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飞海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1927年9月27日,身心疲惫的鲁迅偕同爱侣许广平决然地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按照预定计划,鲁迅在上海原本只是“小住”,再图打算,不承想上海这座东方“魔幻之都”却成了他生命最后十年的居留地,也成为他文学活动的重要空间。在上海十年,鲁迅先后结集出版了《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集子。对于自己在上海时期的杂文创作情景,鲁迅于1935年12月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曾有过回顾:“我从《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个集子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1]466由此可见,上海时期的鲁迅在杂文创作方面是十分用力的。
整体上看,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是“暴露上海的恶劣的政治文化环境”和“对于上海作为一个商业发达的现代都市的社会问题进行揭示与批判”[2]。这种创作内容显然与鲁迅丰富而切身的上海体验有关。鲁迅曾说:“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3]117毫无疑问,鲁迅的上海体验是多方面的,但从具体类型来看,市民日常生活体验、租界体验和革命体验是最显著的,深刻地影响了鲁迅后期的杂文创作。
鲁迅在上海获得的市民日常生活体验是基于他个人身份的巨大转变。此前,如在北京、厦门、广州等城市居留时,鲁迅主要是以政府官员或大学教员的身份安身立命的。其实,鲁迅来到上海后是有很多机会延续之前的身份,但鲁迅果断拒绝了一些大学和机构的聘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由此开启独立自主的职业作家的生活方式。
关于鲁迅这种身份转换的原因,过去很多研究者认为是鲁迅见惯了太多的黑暗、恐怖和血污,不愿意与那些掌握生杀予夺权力的政府官员和所谓高人一等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为伍,这时的他需要有一个更纯粹和更自由的空间去揭示社会现实和审视中国文化。毋庸置疑,这种分析抓住了鲁迅作为思想家的本质。但也应注意的是,鲁迅在坚持个人思想自由的同时,也需要考虑他作为一个自然人所需要的基本生活资料,毕竟生存是人生的第一要务。而当时的上海作为“现代性观念的‘文化产品’的中心,一个集中了中国最大多数报纸和出版社的城市”[4],为鲁迅选择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换言之,鲁迅通过写作可以养家糊口。自近代以来,随着报刊业的迅速发展和稿费制度的完善,一大批涌入上海却不愿再通过官方开设的渠道而挤进政府机关的知识分子凭借个人的写作能力是可以谋生的,而且同样能获得社会的认可,进而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但从身份属性来看,自由撰稿人无疑属于普通市民的范畴,是无权无势的阶层。鲁迅自觉地将自己此前体制之内的身份转变为体制之外的自由撰稿人,意味着他已开始有意性地将自己定位为城市的市民阶层,其目的则是摆脱体制束缚而由此近距离观察和体验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
其实,鲁迅选择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在他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存在风险的。尽管以鲁迅当时巨大的文名和声望,他的文章和著作自然不愁市场销路,稿费收益亦不会太低,但面对当时诡谲纷扰的上海,尤其是严酷的书报出版管控制度,鲁迅的稿酬收入有时也难以保障,经济开支不免捉襟见肘,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需求也难以实现,生活时有苦楚。如在拉摩斯公寓被炸坏后,鲁迅几度欲换房,皆因“屋少费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5]287而无可奈何。家庭日常生活的经济压力,使得鲁迅对自己的每一笔稿费和版税都十分重视,对报刊未及时寄送稿费颇在意:“《说报》于我辈之稿费,尚不寄来,殊奇。”[6]425对自己勤于编译书稿的目的,鲁迅也不像某些自命清高的文人那样遮遮掩掩,反而很坦诚地对人说“只是为了吃饭而已”[7]360。倘若我们翻开鲁迅上海时期的日记,不难发现记录最多的就是日常生活中各项具体的收支状况和家庭琐事的烦恼。尤其是在儿子周海婴降生后,为了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保障,鲁迅不得不像普通市民那样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碎和艰辛。为此,对与自己有长期出版合作关系的北新书局,以及私交匪浅的书商李小峰拖欠版税之事,鲁迅不再像此前那样包容豁达,几乎采取了锱铢必较的态度,最后还付诸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说,鲁迅在上海十年中的这些行为不仅说明他在意识上已充分肯定自己的普通市民身份,而且切实地体验到了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艰难和无奈。正如研究者所说:“鲁迅已从精神上获得了现代城市市民的身份证,身处在一个市民的环境,经历着一个市民的悲欢”[8]。
正因为这种切实的市民日常生活体验,鲁迅对上海普通市民形象的认识和把握表现出了与其他现代作家的不同。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鲁迅的这种认识和把握,还主要是通过对上海弄堂里市民的具体日常生活状态来确定的。而这又与鲁迅本人居住在弄堂中的所见所闻有关。众所周知,鲁迅定居上海时首先就是住在景云里这条长达20多米的小弄堂里,并在这里生活了两年零七个月又四天。此后搬迁到的大陆新村9号也是弄堂石库门房子。
