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琨玥，陶明儒，郝晋珉
（1.中国农业大学 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北京 100193；
2.自然资源部农用地质量与监控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3）
近年来，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高度关注粮食的储备能力，并将其放置在保障粮食安全这一重点发展方针上。2019 年，国家发布了《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提出要全面提升粮食储备水平，为实现我国粮食安全战略提供了有力保证。2020 中央一号文件更强调了粮食安全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性。随着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粮食储备能力的发展必须从区域差异性角度进行科学观察和分析，全面考察不同地区的粮食储备差距，积极探讨粮食增产的途径，促进粮食储备的和谐发展，保障粮食安全，进而推动乡村振兴[1]。从保障粮食安全和维持稳定的观点出发，粮食的储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由于粮食的储存关系到各个区域之间的供需关系，我们国家自1990 年起就建立了粮仓，由于区域不同，粮食的储存标准和要求也不同。为此，必须有一个标准化的运营管理体系。但是，在体系建立的过程中也在存在一些不足。
粮食、食品、农业安全是三农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储备率的持续发展，对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决策者所接受。作为储备力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全要素储备率和按投入、输出等计算方法所得到的技术储备率指数，只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提高农业储备率，必须对区域性影响因素等进行深入研究。
首先，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农产品或谷物产量问题进行大量对比分析后结果表明，在现有文献中，关于农业单一因素储备率的测量指标选择差别较大。总体来说，国内研究大多是以“单储”为标准，但在世界范围内，大部分研究人员还是倾向于使用“区域性劳动储备率”这一指数来探讨储备力问题。
其次，选择不同的单要素储备力指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衡量问题，国际上之所以普遍采用单位劳动力产量或产值作为衡量储备力的重要因素，主要是因为其基本原理和分析手段都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范例之上。同时，任何指数在各阶段的变化，都会对技术变革途径和机制调整产生比较深远地影响，这也是在政策偏爱好情况下，“精准施策”和“有效施策”的关键。
再次，粮食储备作为一种重要的宏观控制手段，在保障人民生命和社会稳定、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粮食生产和市场供求关系的逐步恶化，粮食生产出现了严重的非平衡现象。目前，全国粮食库存以“销区6 个月的消费量，产区3 个月的消费量”来确定。一刀切的储备管理方式有其不足之处，即：地区储备数量超出市场需要，导致储备费用上升，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粮食品质下降，进而导致资源浪费。若是地区粮食储量不能完全适应当地需要，就难以保证地区的食品供应，特别是在欠收、突发灾害甚至是战争时期，更是如此。
目前我国粮食储藏研究主要采用生产周期法、系数调整法和成本效益模式法等，以对我国粮食储量动态变化进行定量分析。在我国的粮食产量与消费量间存在一定的时空差别，储备作为平衡区域粮食市场的缓冲剂，需要兼顾时空发展规律。此外，受资源、经济、人口、社会等诸多因素影响，或对地区粮食储量造成冲击。因此，在进行粮食储备的基础上，需因地制宜，秉承不浪费原则来确定其储备策略。
最后，我国各区域粮食储藏总量不尽一致。一般来说，北方地区粮仓储存多是小麦、玉米等，而南方粮仓则是以大米为主。根据近年来的粮食自给量统计资料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粮食库存结构还不够完善，由于粮价变动，南北两大区域的粮食生产也随之变动。《中国统计年鉴》资料表明，从1980 年至今，我国粮食自给比例已经超过95%，平均为96.5%。近年来，南北地区的粮食结构不断改变，粮食储存也相应出现变动。粮食结构的改变主要是由南部向北部，向中部正在推进的是东西部。总体来看，当前粮食储备存在区域差别，明显分布不均衡，且粮库储藏设备并不发达，前期地方政府缺少资金，导致很多地区粮库基础设施较为传统[2]。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样本来自2018—2020 年我国各省市。由于不同地区在地理位置、人口规模上有所不同，为进一步保障数据结果的精准有效，展现出我国各个地区的粮食储备实际情况，本文尝试基于国家整体层面，将粮食的高储备区、次高储备区、次低储备区作为研究对象，并参考我国财政部门所颁布的《关于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被划定为高储备区的其中包括黑龙江、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
将北京、天津、内蒙古、陕西等7 个省市作为次高储备区；
将上海、浙江、新疆、甘肃等11个省市作为次低储备区。
2.2 变量选取数据说明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在粮食储备能力上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区域差异化特征，因此文章结合过往研究成果，基于6 个层面来选取变量指标。粮食生产能力、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影响力、交通通达能力、灾害这6 大影响粮食储备规模，对各个地区的粮食储备能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体选取见表1，区域粮食储备规模空间分布结果见表2。
表1 影响因素的变量选取表
表2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区域粮食储备规模空间分布表
3.1 区域粮食储备的总体格局分析
文章运用定量分析法对2018 年、2019 年、2020年的粮食储量空间分布特点进行了分析。将我国储备区划分为低储备区、次低储备区、次高储备区和高储备区4 个等级。从总体上讲，2018-2020 的粮食储备呈现出东西两极化的趋势，且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显著波动。2018 年粮食高储备区包括黑龙江、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四川7 省，2020 年吉林、辽宁、河北代替湖北、四川成为高储备区，这意味着高储备区逐渐向东北部地区转移，对比同时期黑龙江、吉林、辽宁、湖北、河南、山东、安徽等中东部粮食大省的粮食储备规模约占全国57%的事实，可以看出，粮食高储备区域向东北转移的趋势与粮食产量变化趋势具有正相关性；
其次，我国第二高储备地区规模不断扩展，北京，天津，福建，陕西逐渐从低储备逐渐过渡到高储备，这与近年来我国持续关注快速发展区域的粮食储备政策有密切关系；
第三，我国传统的低储备区以西藏、青海、贵州、宁夏为代表，2012 年之后，重庆、云南由次低储备区逐渐向低储备区发展，低储备区的空间格局也逐渐向西转移。应当对这种局势给予足够的重视，西部天气状况较差，粮食供应安全也会受到威胁，一旦发生自然气候情况，很可能导致运输瘫痪，以致当地粮食库存难以供应，从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3]。
