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剑 胡 炼
(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一员，日本自古以来深受中华文明影响，尤其是在古代，上至国家政治架构，下至民众日常生活，中华文明的印记无处不在。正如“和魂汉才”(1)平安时代中期出现的一种思想，意指兼具日本固有的人格精神(和魂)以及中国传入的知识学问(汉才)。最早在《源氏物语》中已有类似用例。一词所显示的，“和”与“汉”的高度融合是日本古代社会文化的主旋律。然而，这种内外结合的文化模式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经历了早期吸收汉文化一边倒的狂潮，以及后来国风文化兴起的热潮之后，经过反复磨合，才在平安时代中期得以确立，“和”“汉”兼具从而成为知识阶层所必需的教养。而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知识阶层“和魂汉才”的作品，则要首推《和汉朗咏集》。
《和汉朗咏集》的编纂者是平安时代中期的贵族文士藤原公任(966-1041年)。公任出身于当时的贵族名门藤原氏北家，其祖父藤原实赖、父亲藤原赖忠都曾担任过百官之首的“关白”“太政大臣”，而公任本人亦历仕圆融、花山、一条、三条、后一条五代天皇。公任学识渊博，兼通“和歌”“汉诗”“管弦”(音乐)，世称“三船之才”(2)指兼通汉诗、和歌、管弦(音乐)三种才能。据历史物语《大镜》卷上“公任卿大井川三船之誉”条记载：权臣藤原道长在大井川观赏红叶时曾推出“汉诗之船”“管弦之船”“和歌之船”，让精通各领域的文人分别选择相应的船乘坐，藤原公任选择乘坐“和歌之船”后吟咏一首和歌，得到了藤原道长的称赞。不过藤原公任却后悔未能乘坐“汉诗之船”从而博得更大名声，并自认无论乘哪艘船都能得到赞誉。。其尤擅和歌，著有歌集《公任集》，诸多和歌作品被收入《拾遗集》等敕撰和歌集。其中，《和汉朗咏集》(以下简称《朗咏集》)是公任最为著名的传世之作，大约成书于长和二年(1013年)。“和”是指和歌，“汉”是指汉诗文(包括中国汉诗文和日本汉诗文)。作为日本文学史上首次将和歌与汉诗文并列编排的一部诗歌集，“和汉融合”无疑是其最突出的特色。
《朗咏集》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设春、夏、秋、冬四部，下卷为杂部；
各部之下再立细目，合计114个条目(加上附属条目则计有125个)；
每个条目之下原则上按照中国汉诗文、日本汉诗文、和歌的顺序排列(3)部分条目下缺收中国或日本汉诗文；
“立春”条目排列顺序为日本汉诗文、和歌、中国汉诗文、日本汉诗文、和歌。。这一编排体例是藤原公任编纂意识的具化体现，与其本人乃至当时知识阶层“和魂汉才”的知识结构以及中日两国的文学传统密切相关。上卷四季部的设立遵循了《古今集》以来日本和歌集的传统，而各部之下所立的条目皆为四季风物，按季节流传的时序变迁排列，体现了以和歌为代表的日本文学独特的季节感和景物观。下卷杂部的各条目则多有中国文学的投影，如“山水”“田家”“闲居”“饯别”“咏史”“述怀”等，明显是受到中国诗歌题材类型的影响。
