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亭亭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重庆 401331）
最近十年来，身处世界各地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师和研究者们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学术英语写作及国际发表（international publishing）压力。随着高校引进各种量化评价和考核机制，“是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正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悄然盛行[1]。在不少高校的年度考核和绩效评估之中，学术论文产出成为衡量教师科研能力的核心指标之一。在学术知识生产领域，英语取代了早期广泛使用的拉丁语和德语，成为全球传播学术知识的主要媒介。作为国际学术发表的世界通用语，英语为全球的知识传播提供了便利，让身处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成功打破地域限制，获得在国际学术领域展示科研成果的机会。作为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重要渠道，学术英语写作及国际发表逐渐成为高校学者学术生涯发展的必然要求，主宰着世界各国教育机构中想要在学术领域获得生存空间并取得话语权的学者命运[2]。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我国近二十年来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蓬勃发展，职业教育师资队伍整体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用英语撰写论文并实现研究成果的国际发表已经不再是大学本科院校教师的专利，不少来自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师也拥有了国际发表的成功经历。遗憾的是，尽管国内二语习得及外语教学领域已经出现了不少关注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本土学者（包含硕士、博士研究生）、海外求学人员及教师的学术英语写作及国际发表现状及能力的研究[3-6]，学界却鲜有研究将视角转向身处国际发表边缘领域的我国高职院校教师群体，关注他们在从事这一高水平科研活动中的个体感受和实际需求。本研究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调节和内化等视角，以叙事的方式呈现一位高职院校教师成功实现研究成果国际发表的经历，旨在探究该教师在投入写作及发表过程中与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协同作用，并进一步探索其微观发展机制，分析中介调节作用之于教师发展学术英语写作能力的重要意义，为构建高职院校教师学术英语写作与国际发表的有利环境提供启示及参考[7]。
（一）学术英语写作及论文塑性人
学术英语，作为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ESP）的一个重要分支，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学术英语写作（English Academic Writing），是学术英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中的学术英语写作，特指服务于学术语境中某一特定群体的交流需求和行为而进行的写作活动，是基于某一学科的认知、社会和语言需求为基础的专业写作行为[8，9]。学术英语写作的研究伴随着学术英语的产生始于上世纪50至60年代，与用于日常交际的通用英语相比，学术英语更侧重于培养学习者在捕捉学术动态、表达学术思想、参与学术交流时的能力，在语言表述上有较强的说明和论证倾向，在内容选择上专业方向明确，且拥有各个学科话语共同体成员需共同遵守的写作规范和语言表达风格[4，10]。基于学术英语写作对于英语为非母语学者而言的复杂性和高阶性，在学术语篇产出阶段，论文塑性人（literacy broker）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1]。论文塑性人这一概念，由国际二语写作领域两位知名学者Theresa Lillis和Mary Jane Curry提出，她们认为在英语学术语篇的产出和发表阶段，除了文章作者以外，还受到一些重要他者的调节影响，例如期刊编辑、审稿人、学术同行、英语为母语的朋友提供的文本修改、润色服务。但是，国内学界却鲜有研究关注EAL（English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英语作为附加语）学者在学术语篇产出阶段论文塑性人对其撰写文章过程中的积极影响，将国际学术论文的撰写及发表单纯视作个人能力，忽略了其实质为社会网络化（social networking）活动的结果[12]。不少EAL学者成功实现国际发表的文章更被视为一件经历过很多“生产工序”制作完成的“产品”，而不仅仅代表着作者个人的写作能力[13]。
