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修岩 王彩艳
提要：城乡人口流动是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国县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显著促进了乡村振兴，但2010年后二者呈现倒“U”型关系；
分地区看，东中部地区城乡人口流动能显著促进乡村振兴，西部地区二者呈现倒“U”型关系；
东北地区二者表现为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从乡村振兴的五大指标来看，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乡风文明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对治理有效存在不显著的负向作用。中国城乡间的单向人口流动已呈现稳定态势，应分区域制定差异化的人口流动政策，特别是积极推动城乡间的双向人口流动，使之成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深度融合的主要力量。
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的过程就是人口在城乡之间迁移和优化配置的过程。(1)黄祖辉：《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4期。城乡人口流动通过优化乡村经济结构、提高乡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升乡村劳动力技能等途径，带动了乡村经济发展。《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进一步提出，人口流动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当前，我国的城乡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长期的人口流出也造成乡村人口的结构失衡。(2)周灵灵：《人口流动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及对策》,《发展研究》2020年第1期。一些研究认为，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3)谢地、李梓旗：《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并行背景下的城乡人口流动:理论、矛盾与出路》,《经济体制改革》2020年第3期。本文以中国县域为研究对象，聚焦城乡人口流动及其新变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为引导城乡人口合理流动和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更可靠的决策依据。
(一)文献综述
受户籍等制度的影响，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不同于国际上城乡人口流动的一般模式。(4)佟伟铭、郭加新、苏飞、徐维祥：《乡村振兴背景下人口迁移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与展望》,《地理科学》2022年第4期。在我国，流动人口与迁移人口有显著区别。流动人口是指临时离开户籍所在地，跨越一定的辖区范围并不时回返的人口。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流动人口是居住地与户口登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及以上的人户分离的人口。人口迁移是指常住人口的迁出、迁入，确切的说是户口迁移。(5)张庆五:《关于人口迁移与流动人口概念问题》,《人口研究》1988年第3期。
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城乡人口流动主要通过4条途径对乡村振兴产生影响。一是减贫效应。虽然乡村人口流失可能造成资源流失，(6)张跃、黄帅金:《城镇化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及门槛特征——基于贫困乡城转移背景》,《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12期。但多数研究证实城乡人口流动能增加非农收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因而降低了贫困。(7)洪业应：《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分析——基于重庆涪陵的实践检验》，《台湾农业探索》2020年第1期。周灵灵:《人口流动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及对策》,《发展研究》2020年第1期。二是环境治理。乡村人口减少降低了自然资源承载压力，对生态环境改善具有积极影响。(8)张延玲、朱清海：《人口流动对城乡生态环境和谐的影响研究——以安徽省为例》,《西北人口》2015年第4期。三是社会治理。城乡人口流动和人口结构失衡加大了乡村治理的难度，降低了社会治理效率。(9)贺丹:《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人口与计划生育》2018年第6期。四是文化变迁。城乡人口流动提高了乡村人口文化素质，带动了乡村生活的现代化。(10)匡立波、黄向阳:《城乡人口流动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影响》,《安徽农业科学》2012年第3期。
可以看出，已有文献研究了中国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影响，但缺少对乡村振兴的系统性分析且研究方法侧重宏观理论分析。为此，本文基于中国县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可能的边际贡献有：第一，在区县层面测算了乡村振兴指数并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
第二，使用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第三，检验了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影响的时序差异与空间差异，为各级政府制定及调整流动人口政策提供了参考。
(二)机制与假说