编排体例历来是《朗咏集》研究的焦点之一，相关研究成果颇为可观。例如，川口久雄指出《朗咏集》分门别类的编排体例反映了中国类书的编排意识，同时也受到了敕撰集等日本传统和歌集的影响，进而又考察了各条目的来源，将《朗咏集》125个条目与《千载佳句》《古今和歌六帖》等前代诗歌集一一比对，发现重合的条目合计高达104个，超过《朗咏集》条目总数的八成以上[1]。三木雅博针对《古今集》为代表的敕撰和歌集与《朗咏集》的关联进行了详细考察，以《古今集》中的“循环构造”和“对立构造”作为前提对《朗咏集》条目进行了分析，认为上卷四季部的排列方式具备“循环构造”的特征，而上卷春部对秋部、夏部对冬部，以及上下两卷卷首的“立春”对“风”、卷尾的“佛名”对“白”，则具备“对立构造”的特征，进而指出原本出自《古今集》的这两种构造，经过《后撰集》《拾遗集》等敕撰和歌集的承继，最终在《朗咏集》中得到了明确体现[2]。长谷川友纪子则对《朗咏集》的整体构造以及“和”“汉”并列的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下卷所收的和歌数量较之上卷要少，其编排更注重采用以和歌匹配汉诗文的方式，从而将“和”“汉”紧密地关联在一起[3]。
从内容上看，《朗咏集》是一部以“摘句”的形式汇集汉诗文与和歌佳句的选集，收录有汉诗文佳句588首(摘取原诗文中的两句)、和歌216首，总计804首。而汉诗文佳句中，中国文人作品234首，日本文人作品354首。汉诗文佳句多为七言，其中大部分都是取自七言律诗的颔联或颈联[1]。而福田俊昭研究发现，取自七言绝句的有42首，若是将一首七言绝句的四句全部收入集中，则定会将上、下二联编入同一个条目，并严格按照起承转合的顺序进行排列[4]。
中国文人作品234首(其中诗句195首、文章摘句39首)，尤以白居易的作品占据多数，高达139首(其中诗句135首、文章摘句4首)。福田俊昭通过详细的文本比对，论证了《朗咏集》所收录的白居易作品几乎都是摘取自《白氏文集》[5]。宋再新指出，“尊白”意识是平安时代日本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安时代文人喜爱白诗中闲适、典雅的情调，对白居易的讽喻诗则不太崇尚，这也体现了编纂者公任的人生观和审美意识[6]。除白居易以外，《朗咏集》中还收录有元稹、许浑、章孝标、杜荀鹤等中国文人的作品。关于《朗咏集》所收录中国文人作品的特点，川口久雄认为其集中未收录六朝作品，初唐作品也很少，而以中晚唐作品居多，且主要选取的是传统宫廷官僚诗人的作品。针对中国文人的汉诗文佳句，植木久行从1988至2004年间持续发表系列论文，从汉字的古日语读音到作品的释义、典故运用和写作背景等方面进行了十分细密的考证。然而,其研究未竟全功，仅止于上卷秋部“九日付菊”条目，殊为可惜[7]。而《朗咏集》所收录的中国汉诗文中有些在我国已失传，不见于现存文献，蒙显鹏对这些逸文进行了梳理辑佚[8]。
《朗咏集》所收录的354首日本文人的汉诗文佳句，就收录作品的时代来看，宽平(889-898年)以前文人(如小野篁、惟良春道等)的作品较少，而延喜(901-923年)之后，特别是天历(947-957年)时期的作品明显较多，可能反映出天历时期的文学正是公任心目中某种“理想的时代样式”[1]。此外，山野清二郎将日本汉诗与中国汉诗、和歌分别进行对比后指出：较之中国汉诗，日本汉诗在形象上更矮小、用词上更生硬、更加沉浸于描述的对象、更带有佛教色彩并展现了无常观，而日本汉诗虽然与和歌在形态上完全不同，但在内容上更为相近，因此可以说日本汉诗是介乎于中国汉诗和日本和歌之间的中间性作品[9]。
《朗咏集》所收录的216首和歌遍及各个时代，在作者上也未见明显偏好。值得注意的是醍醐天皇、村上天皇、具平亲王等人的汉诗文与和歌作品皆被收入集中，这些兼通“和汉”的作者可谓与《朗咏集》的书名非常契合。关于《朗咏集》的和歌究竟是成书之时即由公任本人选取收入集中的，还是后世经由他人之手添入集中的，研究史上曾有过争论。经金子元臣、江见清风的考证[10]，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和歌和汉诗文一样，都是成书时即已收入集中。据川口久雄的研究，和歌中有11首出自《万叶集》、63首出自《古今集》、69首出自《拾遗集》(包括《拾遗抄》)、11首出自《后撰集》，因而推断公任在编纂时使用最多的和歌集是《古今集》和《拾遗集》，而出自《万叶集》和歌则可能转引自于《古今和歌六帖》。