作为上海独有的民居形式,弄堂曾与千千万万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密不可分。普通市民在这里栖身、交往、谋生、繁衍,乃至死亡。弄堂不仅使成千上万上海普通市民有了基本的生活和生存空间,而且凝聚了近现代上海独具特色的市民文化,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弄堂就没有上海,也就没有上海人,弄堂成了近现代上海都市最为重要的建筑特色。
从鲁迅后期杂文中涉及上海弄堂的文字来看,鲁迅对其印象不甚好,甚至可说达到了十分厌烦的地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弄堂的嘈杂与喧嚣让鲁迅倍感反感和无奈。不管白昼与黑夜,逼仄的弄堂总是人声鼎沸,喧闹一片,“只要上海市民存在一日,嚷嚷是大约绝不会停止的”[1]319。如在《弄堂生意古今谈》中,鲁迅就对弄堂混杂的小商贩叫卖声、说洋话声、交易买卖声等嚷嚷之音进行了原生态的书写,尽管其间充满了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息,但缺乏整饬性的无序杂乱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对惯于夜间思考和写作的鲁迅而言,自然痛苦不已,对弄堂厌烦的态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弄堂市民日常生活的细致观察中,鲁迅发现了上海弄堂中市民的各种丑态及其背后的精神实质,认为“上海的小市民真是十之九是昏聩糊涂”[5]313。如《上海的少女》讲述了繁华热闹的上海,但十里洋场的气息、洋人的新鲜事物也在弄堂中的各个角落肆意播撒,像追逐时髦、虚荣的陋习就传染给了上海的少女。她们一边享受时髦给她们日常生活带来的便利,一边又嗔怒男性对自己的轻薄,然而对自身所表现的“自轻人格”却浑然不知。《上海的儿童》在将弄堂住家的儿童与外国儿童进行比较后,呈现了中国儿童的精神萎靡。在鲁迅看来,这与他们家长“任其跋扈”和“奴才傀儡”的两种家庭教育方式有关;《阿金》批判了阿金这类从乡村进入上海弄堂做女佣的粗鄙,以及她们轧姘头却不知羞耻的行径;《论“人言可畏”》在揭露了上海小报捕风捉影的丑态时,也斥责了上海街头巷尾的老虔婆们对流言的津津乐道,她们也是鲁迅一贯批判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9]129……在这些杂文中,鲁迅对上海弄堂市民形象的描摹可谓入木三分,彰显了鲁迅对上海市民日常生活体验的深刻,同时也表明他对上海市民的文化精神进行了深入思考。
上海的租界化始自1845年11月英租界的辟设,终结于1943年8月中国国民政府正式收回英美公共租界。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因移民文化、殖民文化、封建文化、商业文化等的交互作用,上海成为了一座非中非西,既传统又现代,繁华中包藏腌臜的畸形大都市。因不同的个性和追求,置身其间的知识分子自然有着不同的感受和认识,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抉择和未来命运。这对鲁迅而言,同样如此。
在上海十年,鲁迅先后在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和大陆新村居住。从当时的地域属性来看,这三处皆是租界的范畴。租界作为近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一种特有的地理现象,剥削掠夺可以说是其本质。因此,当时的上海租界也就成了“国中之国”或“化外之地”,也是西方殖民者为所欲为的场所。这种奇葩荒谬的殖民空间对富有民族归属感和使命感的鲁迅而言,必然感到极度的屈辱和愤懑,成为他心理上一道永远无法抹去的印痕。所以在1935年12月,鲁迅在对自己创作于1934年的杂文进行编集时,就特命名为《且介亭杂文》,并在《序言》下署“记于上海之且介亭”。其中“且介”乃是“租界”二字各取一半,表明这些杂文创作与当时的租界环境有关。此后,鲁迅还结集出版了《且介亭杂文二集》等“半租界”之作,赓续之前的创作心迹。
张梦阳曾说:“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核心就是反奴性思想。”[10]从鲁迅终生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来看,是为不刊之论。实际上,鲁迅在上海租界内看到最多的也就是众多国民在殖民高压下所表现出来的奴性,“奴性,成为鲁迅的租界文化观照的关键词。”[11]115鲁迅对国民奴性的揭示和批判,旨在“立人”,重塑中国人的独立自主的个体精神,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可以说,这也是鲁迅上海十年杂文创作的一个重要思想。
鲁迅对上海租界国民奴性的揭示,首先是因为他洞察到了上海租界“圈层”化的社会结构。鲁迅曾多次说,“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2]325,“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老百姓”[12]136。在这里,处在核心层的是外国殖民者,中间层是中国商人、西崽、资产者、官僚士绅及其众多的帮闲者或帮忙者等所谓的“高等华人”,而处在最外层则是最广大的苦人、无产者等。由是观之,上海租界的这种社会结构与中国封建社会“金字塔”式的专制结构并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依旧存在森严的等级和残酷的奴役。对上海租界的这种社会结构形态,鲁迅的态度是极为愤慨的,曾说:“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1]221毫无疑问,上海租界的这种“圈层”化社会结构必然导致奴役现象的产生,帝国殖民者通过威逼利诱所谓的高等华人而奴役、压榨中国的底层民众。在鲁迅看来,这种奴役现象的产生不只是殖民强力的结果,而且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有关,因为“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3]326。这在根柢上培育了国民的奴性,使之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两者的结合,进一步造就了“无声的中国”。