3.2 区域粮食储备的局部集聚及差异分析
运用 Lisa 指标对我国各地区的粮食储量分布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见表3。分为H-H 集聚（自身高—周边高）、L-L 集聚（自身低—周边低）、H-L 集聚（自身高—周边低）、L-H 集聚（自身低—周边高）和不显著。从表4 可以看出，区域间的粮食储备存在明显的聚集性差别。2018 年，我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的粮食储存量出现了明显的H-H 聚集现象，说明本地区省份的粮食储量存在着空间上的积极作用，且彼此影响；
新疆是较为明显的L-L 集聚区，这说明新疆对周围地区存在着正向空间作用，同时也受其周围低储备区的制约。四川出现了H-L 聚集现象，说明四川与周围区域存在着显著负空间相关性，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主要是因为四川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对粮食储备区域进行了扩展，但是其影响范围较小，且周围的环境对农业的影响不大，因此，并未显示出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与 2008 年相比，2012-2015 年粮食储备 H-H 集聚由原先的河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5 省扩展为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安徽7 省，表明H-H 集聚有向东北地区转移的趋势，且集聚范围逐渐增大。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吉林和辽宁实施了一系列的粮食生产技术普及政策，使得各省份间的空间关系越来越紧密，内部差距也在逐步减小；
L-L 集聚扩展为新疆、西藏和青海，可以看出L-L 集聚区逐渐向西部地区聚拢，集聚范围不断增大。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我国区域粮食储备在经过多年努力后，地区差异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趋势，而且越来越多的省份落入L-L 集聚，表明粮食储备落后区域的发展仍然没有找到突破口[4]。
表3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区域粮食储备Lisa 集聚类型表
3.3 区域粮食储备类型差异分析
结合表4 和表5 可知，且lnGPC（-1）、lnGRPC（-1）和lnFGPC（-1）系数为0.625、0.541 和0.664，形成了明显的“棘轮效应”，表明前一阶段粮食产能的提高，可导致当期各类粮食储备能力获得增长。从原理上讲，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改善，膳食结构发生改变，各种食品需求量不断增加，储备量随之而增加。
表4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
表5 SYS-GMM 估计结果表
根据具体影响因素，各因素的系数间存在差别，见表5。不同类型谷物储备（lnGSA、lnGRSA、LnFGSA）在1% 的范围内表现出了明显的正效应，并且随着产量的增长，各种类型的谷物储备量的增长幅度也相应地增大了0.996、0.933 和0.869 个百分点。在实行农业税、农资补助等多种优惠措施之后，激发了农户的粮食生产热情，促进了各种农作物的种植，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我国粮食储备量的提高。
在粮食储备方面，该指标系数为0.308，并通过了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在口粮储备能力和饲料储备能力两个层面上，该指标的系数为0.185、0.314，均通过了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对各种粮食储备都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在理论上，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提高，将促进农民种植农作物的热情，进而促进各种粮食储备量的提高，同时，不同粮食生产水平的提高，也会产生一种激励作用，从而推动农业增收，产生良好的生态圈[5]。
不同类型的谷物储备量中，肥料使用量（lnCFU）的系数不同。在口粮方面，该指标的影响系数为0.122，并通过了10% 的显著性验证；
在饲料储备量水平上，各因子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各个指标施用对我国粮食储备均存在明显的积极影响。
总之，近几年，我国粮食储备区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整体结构呈现出东西两极化趋势，高储备区向东北延伸，低储备区向西延伸，造成了地区间的巨大差异。一方面，在制定区域食品保障策略时，要充分重视区域间的差异性和周边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粮食储备与粮食生产能力，人口密度，经济发展，灾害影响，社会影响，交通运输等方面有着紧密的关系。尤其是粮食生产能力、人口密度和灾害等级，对粮食储备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因此，在确定不同地区的粮食储备策略时，要充分利用空间地域的差异性，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制订相应战略，以保障粮食供应的持续性[6]。
首先，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农业基础设施，形成农业气象灾害的联动防御机制。目前，我国个别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尽管在20 世纪90 年代后，我国逐步推进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资金来源渠道较为狭窄，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无法满足农业的发展需求。例如，在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上，排水灌溉、乡村小道投资相对较少，因此，需要将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任务，中央财政承担投资的大部分，其余由农民或社会企业来承担。
其次，需要加强对农业知识的科普，保障施肥的科学合理，积极推广施肥配套技术，制定出完善的施肥方案，明确施肥的科学用量。定期在农村地区加强经营管理知识的传播，可以选派具备一定农业科技知识的人员下乡，实现科技入户，对种粮大户展开技术培训，优化施肥科技知识的掌握。
最后，需要保障粮食储备的积极性。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定出粮食补贴政策，确保粮食价格的科学合理，保障农民可以提高生产收益，优化其在粮食储备上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
另一方面，在制定农业补贴政策时，可以向着农业经营主体倾斜，通过适当提高粮食播种面积，帮助农民降低成本投入，以提高我国的粮食储备安全水平[7]。
综上所述，文章基于2018—2020 年各省市的数据信息，选取6 大变量，针对各地区的粮食储备影响因素展开定量分析，并提出有关建议，旨在为我国的粮食安全，以及提高各地区粮食储备能力上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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