（二）国际发表的困境：是发表还是出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师面临着国际发表的困境，“是发表还是出局”的压力也漫延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领域。越来越多身处国际发表边缘领域的高职院校教师开始把目光转向国际，期待在更广阔的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遗憾的是，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教师参与研究和投入写作的动机、能力与支撑环境亟待改善和提高，他们的写作实践与认知系统的矛盾日益凸显，如迫于院系科研要求与职称晋升的压力从事学术英语写作，在写作过程中面临种种困难，却不知从何处寻求帮助。相较于本科院校的教师而言，高职院校教师在追求国际发表的过程中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众所周知，国际发表不仅是一项涉及全球知识创新与传播领域的学术活动，更成为各国间竞争高端人才和知识资产的主要阵地[14]。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科研产量与质量昭示着该国的创新能力与创造财富的能力，高等教育机构中教员的国际发表衡量指标更与其所处机构获得的研究经费资助、世界大学排名与国际知名度息息相关[15-17]。对于个体研究者而言，国际发表不仅是其参与国际学术对话，融入所在学科共同体的必由之路，更与他们的年度考核、绩效评价、职称晋升、获取研究经费投入等成长性资源密切相关[17，18]。对于身处我国高职院校的EAL学者而言，在学术英语写作及国际发表的过程中，语言困境是他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毫无疑问，作者在学术语篇体裁中的书面产出能力会直接影响其论文的成稿质量，并最终促进或阻碍论文的发表。此外，相较于国际发表核心领域的研究者，EAL学者还面临着学术发表不平等的问题。Curry& Lillis[19]的研究就曾深刻指出仅凭研究者个人成熟的语言及修辞能力并不能担保其成功实现以英语为媒介的国际发表，相反在国际学术领域的一些缄默知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建立并维持与所在学科核心学术成员、团体的研究关系，积极寻求论文塑性人的帮助等。
（三）社会文化理论的相关概念
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简称SCT），认为人的认知发展是主体（Subject）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即客体（Object）不断交互的结果，交互不直接发生，连结两者并促成其发展的是工具及其中介作用[20]。SCT将人类的学习视作依托于环境的动态社会过程，强调人的能动性以及认知发展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21]。
SCT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即中介（或称调节）理论（如图1所示），该理论相信人类并不直接与物质世界相关联，而是通过使用工具及参与社会互动等方式来调节个体与社会的关系[22，23]。该理论相信人类特有的高级心理机能本质上是社会性的，通过工具调节形成并首先呈现于人际（inter-psychological）心理层面，再转化到个体内部（intra-psychological）心理层面，前者转化为后者的过程即为内化。学习与发展的过程就是通过社会合作及交互逐步内化各种知识及技能的过程[7，24]。ZPD（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是社会文化理论的又一核心概念，代表着学习者独立完成任务的实际水平和在能力较高者指导下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学习者的认知发展依赖于在最近发展区内接受调节的质量[20]。Vygotsky从历史发展角度提出ZPD这一概念，既可区分个体正在发展中的能力和已发展成熟的能力，又可用于分析个体高级心理机能在中介（包括物质工具、重要他者及自我干预）作用下成熟化的动态发展过程[25]。本研究中的ZPD关注的是高职院校教师现有的学术英语写作及国际发表能力和在一定科研环境、重要他者等因素的调节（mediation）作用下所发展能力之间的距离，探究该调节作用对于目标群体提升学术英语写作及国际发表能力的积极作用。
图1 中介（调节）理论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通过叙事的方式，呈现了一位高职院校教师在致力于学术英语写作及国际发表过程中的个体经历，旨在理解并阐释其故事背后蕴含的深意，剖析以该教师为代表的高职院校教师群体在从事这一颇具挑战性的高水平科研活动时面临的挑战和困惑，探究影响并制约该群体发展学术英语写作及国际发表能力的社会文化因素，寻找帮助该目标群体提升国际发表能力的可行路径，本研究将回答以下问题：
