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磊
(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
中国和日本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两国人民海外贸易的时间、空间和地点受到严格的限制。在这种贸易体制之下，中国仅限于广州的十三行贸易，日本同样停留在长崎贸易。两国被动地卷入了全球贸易体系，却对海外市场状况所知甚少。无论是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还是日本幕末开国，都是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的方式，对东方传统国家施加的一种强制性霸权和“规制”：将其纳入西方国家所主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中。西方商人凭借在资本、航运、信息等方面的先发优势，牢牢控制了中日海外贸易。两国对世界的状况、海外市场的需求信息非常闭塞，因此掌握海外市场状况、了解各国对本国出产商品的需求信息，成为中日发展海外贸易的势在必行之举。
19世纪以降，大规模铁道建设、海底电缆铺设、现代邮政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电报的日益普及、苏伊士运河开辟、新式轮船的发明等，打破了区域性的贸易圈，全球性的世界市场快速形成。在这一贸易体系中，商业信息和情报的搜集极为重要，可以为商业和市场进出提供基础的决策资讯。(1)英文information，在中文语境中一般称为“信息”，在日语中则称为“情报”。本文所使用的“信息”或“情报”，二者是同义的，所指的都是“符号、信号或消息所包含的内容，用来消除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确定性”，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自动化控制与系统工程》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自动化控制与系统工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521页。甚至可以说，信息是全球化商业时代无形的基础设施。(2)Ole Hanseth and Eric Monteiro, “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anuscript 27. Aug., 1998.日本是后发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其对信息搜集怀有更加强烈的兴趣和冲动，这是因为丰富的情报供给一方面可以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经济信息，进而服务本国商品的国际开拓，另一方面又可以为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野心张目。日本视中国为强敌和竞争对手，故加紧了对中国的情报调查。目前国内学界注意到了日本领事馆、农商务省等政府机构对中国的调查，特别是东亚同文书院、南满铁路等特殊情报机构的中国调查最为引人注目，也是学界重点翻译和研究的领域。(3)蓝勇：《近代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及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3辑；
王力：《政府情报与近代日本对华经济扩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许金生：《宣传战的前奏:近代日本在华报刊定期调查活动探析》，《江海学刊》2015年第3期；
李军：《近代日本对华经济调查初探——以日本外务省和东亚同文书院为例》，《农业考古》2015年第6期；
谭皓：《近代日本农商务省“实业练习生”的中国调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张艳国、 石嘉：《近代日本在华调查机构的“江西调查”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与东亚同文书院、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调查有关的翻译和研究则较丰富，不再逐一列明。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日本情报调查的对象不仅包括中国，还涉及与其往来密切的其他国家；
不仅有综合性的、大型的全面调查，还有针对特定领域和产业的调查。(4)这方面的研究较少，角山荣曾简要提及，详见[日本]角山荣：《茶的世界史——绿茶的文化与红茶的社会》，东京：中央公论社，1996年，第142-149页。中日开埠通商后，茶叶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商品、日本第二大出口商品，两国在美国等市场竞争较为激烈。日本强化了对海外茶叶市场的调查，而这些调查为日本产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报。因此，本文以日本对茶叶情报的搜集为例，分析其调查信息的路径、情报体系及其特征和效应。