另外，《朗咏集》的所谓“朗咏”，是一种平安时代流行的艺术形式，即将汉诗文或和歌的佳句按某种节拍抑扬顿挫地大声吟咏。青柳隆志认为，藤原公任刻意选取“朗咏”作书名，意在让“朗咏”的形式与收录的汉诗文、和歌佳句相得益彰[11]。平安时代的贵族、文士们在公私宴会、竟宴等社交场合(4)“竟宴”是指在宫中举行的和歌、汉籍等讲读结束后，为犒劳参与侍讲的群臣而举办的宴会。在宴会上，让群臣根据讲读内容即兴吟咏诗歌并予以赏赐。，往往会围绕聚会的主题，竞相“朗咏”各自即兴所作的汉诗文或和歌。这类文娱活动显然是受到中国文人金谷、兰亭之会的深刻影响，作为知识阶层的风流雅事在当时非常盛行，甚至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其文学“教养”的体现。
在《朗咏集》中收录有大量与“朗咏”活动相关的作品。如《本朝文粹》卷九记载了安和二年(969年)在大纳言藤原在衡的别墅栗田山庄举办的一次尚齿会：“尚齿之会，时义远哉，源起唐室会昌白氏水石之居”，首先介绍了尚齿会的由来——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白居易邀约胡杲等六人在家中宴会，与会者皆是七十岁以上老人。当时，年过七旬的藤原在衡见“暮春三月，烟景最好”，遂召集一帮老友来栗田山庄雅集，宴会中藤原国光、源信正、菅原文时等19人即兴赋诗，竞相“朗咏”[12]。其中，菅原文时所作的诗序和汉诗佳句被《朗咏集》分别收录于下卷杂部“山家”“老人”条目下，其文曰：
王尚书之莲府丽则丽，恨唯有红颜之宾。嵇中散之竹林幽则幽，嫌殆非素论之士。
(下卷·杂部·山家)
少于乐天三年，尤已衰之龄也。游于胜地一日，非是老之幸哉。
水无反夕流年泪，花岂重春暮齿妆。
林雾校声莺不老，岸风论力柳尤强。
(下卷·杂部·老人)[1]
此外，又如纪长谷雄诗句“他日遂逃秦虎口，暮年初谒汉龙颜”(下卷·杂部·咏史)[1]，作于延喜元年(901年)九月在北堂(大学寮的讲堂)举办的《史记》竟宴；
纪在昌的诗句“宾雁系书秋叶落，牡羊期乳岁华空”(下卷·杂部·咏史)[1]，作于延长元年(923年)三月七日在北堂举办的《汉书》竟宴。无论是《朗咏集》的编排体例还是作品内容，无不反映出一种“和汉融合”的编纂意识，而在这种意识的背后，则是平安时代知识阶层“和魂汉才”的文学教养，以及学习、创作、朗咏“和汉”诗文的文学需求。
学术界对于《朗咏集》的版本研究主要集中于平安时代的30多种写本上。如山本まり子在细致分析平安时代各写本的基础上，对版本系统进行了严密的分类，将各版本的图片、文本等内容录入数据库，力求为研究者提供更易于使用的公共资源[13]。《朗咏集》成书后迅速在知识阶层中传抄，其后近千年间广为流传，作为文学、艺术经典被广泛阅读和研习，对其中作品进行注释的书籍也就应运而生，成为《朗咏集》接受史和研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朗咏集》的注释书，按时代划分大致可以明治维新为界，分为古本注释书和新本注释书。古本注释书体现了明治维新以前汉文化影响下“和汉融合”的治学方法，而新本注释书则反映了明治维新以后西学东渐背景下的近现代学术发展。古本注释书又可细分为江户时代以前的写本时期和江户时代以后的刊本时期，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如表1所示。
