网络社会排斥对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网络社会排斥与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呈显著正相关，网络社会排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大学新生的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支持了研究假设H1。以往研究发现，社会排斥对问题性网络使用有正向预测作用[31]。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又在网络社交领域进一步进行了证实。这也与Davis的认知—行为模型相符[32]。此模型的核心观点指出，影响个体问题性使用行为的重要因素是个体的非适应性认知，而遭受网络社会排斥的个体往往会对自我进行消极评价(非适应性认知)，甚至拒绝在现实生活中进行人际交往。因此这些个体会出于弥补由于排斥缺失的自尊或关系需要过度地使用社交网络。尤其在现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学生有时不能实现线下上课，减少了与同伴之间在现实生活中的交往机会。在这种情境下，遭受网络社会排斥的大学新生，为满足自身基本心理需要，与外界进行更多的联系和寻求更多的社会关系，就会高频率或长时间地使用社交网络，进而使大学生在社交网络使用中陷入沉溺，更有甚者产生严重的网络成瘾等问题行为[33]。此外，由于网络中交往人群扩大，存在社会信息线索的缺失(如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过度使用社交网络，会加剧网络社会排斥，这可能形成一种负面循环效应，影响大学新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3.2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错失焦虑在网络社会排斥和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假设H2得到验证。大学新生在网络中遭受社会排斥后，可以直接影响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也可以通过错失焦虑的产生间接地影响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34]。需求—威胁模型也[35]认为，社会排斥会削弱人类基本的关系需求和效能需求。关系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个体会寻求社会接纳，想要与他人建立和维持和谐、亲密、稳定的社会联系。并且Przybylski等人在研究中提到[15]，个体某种心理需求未得到满足会导致错失焦虑的产生。即个体心理需求满足程度较低，会表现出渴望知晓他人所有动向、害怕错过某些信息、不断点击和刷新社交网络上的动态等行为。因此，网络社会排斥可以作为一种诱发因素通过错失焦虑影响个体的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
本研究在验证了错失焦虑中介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网络社会支持在该中介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网络社会支持调节了中介过程的后半段路径，即在高网络社会支持水平上，错失焦虑对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预测作用更大，支持了研究假设H3。该结果说明网络社会支持能增强错失焦虑对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消极影响，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22,23,36]可以一起作为社会支持反向压力缓冲作用理论[21]的补充。已有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在社交网络上收到的点赞和评论数量与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强度成正相关[37]。也可以说，高网络社会支持的个体表现为在社交网络中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喜欢。尤其是疫情时期，网络社交很容易成为主要的社交方式，此时，个体在社交网络中获得的支持(积极反馈)越多，越能驱动个体花费更多的时间使用社交网络。因此，获得高水平社交网络支持的错失焦虑水平高的个体，会不断使用社交网络，直至导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大学生群体作为网络使用的主力军，更有可能产生错失焦虑。由于大学生心智发展还处于完善阶段，尚缺乏正确选择缓解焦虑的方式。因此，降低对网络社会支持的感知可能是减少大学新生群体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一个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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