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晶婷
“我”究竟是怎样的身份，鲁四叔和“我”的对话说明了一切。“……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骂的还是康有为。”鲁四叔分不清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他的迂腐守旧和与“我”的不对付表明他与“我”是截然对立的——“我”是接受过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鲁镇的人们而言我是归家的启蒙者。
“我”是鲁迅本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鲁迅将他自己与叙述者剥离开来，把叙述的任务交给“我”，更加客观且真实地把故事呈现出来。《祝福》采用了一人称叙事者和虚拟视角叙事，即作为叙事主人公的“我”从多个方面展示了祥林嫂的全部生活。[2]河边对话时，我既是小说的叙事者又是故事中的角色；
当讲述祥林嫂五年前经历的细节——“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时，采取了虚拟视角叙述的方式，“我”退到幕后，客观的叙述者登场了；
“我给那些爆竹声惊醒……”叙事者“我”又从幕后登场，叙述对鲁镇的感慨。[3]从小说的人物形象来看，“我”的性格与鲁迅相差甚远。“我”面对鲁四叔的嘲讽不愿反驳，只“决计要离开了”；
面对祥林嫂的问题，只“说不清”便匆匆逃走；
面对内心煎熬只到酒楼消遣，流露出颓废、慵懒无力。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谈到“铁屋子”，将启蒙者分为熟睡的和较为清醒的两类，而“我”的逃避与百无聊赖无不显示其“熟睡的”启蒙者身份。
虽然不能简单地将“我”与鲁迅对等，但可以相信的是：“我”是对鲁迅“彷徨期”心境的一种映射，体现了鲁迅精神层面的困惑。1924 年，新文化运动浪潮退去，启蒙者应该何去何从依旧是个严峻的问题。鲁迅试图借助“我”这样一个不彻底的启蒙者，追问当时睡着了的知识分子，更深层地剖析知识分子的价值，探寻未来之路。
此前学者对《祝福》的研究，大多将目光聚焦在主人公祥林嫂身上，深度探究杀死祥林嫂的元凶，“我”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关于“我”的作用，一是认为“我”是杀死祥林嫂的元凶之一，二是将“我”简单作为一个叙事视角，“我”是祥林嫂悲剧的见证者和讲述人。
《祝福》发生在鲁镇这样一个宗法社会中，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物的经历。与祥林嫂有过接触的人有鲁四爷、鲁四婶、卫老婆子、柳妈、婆婆、短工、鲁镇的人们等，其中存在着雇佣、亲戚、邻里关系三种。
祥林嫂与鲁四叔一家是雇佣关系，作为雇主的鲁四叔是当地有名的老监生，面对祥林嫂被婆婆抓走卖到山里，他只是一句“可是，然而……”，漠视着这一切，从内心里认为祥林嫂是个不祥不忠之人，不允许她参加祝福礼。
亲戚关系体现在祥林嫂和婆婆一家上文中并未明说祥林嫂为何出走，但我想是丈夫去世后受到了婆婆的非人虐待吧。出走还不够，甚至为了自身利益强行将祥林嫂“捆了”卖到山里，祥林嫂短暂地享受了温情，贺老六和阿毛的相继去世，给祥林嫂带来沉重的打击，最后又来到鲁四叔家做工。
祥林嫂和鲁镇的人们是一种淡漠的邻里关系。镇上的男人女人们将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枯燥生活中的笑料和谈资，女人们缠着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非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才“叹息一番”“满足地去了”。而同为鲁四叔家短工的柳妈，更是狠毒至极：“柳妈是善女人，吃素，不杀生的，只肯洗器皿”。但是信佛不杀生的柳妈却在听厌了阿毛的故事后，再次揭开祥林嫂的伤疤，寻找新的笑料；
如此“善女人”却说出让祥林嫂撞死、死后魂灵被锯开这等恶毒之语。
在鲁镇这个社会中，雇主、亲戚、邻里关系都是祥林嫂悲剧的重要推手，“我”与祥林嫂的关系值得深究。笔者认为“我”和祥林嫂并不是简单的害与被害的关系，二者关系需要重新考量。
《祝福》写于1924 年2 月7 日，1915 至1924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下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祝福》中的鲁镇延续着宗法社会的古老传统，像祥林嫂这样的乡下妇人应该是没有接触过新思想的。其次，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以笔为武器唤醒麻木沉睡的中国人，因而鲁迅是一个启蒙者的形象。最后，鲁迅笔下有多对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药》中英勇的革命者夏瑜，被麻木和愚昧的被启蒙者吃掉；