《朗咏集》问世大约百年之后出现了第一部注释书《朗咏江注》(简称《江注》)。《江注》现无存本，学术界一度普遍认为其已散佚失传，不过，根据堀部正二等人的研究，推断《江注》并非是以完整书籍形式存在的，而是大江匡房以笔记的形式记入《朗咏集》文本间的，故而散见于《朗咏集》各种版本之中[14]。正因如此，《江注》的相关研究往往与《朗咏集》版本研究相伴而行。例如，三木雅博对天理图书馆藏贞和三年安部直明写本的研究[2]、佐藤道生对三河凤来寺旧藏藤原师英写本的研究[15]、惠阪友纪子对关西大学图书馆藏生田本和山井切的研究等[16]，均与《江注》密切相关。
表1 《朗咏集》古本注释书种类
《和汉朗咏集私注》(简称《私注》)的成书约晚于《江注》半个世纪。三木雅博认为，《私注》虽然仅针对汉诗文进行了注释，但注释中包含了对用词和句意的解释、对故事和典故的标注，因此可以说《私注》才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朗咏集》注释书。三木在对《私注》的注释方式和特点进行考察后，发现其作注时利用的主要文献材料包括《初学记》《蒙求注》《百咏注》《文选注》《白氏文集》，这5种均为当时日本最为普及的基本汉籍，而且采取的是面向汉学初学者的注释方式，从平安时代末期至室町时代《私注》颇为流行，出现了诸多版本[2]。
由于以上两种注释书的成书时间相近，相关的比较研究颇受学术界关注。太田次男将两书进行比照后，认为两者间并无直接关联[17]。而三木雅博对此结论并不完全赞同，指出《私注》采用了补正以及删除的方式，对《江注》中难解的内容进行了修订，而两书的定位亦不同，《江注》面向的是汉学家，《私注》面向的则是一般读者[2]。佐藤道生认同三木关于《私注》的见解，认为《私注》的目标读者是学习作诗的初学者，信阿作注时试图教授初学者句题诗的创作和鉴赏方法。但对于三木关于《江注》的看法提出异议，指出《江注》与《私注》同样对“破题”等作诗的方法进行了阐释，其目标读者亦是学习汉诗文，特别是学习、鉴赏句题诗的初学者[15]。
《和汉朗咏集永济注》(简称《永济注》)和《和汉朗咏注抄》(简称《注抄》)是另外两种写本时期重要的注释书。《永济注》的特点是承袭了汉文体的《私注》，在其基础上加入了假名，从而更加适合汉学初学者阅读。《注抄》的特点在于集以往各种《朗咏集》注释书之所长。三木雅博首先围绕《永济注》和《注抄》对《私注》的引用进行了比较，指出《永济注》的目标读者是对汉学不熟悉的初学者，而《注抄》的目标读者则是更了解汉学的文人。继而又对《永济注》和《注抄》引用《私注》以外注释书的情况进行了探讨，进一步论证了两书的成书时间、地点都非常接近[2]。
以上4种注释书都毫无例外地将注释的重点放在了汉诗文上，这反映了平安时代中期以来强调“和魂汉才”的知识阶层对于“汉学”的需求。除了这4种之外，写本时期的《朗咏集》注释书尚有很多，黑田彰将室町时代以前的约24种《朗咏集》注释书，根据文本内容等分为了七大系统[18]。
江户时代后，出版事业发达，《朗咏集》的注释书进入到刊本时期，重要的注释书主要有三种。一是《和汉朗咏集注》(简称《集注》)。此书是在《永济注》的基础上，添加了对和歌的注释，是《朗咏集》注释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注释书，其作为汉字、假名的入门教科书被大量刊印，广泛使用。另外两种注释书是《和汉朗咏集谚解》(简称《谚解》)和《和汉朗咏集国字抄》(简称《国字抄》)。村上义明将这两种注释书加以比较，发现《谚解》中运用了大量《集注》以外的资料，对《集注》进行了修正。由于《谚解》较为深奥，不符合当时民众对于《朗咏集》注释简易化的需求，且仅在大阪地区发行，所以后世对《谚解》的关注较少；
与之相对，《国字抄》同样是以《集注》为基础编撰的，但由于作者高井兰山撰写过大量的教育类书籍，因此《国字抄》也被刊行为活字本、雅俗文库本等多种版本，自刊行之后直至整个明治时代都被广为阅读[19]。
