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璐 刘亚楠 靳晓冬
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ncer)作为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已呈现总体发病年龄提前和发病率稳步上升的趋势[1-2]。根据国家肿瘤中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新出现子宫内膜癌病例63 400例，死亡21 800例[3]。大多数子宫内膜癌患者在早期被诊断出并能得到及时治疗，但是有少数子宫内膜癌患者被发现已为晚期或发生复发等情况，其治疗疗效以及预后均较差，且缺少特效的治疗方法，其5年生存率大约为25%～30%[4-5]。BCL-2 是细胞凋亡调节蛋白 BCL-2 家族的创始成员，可诱导(促细胞凋亡)或抑制(抗细胞凋亡)细胞凋亡[6]。抗凋亡BCL-2被归类为致癌基因[7]。Bmi-1是 Polycomb Repressive Complex 1(PRC1) 的组成部分，通过组蛋白 H2A 的泛素化影响许多基因的表达[8]。Bmi-1通过调节自身更新和分化，在包括癌症干细胞在内的干细胞生物学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本研究选取了Bcl-2、Bmi-1水平将其与子宫内膜癌中的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相关进行研究分析，旨在为子宫内膜癌确立生物标志物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数据参考。现报告如下。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我院收治的子宫内膜癌患者58例。年龄35～70岁，平均(53.21±6.86)岁。纳入标准：①符合《子宫内膜癌诊治规范》[9]中关于子宫内膜癌的诊断标准，术后病理诊断为子宫内膜癌，且患者行手术治疗；
②患者术前未行放、化疗等其他治疗；
③患者的临床资料完整；
④患者及家属已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患有妇科炎症患者；
②合并其他恶性肿瘤；
③合并处于妊娠状态患者。
1.2 免疫组化检测Bcl-2、Bmi-1水平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Bcl-2、Bmi-1表达，以鼠抗人Bcl-2、Bmi-1单克隆抗体为一抗，用已知阳性切片作阳性对照，PBS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用苏木精复染细胞核，参考标准，Bcl-2、Bmi-1阳性产物均位于细胞核，视野中出现粗细一致的棕黄色为阳性染色，无棕色反应为阴性染色。在阳性颗粒密集部位随机选取10个200倍视野，计数每个视野中细胞的染色情况，取平均值。根据阳性细胞占全部细胞数的百分数对其进行分级，阴性为阳性细胞数<10%；
阳性为阳性细胞数>10% 。根据上述标准将患者分为Bcl-2阳性组(n=48)和Bcl-2阴性组(n=10)；
Bmi-1阳性组(n=52)和Bmi-1阴性组(n=6)。
1.3 收集临床资料以及随访资料
收集患者年龄、性别、组织学分级、肿瘤最大径等临床资料。采用电话及门诊或住院复查等方式进行随访2年，了解患者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止 2021 年8月。根据随访结果将患者分为死亡组(n=22)和生存组(n=36)。
1.4 统计学分析
2.1 Bcl-2、Bmi-1表达与子宫内膜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Bcl-2表达与淋巴结转移、分化程度无相关性(P均>0.05)，与临床分期以及浸润深度有关(P均<0.05)；
Bmi-1表达与临床分期、浸润深度、分化程度无关(P均>0.05)，与淋巴结转移有关(P均<0.05)，具体见表1。
表1 Bcl-2、Bmi-1表达与子宫内膜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例
2.2 生存组与死亡组Bcl-2、Bmi-1表达情况比较
生存组的Bcl-2、Bmi-1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死亡组(P<0.05)，见表 2。
表2 生存组与死亡组 Bcl-2、Bmi-1表达情况比较/例
2.3 影响子宫内膜癌患者预后多因素logistic分析
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Bcl-2、Bmi-1均为影响子宫内膜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见表3。
表3 影响子宫内膜癌患者预后的多因素logistic分析
子宫内膜癌是一种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发病率逐年上升[10]。一般分为两类，一种是激素依赖型，占大多数，术后预后较好，一种是非激素依赖型，术后易发生远处转移或肿瘤复发，死亡率高，临床化疗多以铂类药物为主[11-12]。子宫内膜癌是临床常见的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发病率在近年来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一般在50～70岁年龄段高发，且有年轻化发展的趋势[13]。在我国，每年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为0.634%，病死率为0.218%[14]。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可提高子宫内膜癌患者生存率，但侵袭或转移者仍预后不良[15]。癌症的发生为多机制、多因素的复杂生物学反应，子宫内膜癌的发生被认为是一个多步骤的过程，涉及激素调节、基因突变、粘附分子和细胞凋亡的协调相互作用，但是目前子宫内膜癌确切的病理机制尚未明确[16-18]。
临床上子宫内膜癌患者一般首选手术治疗，常配合化疗联合治疗[19]。然而患者在化疗过程中易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治疗依从性有所降低，从而对治疗效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
BCL-2 是细胞凋亡调节蛋白 BCL-2 家族的创始成员，已被证明会导致多种癌症，包括淋巴瘤[21]。有研究表明，BCL-2 的破坏会导致细胞死亡[22]。已知BCL-2也参与了化疗药物耐药性的发展，进一步强调了靶向BCL-2的重要性癌症治疗中的基因[23]。Bmi-1 是一种多梳基因家族成员，在细胞周期调控、细胞永生化和细胞衰老中起着重要作用[24]。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Bmi-1参与了干细胞自我更新和分化的调控[25]。Bmi-1参与细胞过程，如 DNA 修复、增殖、生长、衰老和细胞凋亡[26]。Bmi-1通过调节自身更新和分化，在包括癌症干细胞在内的干细胞生物学中发挥关键作用[27]。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Bmi-1在许多人类癌症中的过度表达与疾病进展和治疗失败相关[28]。研究证实了 Bmi-1 参与了肿瘤的发生以及侵袭、转移和化学抗性[29]。本研究中Bcl-2与临床分期以及浸润深度有关， Bcl-2与淋巴结转移有关。
Bcl-2、Bmi-1 在诱发子宫内膜癌的同时，还参与侵袭转移和淋巴结转移过程，加快疾病的进展。生存组的Bcl-2、Bmi-1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死亡组。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Bcl-2、Bmi-1均为影响子宫内膜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这提示其和子宫内膜癌预后有一定关系，通过测定其表达情况能够辅助预后的评价。
综上，本研究证实了Bcl-2、Bmi-1 水平与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病理参数的关系以及对化疗耐药预测的价值评估，为了未来寻求一种有效与子宫内膜癌相关的生物标志物提供了的数据基础。然而本研究由于样本量少以及中心单一等不足对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偏移，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更具前瞻性以及扩大样本量，来对结果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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