1．在从事学术英语写作及国际发表过程中，该教师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2．该教师认为影响并制约高职院校教师学术英语写作及国际发表能力提升的关键要素是什么？
3．基于社会文化理论，在她从事学术英语写作及国际发表过程中，获得了什么样的中介调节？她是如何利用这些中介调节，帮助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并成功实现国际发表的？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参与者（百合）来自我国西南地区某高等职业学院，在学校担任电子工程领域的专职教师。她是一位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工作超过二十年的资深教师，拥有多年学术英语写作及国际发表经验，她的多篇文章被EI（The Engineering Index）数据库收录。源于其科研领域的丰硕成果，她成功晋升为学校的三级教授，是所就职学校中为数不多的高职称教师。除了在学校承担日常教学工作以外，她积极参与所在学科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在国际学术刊物中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在部分高职院校教师普遍重视教学而轻视研究的背景下，该教师的成功发表经历吸引了不少周围同事的关注。选择该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她与本研究者的个人关系，因为反思性访谈数据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倚赖于研究对象对研究者的信任以及在访谈中的自我开放程度[26，27]。
（三）叙事探究
叙事探究，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已成为研究教师经验及专业发展的重要视角和工具，研究成果层出不穷[28-30]。叙事主义者们相信，人类生活本质上是由叙事组成的，故事既是我们构建知识的主要模式，也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方法，同时它提供了我们获得人类经验的最便捷途径[31]。大量研究表明，叙事是呈现和理解教师成长历程和经验的有效方式[32]。由于教师经验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我们可以通过叙事的方式接近教师的生活世界，倾听教师的声音，讲述教师的故事，帮助教师更好理解并反思自己的职业生活，从而不断地发展和调整自我，通过与环境的积极互动促进其专业领域的发展[33]。
本研究中的叙事，来源于研究者与受访教师一个月以来的深度访谈、教师的反思日志以及与研究者的网络交流。此外，研究者还收集了该教师撰写的论文初稿、修改稿、主编的反馈意见及成功发表的终稿，邀请教师回忆并反思自己在学术英语写作及发表过程中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协同作用。毫无疑问，教师作为社会人，是其所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亦不可避免地融入教师个体的认知与行为体系，它能够激励或制约教师的发展，反过来教师也可能作用于环境，体现其主体能动性[33，34]。值得关注的是，叙事探究这一颇为新颖的研究方式为我们了解和呈现教师经验提供了有利视角，它不仅让一线教师发出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所处的环境与愿景，而且能让教师通过与研究者的互动一起重构现实，创造性地拓展其发展空间。研究者希望通过叙事理解并反思中国高职院校教师在致力于研究及写作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挑战和困惑，分析基于一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中介调节在其发展学术英语写作及国际发表能力上的积极作用，以期帮助高职院校教师群体积极应对挑战，实现国际发表的夙愿。
（四）研究步骤
本研究分为四步：第一步，通过阅读文献形成访谈框架，并设计叙事结构（内容主要包括：教师从事学术英语写作及国际发表的缘起及动机；
教师所处的科研环境及拥有的学术资源；
教师在论文撰写及发表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教师在其所处的环境中获得的中介支持与调节）。第二步，研究对象基于研究问题口头回忆自身经历，由研究者书面记录，并交由本人核实其信息的准确性。第三步，研究者对文本进行解读、阐释和建构，探究故事背后蕴藏的丰富意义。第四步，回答研究问题，并得出结论[7，35]。
（一）内在动力：个人发展的主观意识