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总要求构成了城乡人口流动影响乡村振兴的理论机制。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首先，乡村劳动力的流出通常有利于土地流转，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其次，具备一定技术、经营能力或资本的“城归”人员能将现代技术及经营理念引入乡村，提高了农产品竞争力。再次，“城归”人口大多是青壮年，他们的回归不仅扩大了乡村产业规模，也带动了乡村生产方式的变革，极大地促进了乡村产业能力提升。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城乡人口流动有助于乡村人口环保意识提升和城乡贸易扩大，进而促进乡村生态环境改善。首先，乡村人口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短暂或长期的流动后，物质生活得到改善，环保意识得到增强，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随之增长，进而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乡村的生态建设中。其次，城镇居民对农产品的需求已不局限于“尝鲜”，而是有了更多的“生态”要求，城镇化对乡村产品需求的变化间接带动了乡村生态环境的改善。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11)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从区县统计年鉴中难以获得直接反映乡风文明的指标，我们借鉴现有文献的做法，选取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指标作为替代变量。首先，青壮年人口的持续流出，给乡村教育、卫生以及社会保障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在流动人口中，为改善子女教育环境的人群占了很大比重，这势必造成乡村教育参与主体的减少，抑制乡村教育质量提高。随着乡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乡村人口可以进入城市就医，反而抑制了乡村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其次，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城乡流动人口较难获得当地户籍人口所拥有的机会、福利、保障与服务，给乡村带来较大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压力。(12)牛建林:《人口流动对中国城乡居民健康差异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基层组织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基层党组织和治理人才建设是乡村治理的关键。我国城乡流动人口主要是教育背景较好的青壮年，这部分人群的流失会使村民自治主体部分缺位、基层组织结构和功能偏移、经济发展能力下降。(13)汤夺先、朱相发:《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的困境与路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尽管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和城市的经济发展都具有促进作用，但城市发展速度相对更快，加大了区域发展不均衡。(14)李翠霞、王仕军:《新中国城乡关系的制度演进历程——以人口流动为视角的分析》，《前沿》2020年第10期。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城乡二元结构及市场分隔制约了乡村教育发展，阻碍乡村人力资本累积，限制了乡村收入水平的提高。(15)蔡昉、王德文:《作为市场化的人口流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5期。城乡人口流动使乡村人口获得更多提高劳动技能和就业机会的途径，人力资本能够得到更充分地开发，(16)张桂文、王青、张荣:《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8年第4期。乡村人口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另外，城乡人口流动使部分乡村人口的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有助于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17)孙亚南:《农业劳动力转移、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减贫》,《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11期。综合来看，城乡人口流动能使乡村非农收入和涉农收入都得到提高。(18)马文武、刘虔:《异质性收入视角下人力资本对农民减贫的作用效应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3期。综上所述，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具有正向作用，但可能会抑制乡风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总体来说，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还是有利的。据此，我们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1：城乡人口流动促进了乡村振兴。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21》，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连续三年下降，城乡流动人口增长空间逐年减小，但区域差异加大。2010年之前，我国城乡人口流动主要以中西部向东南沿海转移为主，增长速度较快。2010年以后，东部地区城乡流动人口增速减缓并趋于稳定，中西部地区出现部分城乡流动人口回流现象，东北地区城乡流动人口总体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乡村人口流失严重。因此，人口流动对乡村经济振兴的影响可能具有一定的时空差异。基于此，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2：城乡人口流动的时空差异，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我国城乡人口流动规模大、持续性长，增加了对乡村振兴影响的复杂性。一是乡村人口持续流入城市，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对乡村振兴提出的“治理有效”目标具有抑制作用。二是年轻人过度流出造成乡村人口结构失衡和老龄化加剧，使乡村面临人力资源和资金短缺困境，限制了乡村产业发展。三是年纪较大且技能越来越不匹配大城市需求的流动人口被迫返回乡村，可能会对乡村治理及社会保障造成更大的压力。基于此，我们提出第三个假说：
假说3：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
(一)模型设定
为实证检验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rurvi,t=α+β1migrationi,t+β2χi,t+μi+νt+εi,t
(1)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区县和年份，rurvi,t表示第t年i区县的乡村振兴指数；
migrationi,t表示城乡人口流动率；
为了尽量消除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模型引入了其他一些影响乡村振兴的控制变量(χi,t)，μi和νt分别表示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特征和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乡村振兴指数(rurv)。本文在参考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以乡村振兴的5个子系统为一级指标的评价体系(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限于数据可得性，人均指标均为县级层面的城乡平均值。