海外市场的信息和情报，虽然可以从各国公开出版物中获取，但更需要深入调查、搜集和获取一手的资料。而在获取相关信息和资料后，怎样将这些公共信息传递给相关主体，以方便他们及时阅读和使用，还需要建立较为完备的信息分发渠道。就茶叶而言，中日两国同为出产国，销售目的地主要是不产茶的西方国家。在近代茶叶国际贸易中，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转移和不可避免的衰落。(5)刘礼堂、宋时磊：《信息不对称与近代华茶国际贸易的衰落——基于汉口港的个案考察》，《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信息不对称当然也包括质量信息的不对称，西方商家想了解中日茶叶的质量状况是一件困难之事，同样中日想了解西方茶叶消费的质量需求信息也无从下手。中日要开展海外直接贸易，必须了解西方的显性规制，即进口时对茶叶有怎样的质量标准和技术规范；
了解西方的隐性规制，即消费者喜爱何种类型的茶叶，茶叶有何种竞争品(如咖啡)，等等。
开展海外市场调查，最便于实施的是个人，他们搜集、整理和撰写了众多海外茶叶市场报告。近代有大量日本人士在欧美国家留学或工作，他们对日本茶在海外市场的发展情况颇为关切，出于自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个人视角搜集、整理国际市场茶叶信息，提出日本茶品质改良的建议和对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松本君平的《海外制茶贸易意见》。(6)在中国新闻史中，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于1903年被翻译成中文，是中国最早翻译的外国新闻学专著，松本君平的生平，可参见陈立新：《松本君平其人其事》，《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2期。松本君平出身制茶之家，身边熟络之人也多从事此业。他深感日本国内业茶者多见识狭隘，不掌握海外贸易形势，只得委托外商交易以至于其有跋扈之势、陆梁之逞。松本在欧美完成学业后，周游四方，考察各国风俗人情，对日美贸易颇为留意，而日美贸易涉及面颇为广阔，难以窥见全豹，故他缩小观察面，对其熟悉的茶业开展调查。他站在侵略者的立场，认为甲午战争为日本赢得了国际声誉，这是日本茶开拓海外市场的良好契机；
而日本茶业的危机在于对海外市场较为陌生，对外国消费者的嗜好和趣味知之甚少，无法投其所好。即日本与海外茶叶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十分严重，日本茶无法满足西方的柔性质量规制。为此，松本君平提供了海外市场关于茶叶品质和嗜好等方面的信息，并提出了“新工风”的概念：逐渐实现新生产方法的发明，或者改变茶叶外形，或者色泽有所更替，通过工艺和品质的更新实现千变万化的生产，以提升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最终扩张日本茶的海外贸易。他相信：“无论是生产方法，还是物料之形状，都要在新工风方面不遗余力，相信早晚会出现日本茶盛行新办法。”(7)[日本]松本君平：《海外制茶贸易意见》，东京：经济杂志社，1896年，第47页。本稿未注明译者的日译汉均为笔者译，下同。在日本茶国际市场推广和贩路扩张方面，松本提出了五项对策：第一，用组织力量巩固同业制度，集中财力和人力开拓；
第二，在海外中央市场及各大市府之地招徕有实力的茶叶代理商；
第三，在海外各地设立小商店，向国外消费者直接提供日本茶；
第四，经常选派通晓海外市场的人员到各地观察茶叶销路和市场形势；
第五，促进商业道德观念的发达。
个人类型的调查数量很多，有些调查颇有针对性，其目的在于提高日本茶的海外市场占有率，调查的覆盖面也颇为广泛。砖茶最先创制于中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盛产，中国边疆的西藏、新疆等地对其需求量颇大。随着俄罗斯茶叶消费的崛起、万里茶道的形成(8)宋时磊、刘再起：《晚清中俄茶叶贸易路线变迁考——以汉口为中心的考察》，《农业考古》2019年第2期。，俄国、蒙古成为砖茶的重要消费地。日本对砖茶国际贸易中的巨大利润，艳羡不已，早在1870年代设置的传习所中就研究砖茶的制造并尝试出口，惜技术能力不足，无法与中国砖茶竞争。甲午战争特别是1932年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日本人士进入蒙古等地有了更多便利。细谷清曾多次到伪满洲国、蒙古等地调查，1937年在东京“满蒙”社出版了《蒙古贸易与日本砖茶》，这是日本第一部系统研究调查砖茶主要消费地蒙古的著作。(9)[日本]细谷清：《蒙古贸易与日本砖茶》，东京：“满蒙”社，1937年。细谷清详细调查了中国南方生产的砖茶在俄罗斯、蒙古以及中国新疆等地销售情况，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和市场分析；
全面回顾了日本砖茶制造的历史，提出了改进砖茶制造的方略，指明“砖茶”生产是日本的国策。