《长明灯》中想要吹熄长明灯的疯子，被全屯人关押。祥林嫂在“我”回来之后“直挺挺地”向“我”走来，发出三个魂灵之问。从祥林嫂的态度来看，“我”是知识分子，而祥林嫂是未接受新知识的普通民众，因此笔者认为“我”与祥林嫂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
与其说是“我”杀了祥林嫂，不如说是“我”未能拯救祥林嫂，未能发挥启蒙的作用。在祥林嫂心中“我”是学识渊博、见多识广的启蒙者，而处在封闭落后社会中的祥林嫂自然而然成了“我”启蒙的对象。继续看下去，面对祥林嫂的问题，启蒙者是这样的反应：很“悚然”，“吞吞吐吐”地说，“吃惊”“支梧”，“说不清”。很显然“我”并没有发挥到启蒙者的作用，甚至用“说不清”敷衍她，自然也就未能拯救她。
祥林嫂和“我”关于人死后有没有“魂灵”的对话是解读创作意图的核心所在，甚至是颠覆“我”和祥林嫂关系的关键所在。文中对此次对话描写很详细：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阿！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梧着，“地狱？——伦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不见面呢？……”“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关于“魂灵”之问，笔者认为有三层含义：“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祥林嫂就可以和死去的阿毛相见，弥补她内心的愧疚。“那么，也就有地狱？”是祥林嫂担心的事，柳妈告诉她下地狱后会被两任丈夫争夺，灵魂都会被劈开，祥林嫂活着已经受了这么多罪了，她害怕也不愿到地狱仍旧受此折磨。“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是祥林嫂的期盼。关于祥林嫂的家人，我们认为是贺老六和阿毛，这段时间祥林嫂“胖”了，跟柳嫂谈起时也“笑”了，这可能是她悲惨的人生中少有的温暖，她渴望死后能与他们团聚。
然而启蒙者“我”支支吾吾，十分悚然，没有给她明确的回答，只是说不清就匆匆逃走，任由祥林嫂饱受灵魂的煎熬，走向黑暗且令人恐惧的死后地狱。
“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这里有个清晰的时间点：祥林嫂经历的悲剧发生在五年前。笔者不禁发问：从五年前祥林嫂成为乞丐到五年后向我提问，这期间究竟发生什么？为何祥林嫂漂泊五年却在祝福日的前一晚“瞪着眼的视线”向我走来？为何“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死去？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找到答案：
作为小说叙事者的“我”是最让作者信任的叙事者，“我”以旁观者的角度讲述了祥林嫂五年前的悲惨。五年前的“我”和祥林嫂是没有交集的，祥林嫂五年前经历的一切悲剧“我”都没有参与，所以祥林嫂没有向“我”求助。
在五年精神和肉体双重的折磨下，祥林嫂早已不堪重负，魂灵之问是祥林嫂的精神支柱，她必须等到一个确切的答案。迂腐的鲁四叔、冷漠的鲁镇人、恶毒的柳妈都无法回答祥林嫂这个问题，冷漠无情的鲁镇没有人对祥林嫂施以援手，她早就活不下去了。那么她敢“死”吗？我想是不敢的，在夫权社会下，丈夫死后要守活寡，嫁给另一个男人就是不祥不贞洁。初到鲁四叔家时，大家都叫她祥林嫂，祥林嫂嫁给贺老六后回到鲁镇，应该改为“老六嫂”才对，然而“大家仍叫她祥林嫂。”连犹豫、商量、思考都没有，就这样自动地作出反应，可见鲁镇的人们不承认她的改嫁。祥林嫂是什么反应呢？她没有任何反驳，这是最可怕的地方，她接受“祥林嫂”这个称谓，自认改嫁是有罪的，死后灵魂会被劈开。这恐怕是祥林嫂害怕下地狱的原因，她需要一个有学识的人告诉她准确的答案，这个答案是五年间的精神支柱。
“我”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归乡，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身份。
在祥林嫂看来，“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学识渊博，读过很多书，自然也就能回答关于魂灵的问题。什么是出门人？祥林嫂的悲剧在鲁镇发生，她没有逃出这个小地方。而“我”是个出门人，那“我”一定是见识了鲁镇外面的世界，见识之深广也是柳妈和鲁四叔等人不能比较的，所以只有“我”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祝福》写于1924 年，当时鲁迅已经完成《呐喊》。关于《呐喊》的创作，鲁迅在自序中说得很明白“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4]共14篇小说，其中有10 篇都是揭露封建社会的弊端，揭示愚昧麻木人民的可笑。笔者认为，鲁迅在年青时做的梦是对知识分子的呐喊，是对愚昧国民的呐喊。