我们使用熵值法对乡村振兴水平进行综合评价，避免了主观性，也尽可能客观地反映了各指标的重要性。具体计算步骤为：第一，对指标体系的每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第二，利用熵值法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
第三，计算熵值；
第四，计算指标的差异系数；
第五，计算指标权重；
第六，计算综合得分。
表1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及权重
2．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城乡人口流动(migration)。当前，中国城乡人口流动的基本特征为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所以我们使用乡村人口流动数据来指代城乡人口流动。按国家统计局对流动人口的定义，采用户籍人口与乡村人口的差值占户籍人口的比例来反映城乡人口流动情况。城乡人口流动二次项用migrationsqu表示。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产业状况、开放程度、基础设施等指标。(1)政府干预程度(govern)，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2)产业状况(econ)，用第二产业总产值与第三产业总产值的比值来代理；
(3)经济规模(lngdpp)，用人均GDP衡量；
(4)开放程度(open)，用实际使用外资占GDP的比重表示；
(5)基础设施(infra)，使用人均货运量来衡量。
(三)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乡村振兴指数测算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PM2.5排放量来源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与应用中心提供的全球PM2.5地表年均浓度数据(1998-2016)，使用ArcGIS软件提取得到中国县域层面数据，2017-2019年数据用插值法补充。碳排放数据来自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网站，其中2018-2019年数据通过插值法得到。由于数据缺失，研究样本不包括港澳台、西藏、新疆和部分民族自治县。本文使用了夜间灯光数据(light)和非农就业人口占比(nargp)进行稳健性检验。样本区间为2000-2019年，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描述性统计
(四)城乡人口流动与乡村振兴水平的时空演化趋势
图1为我国城乡人口流动时空演化图。从总体时空演化图(图1-A)可以看出，我国城乡人口流动率有三个增长期，分别为2000-2002年、2005-2011年、2013-2019年；
2013年以后，增长速度相对较慢，波动较小。分地区来看(图1-B)，东部地区城乡人口流动率变动平稳，波动较小，总体低于20%；
中部地区城乡人口流动率在2011年达到最高值(20.6%)，变动比较平稳，与东部地区基本一致；
西部地区城乡人口流动率在2000-2012年间增长较为缓慢，2013年极速增长，之后进入平稳变化期且始终大于26%；
东北地区城乡人口流动率虽然在2007年以后逐年降低，但仍远高于其他地区，乡村人口流失严重。城乡人口流动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基本完成了基础产业升级或处在产业升级阶段，城市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加之城市生活成本较大，因而限制了乡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入；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城乡间不均衡更为严重，交通条件的改善促使乡村劳动力去城市寻求就业机会，增大了城乡人口流动率；
东北地区由于自然和人文原因，城乡人口流动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甚至迁移人口占比也相对较高。
图1 中国城乡人口流动时空演化图
图2为我国乡村振兴指数时空演化图。从时间维度上看(图2-A)，我国乡村振兴指数并不高，2000-2015年之间增长较快，2015年出现了短暂的下降，随后又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分地区看(图2-B)，虽然我国各区域乡村振兴指数都呈上升趋势，但是区域之间差距较大，东部地区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中部地区增长速度最快，虽然在2011年左右有小幅波动，但是增长趋势没有改变；
西部地区呈现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乡村振兴水平与中部地区差距较小；
东北地区的乡村振兴指数虽然也在增长，但是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
图2 中国乡村振兴指数时空演化图
(一)基准回归
基于式(1)，表3给出了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影响的回归结果。依据霍斯曼检验，我们选择多维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1)控制了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2)至(6)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由表3可知，城乡人口流动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说1得到验证。与此同时，控制变量也显示出较好的统计特征。一是政府支持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财政支出的增加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乡村人口收入，进而推动乡村振兴水平提升。二是城市产业状况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目前，乡村流动人口主要就业于城市中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因而第二产业发展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三是城市经济规模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能够为乡村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四是开放水平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进出口贸易不仅带动了乡村农贸产品的进出口，也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促进了乡村产业发展。五是基础设施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城乡间要素交流速度，使城乡人口流动更顺畅。
表3 总体回归结果