在鲁迅后期的杂文创作中,除了继续对普通民众的奴性进行揭示和批判外,鲁迅对上海租界某些特有人群的奴性更是予以了特别揭露,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西崽这类人物。“西崽”原是对外国侨民家中的男性华人仆役的一种称呼,后泛化成一切为外国人效劳、服务、奔走,以外国人为自己主子的中国人。因此,西崽的这种身份属性使其天然地具有了奴相。鲁迅对西崽的奴相有精细的刻画,认为他们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但又并不是骑墙,因为他是流动的,较为‘圆通自在’,所以这一种相,有时是连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历史上有过的,‘自大,事实上也常有的,却又为实际上所常见——他足以傲视一切,连‘事大’也不配的人们”[1]367。鲁迅精确的概括,使人看到圆通、自大、势利、善变、无操守是西崽的标签。但这种标签形成的根源还在于他们骨子里“事大”的奴性。所谓“事大”,即侍奉比自己更有权势的主子。在心理上,西崽“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1]366此外,更为憎恶的是,西崽的奴性还表现在他们欺凌本国弱势民众的态度上。如在《“揩油”》中,鲁迅勾画了他们绞尽脑汁从普通民众身上捞取油水的种种丑态。他们之所以如此肆意妄为,无所顾忌,主要是依仗了洋人主子的势力。这是典型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表现。对此,鲁迅就说:“‘揩油’,是说明奴才的品性全部的。”[13]269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12]319这是鲁迅在上海租界发现的另一类奴性十足的群体,即帝国殖民者豢养的流氓。需要说明的是,鲁迅眼中的流氓并非只指市井无赖、地痞恶棍、黑帮打手,更多的“是没有一定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循,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12]304。具体而言,“是以奴性的‘无特操’为本质精神特征,以‘有利于己’为根本原则……以强者为主子和靠山,以弱者为对付和欺凌对象,以旧秩序的维持者自命,所用的方法是言辞上的诡辩和武力上的威胁……他们消解了生活中的任何原则性,也摆脱了一切既有道德、原则、规范的约束,表现出最彻底的相机而行、变化多端的功夫和本领。”[11]127鲁迅曾在《“吃白相饭”》中对这种流氓的形象有过深入的刻画。所谓“吃白相饭”,即是流氓。他们没有明确固定的职业,以游荡为生,不务正业。然而可笑的是,在上海租界内,“吃白相饭”的还往往被认为是光明正大的职业,人们对其大有崇敬之意。对于这样一类人,鲁迅予以了辛辣讽刺,并从其本质上进行了揭露,认为是“席卷了对手的东西”的“光明正大的职业”,而手段无非是欺骗、威压和溜走罢了。不难看到,鲁迅认识的流氓与西崽一样,都是因为依附了主子而欺软怕硬罢了,他们的奴性是显而易见的,是需要否定和批判的。
鲁迅定居上海时,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之际。更巧的是,鲁迅在上海的十年也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尽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并不肇始于上海,但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经济与文化的重要城市,在接受国内外革命思潮的影响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再者上海正遭逢帝国主义的肆意蹂躏,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激烈反抗,不断地掀起了各种革命浪潮,成了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虽未亲赴战场参与革命武装斗争,但自从17岁决然离开家乡绍兴而“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9]437以来,先后在南京、杭州、北京、广州等城市就目睹过或经历了各色革命。但遗憾的是,这些革命却没有给终生以改造国民劣根性为己任的鲁迅多少欣喜,反而徒增了不少疑虑和痛楚。对此,鲁迅在1932年底就自己此前的革命体验作了总结性说明:“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12]468尽管失望、颓唐,但对韧性极强的鲁迅而言,并没有就此消沉而绝望,对中国革命依然充满希望和期待。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因无产阶级队伍的发展和壮大,革命热情开始高涨。在文学界,为了配合革命的顺利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盛了起来。1927年秋,由蒋光慈、钱杏邨、孟超、杨邨人等发起的全部由共产党员组成的太阳社在上海正式成立。他们与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一起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出了“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过去了”,“代替他们而起的”必定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口号[14]。这无疑极大地催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但由于倡导者深受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加上未能节制的内部宗派情绪,特别是一些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年轻共产党员作家因对当时中国国情缺乏具体性的了解,所以开始盲目地指摘和批判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等一批“五四”新文学作家。其中对鲁迅的斥责措辞尤为严厉和粗暴,他们情绪化地判定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人物”,是“有闲阶级”。这种无据且非理性的斥责自然激起了鲁迅的强烈反击,同时也促使鲁迅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进行深入思考。为了进一步认识革命,在反击的过程中,鲁迅开始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以提升自己的革命理论水平,进而增加反击的力度。