百合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学生时期，她成绩优秀，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她成功考入大学，成为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天之骄子。毕业之后，她入职于当地一家国有企业，端上了人人艳羡的“铁饭碗”。在企业工作了十年之后，她所就职的企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中濒临破产，她凭借自身的专业素养，在现就职的高职院校谋到一份教职，彼时她已经步入中年。在入职这所高职院校之后，她巧遇一位大学同学，闲谈之中得知，这位同学在学校已经发表了多篇论文并成功获评教授，她深感震惊和意外，意识到“周围这个世界在马不停蹄地飞速向前，我好像睡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要竭尽全力追上去”。彼时，百合从企业带来的仅仅是一个高级工程师的头衔，她意识到只有通过开展研究并发表学术论文，才能达成自己想要晋升职称的心愿。而真正开始致力于学术英语写作及国际发表，则是源于学校的一份科研奖励政策的文件，她解释道“我们学校的科研奖励文件让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发表一篇英语论文比发表中文论文有用多了，在学校职称评审科研成果量化计分的文件中，就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发表一篇SCI或EI收录的文章所赋予的分值是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的几倍甚至十倍”，从那个时候起，她意识到想要在竞争激烈的职称评审量化计分中脱颖而出，论文产出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对于当时的她而言，学术英语写作及国际发表这一类高水平科研活动是她不敢奢望的。回忆往昔，在她的求学生涯中并没有接受过多少有关学术英语写作的训练，在企业工作期间因为被外派美国参加培训，她曾在出国前借助英汉字典阅读过大量专业领域的英语原版书籍，并在回国后通过了国家职称英语等级考试，即便是这样，百合形容自己的英语能力依旧是“看得懂文章但表达不出来”。在入职学校之后，百合上过一年的研究生班，但她认为在那里得到的有关论文写作的训练极为有限，她认为依靠个人的力量想要实现论文的国际发表，有一种“痴人说梦”的感觉，因此她迫切想要寻求他人的指导和帮助。
（二）专业引领：重要他者促发展
在百合从事学术英语写作及国际发表的过程中，有几位重要他者为她的论文写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引领和指导，这其中既包括其专业领域的导师、学校同事、学生，也包括多年好友的帮忙。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培训中遇到了大学期间的授课教师D教授，D教授是当地一所知名大学电子工程领域的专家，是学校的教授并担任博士生导师工作，主持过多项国家自然科学项目，并发表过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在学校颇有声誉。百合了解到D教授在大学里开设了一门与自己专业有关的研究生课程，于是请求旁听该课程，并加入他创建的由其硕士研究生为主体的学术研究共同体，成为其团队中的编外成员。百合每周抽出课余时间参与该教授的课程，在旁听了近一个学期的课程之后，她觉得有了素材，并开始尝试撰写论文，希望得到D教授的修改及反馈。百合回忆道：
“在老师那儿，我就像是读了一个没有正式学位的研究生，因为之前确实没有过这方面的课程和训练，老师平时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我就在教室里旁听，每次上课之前我都提前做好‘功课’，下课之后又帮着整理其他学生总结的课堂笔记，帮助搜集他下次上课的文献素材，在这个过程我学会了很多，像英语论文的结构、体裁，还有参考文献的引用规范什么的；
后来，我自己开始尝试写文章，但是我发现直接开始用英文写作非常困难，所以我先写好中文论文，再请求老师给予修改和反馈意见，当把中文稿件打磨修改好之后，我感觉自己翻译这种专业的学术文本不太现实，于是我找了一位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她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英语老师（月季），恰巧她又是研究专门用途英语的，请她帮忙稿件的翻译，我比较放心……”
在寻找语言教师的过程中，百合是有过顾虑的，语言教师没有与之相关的学科背景，自己文章里涉及了很多专业知识，月季并不十分了解，这样的翻译是有价值的吗？不过月季的教育经历和研究兴趣，给了百合很大的信心。月季是英语专业本科出身，在国内已经通过了英语专业八级考试，在英国攻读研究生期间，撰写过大量的英文论文，而她的研究兴趣正是学术英语。她的学科背景意味着她了解西方学界的话语系统，研究过英语学术文本的修辞特点、体裁风格和写作策略。当百合找到她的时候，与她一拍即合。月季向百合提出想要阅读其专业领域已经发表的高水平期刊论文，了解该领域文章的写作风格，于是百合拜托D教授团队的研究生下载了其领域的多篇研究论文，连同自己的文章一起交给了月季。