续表3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4个方面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一，替换被解释变量。根据已有研究，夜间灯光数据能较好地替代区域经济发展状况。(19)刘修岩、杨如:《出口开放与城市增长——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实证检验》,《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我们用夜间灯光数据替换乡村振兴指数，结果见表4第(1)列。可以看出，城乡人口流动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回归结果稳健。第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我们参照孙永强的方法，(20)孙永强、陈红姣:《城乡人口结构差异是否阻碍城乡经济一体化》,《上海经济研究》2021年第8期。使用非农就业人口比例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结果见表4第(2)列。结果显示，非农就业人口的系数显著为正，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与总体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选择的核心解释变量能较好地反映城乡人口流动。第三，将解释变量分别滞后一期和二期。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可能存在时滞，解释变量也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为此，我们将所有解释变量分别滞后一期和二期回归，结果见表4第(3)列和第(4)列。城乡人口流动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与总体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第四，剔除部分区县样本。直辖市的行政级别较高，可能会影响到整体回归结果。另外，一些区县流动人口以城市流入乡村为主，也有可能影响本文的原假设。因此，我们剔除了直辖市的区县和城乡人口流动为负值的区县后重新回归，结果见表4第(5)列。可以看出，城乡人口流动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总体回归结果稳健。
表4 稳健性检验
续表4
(三)异质性检验
城乡迁移理论认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可以获得经济收益。(21)S. Haggblade，“Sectoral Growth Linkages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the Rural Nonfarm Economy，” Transforming the Rural the Rural Nonfarm Economy: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2007，pp.141-182. 樊士德、江克忠：《中国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微观证据》,《中国人口科学》2016年第5期。也有一些学者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出，导致乡村空心化，给乡村家庭的稳定性与和谐性带来隐患，也给乡村社区治理和建设带来挑战；
人口的流出还引起其他相关要素流失，降低了乡村生产率，加剧了乡村贫困。(22)叶兴庆：《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改革》2018年第1期。中国国土辽阔、流动人口规模巨大，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可能是异质和非线性的。
1．时序异质性检验
首先，在基本回归模型中加入城乡人口流动的二次项(migrationsqu)，回归结果见表5。第(1)(2)列为全样本情况下的检验结果。在全样本下，城乡人口流动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系数均为正值，一次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但是二次项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表明，尽管城乡人口流动能促进乡村振兴，但这种作用会越来越小甚至消失。中国城乡人口流动不管是规模还是增长趋势都已经趋于稳定，这种促进作用可能并不会保持很久。第(3)(4)列为2000-2009年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城乡人口流动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均为正值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城乡人口流动促进了乡村振兴且非线性特征不明显。2000-2009年，中国正处在高速工业化阶段，传统产业对乡村劳动力需求旺盛，加之国家政策支持和基础设施完善，推动了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乡村人口流入城市，不仅解决了城市劳动力短缺问题，也为乡村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距，促进了乡村振兴。第(5)(6)列为2010-2019年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城乡人口流动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分别为正向和负向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这一时期，中国城乡人口流动已达增长极限，过多的乡村人口流入城市对乡村振兴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表5 时序异质性检验
2．区域异质性检验
中国不同经济区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差异巨大，区域间城乡人口流动率也存在较大差别。这种差异可能使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也存在区域差异。本文按照四大经济区将全部样本分为4个子样本，对城乡人口流动率和乡村振兴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6。第(1)(2)列为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城乡人口流动的一次项系数为正值且在1%水平上显著，但是二次项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上述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具有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在减小。第(3)(4)列为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城乡人口流动的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均为正值，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中部地区城乡人口流动显著地促进了乡村振兴。