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习西洋科学、学术之风兴起，《朗咏集》的注释逐渐向近现代学术发展，主要注释书包括：金子元臣、江见清风合著的《和汉朗咏集新释》(明治书院，1910年)；
柿村重松校注的《和汉朗咏集考证》(目黑书店，1926年)；
川口久雄校注的《和汉朗咏集》(岩波书店，1965年)；
大曾根章介、堀内秀晃校注的《和汉朗咏集》(新潮社，1983)；
菅野礼行译注的《和汉朗咏集》(小学馆，1999年)；
三木雅博译注的《和汉朗咏集 付现代语译》(角川学艺出版，2013年)。这些注释书的共同之处在于卷首或卷末附有“解说”或“附录”，对《朗咏集》的作者、成书背景、版本、注释情况、构成和内容等进行了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梳理，颇具学术价值。
作为一部“和汉融合”的经典选集，《朗咏集》对日本文化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文学领域，《朗咏集》汇集汉诗文、和歌佳句，具备文学创作范本的性质，自问世以后直至近代，一直发挥着文学教育的启蒙书的作用。据三木雅博考证，至迟在十二世纪的平安时代院政期，《朗咏集》与《李峤百咏》《蒙求》《千字文》一样，开始作为汉学入门的启蒙书被广泛阅读[2]。佐藤道生也指出，《朗咏集》中收录了大量句题诗，对于学习“破题”十分有益，其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学习汉诗的教学启蒙书。而《江注》《私注》《注抄》这些注释书的存在，也是《朗咏集》能成为启蒙书的重要因素[15]。田中干子就《童蒙抄》《奥义抄》等书进行考察，论证了平安时代院政期的和歌修习书中也大量引用《朗咏集》[20]。
由于《朗咏集》作为启蒙书的功能，使其内容成为知识阶层耳熟能详的必备教养，自然而然地投射在文学创作中，因此《朗咏集》对后世日本文学作品产生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日本文学史上至少有五十余部古典作品直接或间接受到其影响。柿村重松将这些作品大致分为以下六类：《本朝续文粹》《本朝无题诗》等日本汉文学作品；
《海道记》《东关纪行》等假名文学作品；
澄宪、圣觉等僧侣的佛教唱导文艺；
《平家物语》《太平记》等军记物语；
“今样”及其衍生物(平曲、宴曲、谣曲)等歌谣文艺；
《江谈抄》《今昔物语集》等说话文学[21]。其影响几乎遍及后世日本古典文学的所有时期、所有文体样式，足见《朗咏集》在日本文学史之地位。
例如，中世军记物语名著《平家物语》中引用《朗咏集》诗句不下10处。这些引用有的是穿插在叙述中，与故事情节密切相关。比如卷七“圣主临幸”一节，叙述了寿永二年(1183年)安德天皇与平家众人逃离京都，临出发前平家一门将二十余处府邸焚毁殆尽，在描写这一场面时写道：“強呉忽ちに滅びて、姑蘇台の露荊棘に移り、暴秦既に衰へて、咸陽宮の煙脾睨を隠しけんもかくやと覚えて哀れなり。”[22]这段描写出自《朗咏集》下卷“故宫”条目下所收录的源顺《河原院赋》的两句：“强吴灭兮有荆蕀，姑苏台之露瀼瀼。暴秦衰兮无虎狼，咸阳宫之烟片片。”[1]句中使用了勾践灭吴后将姑苏台付之一炬，以及项羽灭秦后纵火焚烧咸阳宫的两个典故。此处《平家物语》引用《朗咏集》的汉诗文，用于描绘平家焚毁府邸的故事情节中，可谓是恰到好处。在《平家物语》中，还有让作品中人物吟咏《朗咏集》中的诗句，借以抒发人物心境的。如卷七“忠度都落”一节，叙述平忠度离开京都前夕拜访藤原俊成，将自己撰写的和歌一卷托付给俊成，告辞之际忠度吟咏道：“前途程遠し、思ひを雁山の夕の雲に馳す。”[22]此句出自《朗咏集》下卷“饯别”条目下所收诗句：“前途程远，驰思于雁山之暮云。后会期遥，沾缨于鸿胪之晓泪。”[1]乃是大江朝纲于延喜八年(908年)在鸿胪馆为渤海使裴璆举办的送别宴上所作《鸿胪馆饯北客序》中的两句，表达了对裴璆的依依惜别之情。《平家物语》借平忠度之口吟咏，抒发了其将要离开京都踏上逃亡之路，内心对故土难以割舍，又对前途和未来感到忧虑不安的诀别之情。