（三）同事帮忙：语言支持促发表
把稿件交给月季之后，百合并没有闲着，她从月季的反馈中获悉，文章中涉及的学科知识成为她翻译的巨大障碍，文中不少专业名词，月季并不十分清楚，英语中与此对应的词汇仿佛并不能准确传达百合论文里想要表达的意思。此外，中文的表达习惯及论证方式与英语学术类文本截然不同，月季认为跨学科的翻译和写作颇具难度，她向百合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并一度想要放弃。百合却不愿放弃，她一直鼓励月季，外语教师虽然不具备专业的学科知识，初次接触这类文本的确有困难，但是这种困难可以克服，她把月季邀请到家里，就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她进行面对面沟通，在这个过程中，她坦承：
“最开始的时候确实很痛苦，我那篇文章是跟电路仿真有关的，而她完全没有相关的背景知识，为了减轻她的工作量，我在网上的翻译软件中找到一些提供文本段落的机器翻译服务，借助这种功能，我能得到一份最原始的译文，而语言老师的作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她通过对比中文原文，能够非常准确地辨识出机器翻译里哪些句子有语法问题，哪些搭配、用词不地道，甚至很多涉及学术英语文本中词汇得体性的问题，她也能一一找出。机器翻译呈现的很多句子都禁不起推敲，有些语句甚至跟我的本意相差甚远，我跟她解释中文里每句话想要表达的意思，因为有些涉及我那个学科的专业知识，她不懂，我得跟她逐个讲解，当她明白之后，再用地道的英语表达出来。通过打磨文章中的句子，比较分析英语译文与中文原文的对应程度，可以这样说，她不仅仅是在翻译、修改我的论文，更是在不断打磨并提升我文章的语言质量，通过分析一种叫做语步的东西来不断缩小我文章中的句法结构与那些高水平文章之间的差距，这一点我是非常佩服的……在与她的交流中，我也学会了不少英语学术文体程式语的表达方式。在这样的几次交流之后，月季给了我一份她精心修改的稿件，我好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在得到月季的修改稿之后，百合又把这篇文章交给D教授，请D教授帮忙给予反馈意见，D教授在一个星期之后给了百合修改意见，百合仔细对照两份文稿之后发现，D教授着重修改的是文章摘要及研究方法部分的内容，将月季修改稿中的部分语句做了语序的调整以及某些单词的增减，并将论文结论部分的内容进行了一定量的替换和重写，但重写的内容并不多。D教授认为这篇文章有发表的可能，并推荐了几个国际知名的学术会议和期刊网站，让百合尝试投出去看看。
在等待了三个月之后，百合收到了某国际知名学术会议的录用邮件，大会主办方邀请她在会上宣读论文，并承诺所有接收的文章最后将被EI数据库收录。百合非常欣慰，因为参与这样的高水平学术会议，对于身处高职院校的她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百合回忆那次参会经历，感慨道：
“整个参会的1000多位老师中，只有不到5个人是来自国内的高职学院，我也是在进入学校6年之后，第一次向领导争取资助，参加这样的国际学术会议。其他本科院校的老师得知我是来自高职学院的时候，非常惊讶，他们觉得‘你们都那么厉害了！’身处高职院校的老师想要实现国际发表，相较于本科院校老师而言，面临着更多困难：学校图书馆没有购买国际高水平期刊的数据库资源，老师们没有机会浏览这些高水平文献，也不知道自己专业领域的国际同行们在做什么，哪些问题是有研究价值的，哪些是已经过时的。而且学校里很难找到一位在专业领域有资历和经验的专家型学者，能够起到引领和带动作用，所以老师们做研究大多‘单打独斗’，没有同伴，其他同事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也没有多少老师愿意跟我分享，如果不是加入D教授的团队和那位同事的帮忙，我一个人想做点什么是很难的。正是因为没有这种资源，所以我们这一类学校的重点几乎都放在教学上，学校里的科研氛围并不浓厚，或许只有小部分拥有留学经历的年轻老师还想要写英语论文，其他老师就想着不折腾了，把课上好，把家里照顾好，就已经很不错了……”
通过这样的方式，百合终于实现了国际发表的夙愿，在其所就职的学校成功晋升为教授。回顾自身学术英语写作及发表的经历，她深有感触，认为最初从事学术英语写作仅仅是出于功利的目的，但是在真正开始撰写论文并尝试向国际期刊投稿的过程中，她意外地品尝到了做研究和写作的快乐，当看到自己的成果经过团队成员的努力，成功实现国际发表之际，她内心的喜悦和成就感无以言表，她认为或许这就是在学术领域“摸爬滚打”的意外收获。
SCT框架下教师学术英语写作和国际发表能力的提升需要教师内在认知心理机制与其所处环境的积极互动，身处高职院校的教师在从事这一类高水平科研活动时，面临的挑战不仅包含语言方面，还包括一系列非语言（non-verbal）因素：就语言能力而言，自身学术英语写作能力的欠缺和经验不足迫使百合积极寻求包括学科专家和语言教师在内的论文塑性人的帮助；