众所周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鲁迅是进化论思想的笃定者,这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斯巴达之魂》等文中就详细阐述了进化论的内涵与价值。但是,在广州目睹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四一五”广州大屠杀后,鲁迅开始对自己笃信的进化论思想产生动摇。这种社会事实对鲁迅的革命认识而言,具有直接的作用力。鲁迅对自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的原因就作过解释:“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12]4鲁迅之所以“被血吓得目瞪口呆”,主要是因为他在这次的革命过程中看到了一些革命青年竟做起了告密、叛变的无耻勾当。针对这种情况,鲁迅曾不无悲哀地说道:“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12]5不难想象,基于广州真实的革命体验,以及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遭遇被清算的经历,鲁迅对上海所发生的革命也就必定是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以此认清和把握革命的实质。
鲁迅对革命的认识首先是从其概念入手的。结合鲁迅阐述革命的相关文章来看,鲁迅对革命概念的认识具有持续性,前后保持了相当的连贯性。早在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就提出了“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革命性观点。在这里,虽然对“革命”概念没有进行具体的归纳,但其中已蕴含了“革命”之意,说明革命是一种反抗的行为。此后,随着革命体验的加深,特别是在广州和上海所经历的一切,鲁迅对革命概念的界定表现出了非常清晰化的特色,对其阐释十分形象化。如1927年12月,鲁迅在《小杂感》中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15]555毫无疑问,这里的“革新”乃是“革命”的同义语,革新包含了“改变”之意。1928年1月,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又对“革命”之意作了更为直观的诠释:“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3]121在鲁迅看来,只要是不满足现实,能使社会、人类得到进步的活动,那么即可视为革命。
其次,鲁迅对革命主体的认识。这主要是对革命者参加革命的动机进行审视,显示了鲁迅对“革命”有关认识的深化。“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为了自杀。”[12]231鲁迅认为革命者之所以参加革命,都是为了反抗现状,要改变现状,但革命的动机却不尽相同,而这与他们的革命诉求不同有关,因为大多数革命者是有自己的私欲。基于此,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对那些整日高喊“打打杀杀”的人的革命动机进行了质疑,认为真的革命文学取决于“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否则“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坐在,其实是没有革命的”[15]568。从后来的革命事实来看,完全验证了鲁迅这一看法的正确性和深刻性。
最后,革命结果的认识。既然革命是为了反抗和改变现状,那么必然会遭到保守势力或反动者的顽强抵抗,因而革命的过程势必是痛苦的,流血和牺牲也就在所难免。在这样的情况下,若要想实现革命的目标,那么在根底上就需要有真正的“革命人”。在鲁迅看来,革命要胜利,除了革命者本身对革命的实质有清醒的认识外,革命者还需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但是,由于革命者的革命诉求不一致性,所以鲁迅不认为每个人都会革命,即使参加革命了,成为了革命者,但“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无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了”[12]232,结果则必然会出现“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15]556的怪相,革命的最终结果则可想而知了。因此,对于革命结果的认识,鲁迅是抱有不太乐观的态度,这也主要是与鲁迅一贯的疑虑性格有关。
考察鲁迅后期的人生经历,可以说,上海对于鲁迅似乎就是一个宿命。尽管鲁迅对上海始终没有产生什么好感,抱有反感乃至否定的心理,但是当鲁迅从广州奔赴上海并最终定居于这座大都市后,命运之神就将鲁迅与上海紧密联系在一起了。鲁迅不仅把自己生命最后的十年悉数交付给了上海,而且以他有别于他者的市民日常生活体验、租界体验和革命体验创作了大量有关上海题材的杂文。在这些杂文中,鲁迅较全面展示了上海都市的现实状况,表达了他对上海这座魔幻之都的独特而深刻的认识,从而使其后期的杂文创作内容丰富且别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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