后世文学还采用改编的方式，将《朗咏集》中的佳句化用到作品中。如中世说话《撰集抄》卷一“祇园示现”一节中的“宵に見し人、朝に死し、朝にありしたぐひ、夕べに白骨となる”、卷二“云林院闻说法发心”一节中的“朝に世路に誇るたぐひ、夕の白骨となり”[23]，都是对《朗咏集》下卷杂部“无常”条目中所收的藤原义孝诗句“朝有红颜誇世路，暮为白骨朽郊原”的化用。
除了文学领域，《朗咏集》在日本古典艺术领域也影响深远。首先是“朗咏”艺术。青柳隆志对以《朗咏集》为代表的平安时代常见的“朗咏”进行了分析，发现随着“朗咏”这一形式逐渐成为宴会活动的一个固定环节，被“朗咏”的诗句也逐渐趋于固化，与之对应的朗咏曲也被反复使用，这表明“朗咏”由最初随机自由诵吟的方式，向一定程度上形式稳定的音乐歌谣的方向发展[24]。部分源自《朗咏集》的“朗咏”保存至今，在今天尚能演奏的《嘉辰》《东岸》《德是》《二星》《池冷》等15种朗咏曲中，除《德是》《红叶》外，其余13种均出自《朗咏集》。而“朗咏”也对许多其他艺术形式产生了影响。如饭塚惠理人针对《朗咏集》与谣曲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发现至少有10首谣曲中的16句以上的唱句受到了《朗咏集》的影响，在谣曲作家之中尤以世阿弥、禅竹等世阿弥一系的作家在创作中受到《朗咏集》的影响最深[25]。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研究资料表明，“朗咏”对琵琶乐曲、宴曲、净琉璃等艺术均有影响。
其次是“屏风绘”艺术。《朗咏集》原本是作为权臣藤原道长之女威子的入宫贺礼，由藤原公任选定并题写在“屏风绘”上的，故而其与“屏风绘”这种艺术有着不解之缘。尽管最初作为贺礼的《朗咏集》“屏风绘”未能保存下来，但后世在“屏风绘”上题写汉诗文、和歌，甚至是直接题写《朗咏集》所收录的作品，如本阿弥光悦题写的《和汉朗咏集色纸贴交藤葛图屏风》，以及据传由近卫信寻题写、长谷川宗也绘制的《葛下绘色纸贴付和汉朗咏集屏风》等。这一传统甚至延续至现代，著名书法家铃木梅溪辞世前的绝笔即是题写《和汉朗咏集屏风》。
最后是书法艺术。《朗咏集》最初结集是由平安时代书法大家藤原行成所书写，而《朗咏集》融合“和”“汉”，既有汉字亦有假名，于是成为极佳的修习书法的字帖范本。现存的诸多历代《朗咏集》写本大多也是当时的书法习作。直到今天，日本的书法学习仍以《朗咏集》为临摹范本。在二玄社出版的《粘叶本和汉朗咏集》(传藤原行成笔)宣传语中写道：“本帖出自开创了日本书法史上前所未有之黄金时代的‘三跡’之手，可谓日本文化的经典之作，平安假名古笔之精粹。”[26]田渊保夫从日本书法史的角度，对《朗咏集》诸写本的运笔方法、字形及使用的变体假名等进行了比对分析，称赞该集是“假名艺术品”的代表之作，并对纸料、染色以及加工方法进行全面的考察[27]。
在中国文化东渐的背景下，经过不断地摄取、吸收和消化，“和汉融合”逐渐成为日本文化的基调，而日本古代知识阶层也形成了“和魂汉才”的知识结构。作为第一部“和汉融合”的作品，《朗咏集》的文化意义值得特别关注：从微观而言，可以在学术层面对汉籍东渐的具体案例进行考察，揭示汉学与日本古代知识阶层文化教养的关系；
从宏观而言，对于理解中日文化互动，促进东亚“汉字文化圈”各国的历史文化认同具有积极意义。而当前国内对于《朗咏集》的重视不足，相关研究稀缺，亟待加强，期待本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