而一些非语言因素更成为百合投入学术英语写作的障碍，例如缺少国际高水平期刊的数据库资源、所处环境学术氛围不浓厚、缺乏学科专家及研究团队的支持、得到的研究经费和培训极为有限。从百合的经历中，不难发现高职院校的教师在致力于学术英语写作和国际发表过程中面临的困境：院校科研能力评价体系中对国际发表成果的重视和在现实中对教师致力于写作及发表活动的支撑能力不足；
院校缺乏对在职教师学术英语写作相关能力的培训，让教师以为学术英语写作是个人能力的体现，却忽视了提供相应的物质（外文期刊数据库）及人力（集合型专家团队）资源。
百合成功实现国际发表的经历，证明了教师学术英语写作及国际发表能力的提升是个体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积极互动并协调推进的结果。从她的写作和发表过程中，可以看出包含学科专家、语言教师在内的论文塑性人基于其ZPD的调节是卓有成效的。百合在其就职的高职院校中难以接触高水平文献，周围也鲜有同事致力于国际发表，但是在加入D教授研究团队并旁听其课程之后，得益于该团队中教师、学生的多元调节，其文献搜集整理、研究设计和学术规范等能力获得进一步指导和提升，而每一次的进步和提升又能激发新的潜能，实现其科研意识和能力的不断内化，并增强了她独立开展写作和研究的主动动机[7]。语言教师为百合成功实现国际发表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中介干预，在与其面对面的交流中，梳理并修改百合文章中涉及语言表达层面的错误，并在此基础上向其补充基于语步辨认的学术英语写作有关的背景知识，帮助提升其论文的语言质量。百合在接受语言教师的调节过程中，也在尽自己的力量给予语言教师相应的调节，为她补充论文涉及的学科知识，并就其领域的专业知识如何用地道的英语表述与语言教师进行积极地协商互动。这种相互调节，既拓展了她们彼此的ZPD，又能促进双方知识的融合，让彼此都能不断内化并完善自身相对欠缺的知识，同时还为专业教师与语言教师就国际发表领域的深度合作提供可能并奠定了良好基础[7，36]。
刊登于应用语言学领域国际顶级期刊的文章[37]曾深刻指出，EAL学者想要实现国际发表，其自身并不一定需要具备成熟的学术英语表达能力，学界现有的研究[5，11，38]也报告了不少EAL学者即便自身拥有有限的语言能力，却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合作成功实现国际发表的经历。研究者们发现，以国际发表为目的的学术英语写作体现的与其说是个人的能力，不如说是网络化协作（networked activity）的结果[37]。Curry& Lillis[19]的研究也证实，国际发表考验的不仅仅是作者的语言表达和修辞能力，更涵盖一些非语言（non-discursive）因素：即个体对资源（包括学术资源、信息渠道、论文塑性人）的获取及应用能力。这与社会文化理论的观点不谋而合，即个体需要依赖参与社会活动来获得发展与进步，通过与他人的积极互动来不断拓展并超越自身ZPD“跳板”，在接受他人调节的过程中，个体不断内化各种知识、技能，在中介（包括物质工具、重要他者）作用下不断发展成熟，以实现自身的更大进步[25]。此外，一些缄默知识在学术英语写作及国际发表领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维持并发展与学科核心成员的学术研究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并加入其研究网络、与深谙论文发表游戏规则的论文塑性人保持联系则显得尤为重要。我国高职院校教师身处国际发表的边缘领域，想要在国际刊物中发出声音，需要踏上一条合法的边缘参与（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之路，即通过不断熟悉所在领域学科话语社团的写作规范并逐渐累积发表的经验和资源，高职院校教师在不断跟进学科发展的同时，需要主动参与国际学术领域的交流对话，力争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发表领域获得生存空间并占有一席之地。
本研究以叙事的方式呈现了一位高职院校教师在从事学术英语写作及国际发表过程中的个人感悟和经历，通过社会文化理论视角分析了几位重要他者为该教师提供的中介作用对于发展其ZPD的积极影响，该教师的成功经历对于同样身处国际发表边缘领域的我国高职院校教师群体有借鉴作用。高职院校教师应认清形势，把握机遇，从现有环境中努力寻找并创造有助于自身发展的机会和条件，与学科领域的核心成员保持联系并积极互动，构建属于自身的学术社会网络及研究共同体。本研究成果也为我国高职院校的科研部门带来一定启示，英语学术论文的撰写与发表不应被单纯视作教师的个人能力，其所处机构应为教师搭建校本或校际合作平台，为其开展同侪互助和集体学习提供可行经验，也可邀请专家为教师提供相应培训，促使教师以国际发表为目的的学术英语写作投入由“单兵作战”向“集体力”方式的转变[12，39]。我国高职院校还可从认知、资源、制度、情感等层面为教师提供支持，帮助教师形成对学术英语写作及国际发表的正确认识，鼓励该教师群体积极发挥能动性，勇敢走出舒适区，力争从国际学术社团话语共同体的边缘移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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