《呐喊》中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对立关系非常鲜明。吃人血馒头的华老栓一家，执着于科举而精神崩溃的陈士成，站着喝酒而唯一长衫的孔乙己，善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这些都是愚昧的启蒙对象。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在《呐喊》中也非常明晰，启蒙者是看者，那些自以为是看客的启蒙对象是被看者；
启蒙者是呐喊者，被启蒙者是需要被唤醒的人。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书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以冷酷的语气批判了封建伦理对民众的戕害。而《彷徨》不同，其人物关系和创作意图值得深究。1922 年《呐喊》结束，1924年《彷徨》开始，1923 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才带来鲁迅对启蒙者的重新思考？
1923 年7 月19 日，鲁迅收到其弟周作人亲手递给他的绝交信，多年的亲人、朋友、战友关系就此破裂。汪卫东认为1923 年是鲁迅的二次绝望，是他心路历程的转变，是鲁迅的又一个“原点”。[5]
后来鲁迅在《自选集》中说明创作《彷徨》时的心境。“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6]1923 年新文化运动的高潮逐渐褪去，进入了分化阵营的时期。沉寂的一年，鲁迅思考这几年的呐喊究竟有什么作用？启蒙者本身有什么局限？启蒙者与启蒙对象的关系何时发生了改变？在如此迷茫如同沙漠独行的情况下，鲁迅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自我剖析，对启蒙者的角色进行了深入思考。
《祝福》是鲁迅彷徨的开始，从揭露他者到审视自我。[7]
《祝福》中的启蒙者和启蒙对象的对立关系不再是固定不变，“我”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回归故乡，于祥林嫂而言，“我”是最后的救赎，是对魂灵之问的解答者。很可惜，“我”的回答模棱两可。
“也许有罢，——我想。”
“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面对魂灵之问，“我”“悚然”“遭了芒刺”“吞吞吐吐”“谁来管这等事”，更过分的是趁着间隙丢下祥林嫂独自一人匆匆走了，真是冷漠至极。启蒙者应该怀着向上的正直帮助处于苦闷中的人们，但是“我”甚至没有表现出对祥林嫂的一丝关心和安慰。柳妈尚且言语上宽慰了祥林嫂，而“我”却漠视这一切。这时“我”没有起到启蒙作用，没能够拯救祥林嫂，启蒙关系自然就不存在了。
回来之后“我”“总觉得不安”“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预感”，反复回想和祥林嫂的对话，甚至需要吃鱼翅来缓解内心的慌乱。“我”因祥林嫂的问题而不安苦恼，继而思考“无聊生者”和“厌见者”，竟终日思考祥林嫂的问题，成为被祥林嫂启蒙的对象。
“我”是一个矛盾体：面对自我时的挣扎与彷徨，面对祥林嫂时的不安与自我宽慰。
“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
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这是鲁迅惯用的反讽，祥林嫂这种活着没希望的人消失在世界上，让其他烦扰的人见不到她，对双方而言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反语太多，难以掩饰“我”的挣扎与内疚，显示出鲁迅激昂而沉痛的审问。
“我”真的渐渐地舒畅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一次又一次借助“穷死的”理由和“无神论”帮助自己开脱，却又陷入更深的惶恐中，无论如何决计离开鲁镇，逃脱祥林嫂的死，但是祥林嫂已经占据了“我”的全部精神空间，难以摆脱。
作为《彷徨》首篇的《祝福》，有两个故事：“我”回乡的故事和“我”讲述祥林嫂的故事。[8]虽然是从“我”的口中讲出祥林嫂的故事，笔者认为更多的是鲁迅想展现出来的“我”见了祥林嫂的故事而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挣扎。鲁迅不等同于“我”，但他时刻解剖着“我”，将“我”的无作为和深深的自责毫无保留展现出来，质问着当时更多像“我”一样被时代吞噬而失去启蒙作用的启蒙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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