第(5)(6)列为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一次项系数为正值且在1%水平上显著，二次项系数为负值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西部地区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呈现倒“U”型。第(7)列为东北地区的回归结果，城乡人口流动的一次项系数为负值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无需引入二次项的非线性检验。这一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表现为抑制作用。总体来说，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表现为促进作用且中部地区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在西部地区呈现倒“U”型(即先增长，后降低)，在东北地区表现为抑制作用，但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产业升级较快，对乡村流入人口的要求逐步提升，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逐渐降低。中部地区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产业升级还处在推进阶段，对乡村流入人口的需求还未达到饱和状态，城乡人口流动能显著促进乡村振兴。西部地区城乡人口流动率增加过快，乡村人口流入城市带来的收益不足以弥补由于人口流失造成的乡村产业发展乏力和教育及社会保障能力不足造成的乡村振兴水平下降，所以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呈现倒“U”型影响。东北地区城乡人口流动率过高，造成了乡村人口空心化，限制了流出地的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治理，也影响了当地的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完善，降低了乡村振兴水平。
表6 区域异质性检验
综上所述，异质性检验结果验证了假说2和假说3。
总体来说，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背后的作用机理仍有待揭示。为探究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路径，本文分别以乡村振兴各子系统得分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回归模型，结果见表7。
表7 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各子系统的影响
从表7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城乡人口流动促使乡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这部分劳动力在获得一定的劳动技能和资金积累后，有能力和资源对乡村产业进行优化，带动乡村产业升级，促进乡村产业兴旺；
城乡间人口流动使乡村流动人口逐渐接受环境保护思想，加之城市对乡村产品的需求附加了生态环保要求，使得乡村生态宜居指数进一步提高；
城乡间人口流动大都基于经济需求，城市有较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也具备更多的培训、教育机会，对于乡村流动人口来说，城乡之间的流动能促使他们获得更好的培训及教育机会，进而获得更高收入的非农就业机会，带动收入提高。所以，城乡间人口流动有助于提高乡村收入。第二，乡风文明的系数为负且在10%水平上显著。由于城乡流动人口主要以青壮年为主，乡村常住人口主要以老年人为主，这就造成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需求持续下降，抑制了乡风文明指数提升。第三，治理有效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一方面，城乡人口的流动对乡村自治组织的影响有限；
另一方面，人口的流动虽然带来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但是城市发展速度更快，可能造成城乡间差距进一步扩大，进而抑制乡村治理有效指数。综合来说，尽管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5个子系统的影响有利有弊，但是总体来说仍以促进作用为主。
城乡人口流动对中国工业的高速发展及经济腾飞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推进，城乡均衡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基于这一背景，本文实证检验了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强度和作用机制。主要结论有：第一，总体来看，中国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具有正向影响并且结果稳健。第二， 2000-2009年，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具有促进作用并且不具备非线性特征；
2010-2019年，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呈现倒“U”型，乡村人口的过度流失会抑制乡村振兴。第三，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乡人口流动都能显著促进乡村振兴，但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西部地区的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呈倒“U”型；
东北地区因乡村人口过度流出，城乡人口流动负向影响乡村振兴，但是统计上并不显著。
人口是城镇和乡村发展的中坚力量，人口流动是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主要驱动力。本文的结论显示，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异质性。因此，需引导人口流动在合理范围内变动，这一促进作用才能得到充分释放。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建立完善的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机制。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主要以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为主，需探索更多鼓励返乡创业和人才下乡的政策，通过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带动要素流动和乡村发展。第二，加快乡村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均等化。改善乡村医疗条件、提高乡村教育水平、完善乡村社会保障制度，增强乡村的比较优势。为返乡人口和下乡人才提供高质量的社会保障，降低城乡人口流动带来的乡村治理困境。第三，对于一些人口流出过多的区域，应适当鼓励“合乡并村”，提高基础设施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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