个人搜集的情报，优点在于便捷且有主观的判断和分析，但在系统性和专业性等方面有所欠缺。于是，近代诞生了专门从事经济情报服务及其出版的民间情报机构。世界上较早从事此类工作的是1843年詹姆士·威尔逊所创办的《经济学人》，日本类似的杂志是田口卯吉1879年创办的《东京经济杂志》。这些出版物多提供国际性经济信息、服务于本国商业，其内容部分来自报纸的经济栏目和外国动态，但比综合性报纸提供的经济内容更为全面和专业。其提供的茶叶国际贸易信息多是速递性的，有价值的、深入的研究式调查信息不足。在这类机构中，东亚同文书院的活动值得注意。东亚同文书院前身为日清贸易研究所和南京同文书院，1901年在上海开校，系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经营的私立学校。东亚同文会的最大特色是，在1901—1945年间，派遣数千名学生到中国各地开展了广泛而综合全面的调查，形成了《中国经济全书》和《中国省别全志》等众多出版物，内容涉及工业、商业等方方面面。在第二辑中，对中国茶商作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和分析，包括概论、茶商品观察、茶政与公所、供给国与需要国之关系及将来之趋势等。(10)该辑在1908年以中文形式出版，见《中国经济全书》，两湖都署藏版，光绪甲申年(1908年)。除此之外，还对上海茶叶贸易和茶馆、汉口茶和茶叶输出洋行、会馆调停纠纷与商业习惯制定等作了详细调查。
近代从事茶叶贸易的商社也开展了情报的调查和收集。三井物产商社是近代日本最大的综合性商社，在贸易早期负责茶叶的直输出。该商社在伦敦、上海、香港、纽约、巴黎等地设有海外分店或办事处。其系统内部有一套信息调查与搜集系统，但所获得的行业情报特别是重大的商业情报，主要在商社内部共享或少数领导层知情，带有封闭性和私密性。
日本国际市场调查重要的官方调查渠道是领事及其报告系统。为了改变前三种渠道和信息调查收集的不足，同时也是为了快速了解一个国家的商况，作为外交官的领事成为承担这一使命的重要群体。领事往往精通驻在国的语言、风俗和文化，经过长期经营还会与当地的政治家、商人及各种团体保持密切而独特的联系。母国的外交部或驻在国的总领事馆，往往要求各地领事定期报告所在地的动态，汇总出版发行。这种报告称为“领事报告”，有时也称为“领事通商报告”(因领事报告的主要内容多与商业有关)。近代英、美等国家在中国的领事报告里，有大量关于茶叶贸易的内容。这些国家在明治前期的日本同样如此，如1873年英国领事报告《日本茶业生产报告》，沃森和格兰格尔详细调查了山城及宇治的茶叶生产情况，提供署名为“曾文”的9幅日本画，以图像的形式呈现日本茶从栽培到加工制造的全过程。领事报告中所提供的市场调查和情报搜集，不仅有利于本国商人了解基本信息，更主要的是为其快速开拓市场提供服务。在借鉴西方国家领事报告的基础上，日本外务省记录局在1881年开始编辑《通商汇编》，创刊号序言称：“应驻外公使及其他通信所需，非专于记载通商贸易之事。苟有通商贸易事，亦采而载之，以知吾国货物商情及对外贸易概况。”(11)[日本]外务省记录局编：《明治十四年通商汇编》(一)，东京：外务省记录局，1886年，绪言。在文首有“明治十四年在外驻扎领事官姓名”，共有领事20名，其中以外国人为主，本国人只有9名。这说明当时日本外交人员人力不足，也反映出日本对国外认知不足的实情。此后，日本在全世界设置领事馆的数量逐年增加，雇佣本国人员的比例快速提升。《通商汇编》十分注重中国茶叶的发展状况，从1884年4月底到12月底，驻上海领事馆先后发出24次报告，围绕茶叶之集散地汉口及宁波、福州、上海茶叶市场，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省新茶上市品质、数量、价格，中外商家之购进卖出，运往欧美国家的数量等，作了十分具体的记载，并与以往年份进行了比较。(12)李少军编：《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编译》(第1卷)，李少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1886年底外务省又将《通商汇编》改为《通商报告》，名称的变化标志着政府信息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不是自上而下行政命令式向民间传递信息，而是服务于民间的需求而广泛搜集各类商业情报。在制度方面，日本政府先后颁布《日本领事官训令》《贸易报告规则》《日本领事报告规程》，形成了月报、年报、临时报告相结合的报告机制，月报侧重于数量、价格、嗜好、品评等，年报以领事驻地和驻在国主要通商口岸过去一年的贸易状况为主，临时报告则提出本国商民应注意的事项，各方面已经趋于严密和规范。(13)李少军：《近代中日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32页。1886年12月至1889年12月的《通商报告》载有日本驻上海、天津、芝罘、汉口、福州、广州、牛庄、香港领事馆的报告，这些报告与《通商汇编》不同，更多关注各口岸的具体货物之商情，综合性的商情较少。其中在各种货物中，茶叶是最受关注的商品，8个城市的领事都关注到了茶叶，其中汉口、福州报告最多，驻汉口领事馆发出的73件次报告中，涉及汉口和其他口岸茶叶商情的有30件，驻福州领事馆发出的69件次报告中，福州茶叶商情15件；
上海共有62件报告(仅次于有79件报告的生丝)，广州也仅次于生丝；
北方的天津和芝罘领事馆则关注本口岸茶叶输入情况，1888年驻天津领事注意到，当年茶叶居日本输入天津货物首位，在中国北方日本茶与福建茶掺和销售，芝罘领事馆则报告日本从1879年开始向山东输出茶叶，1888年已达到27万斤，是该地从国内输入茶叶数量的将近6倍。(14)李少军编：《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编译》(第1卷)，李少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21页。日本方面特别留意中国茶叶贸易，是因日本茶叶与中国处于竞争地位，而从天津和芝罘等地的报告，则可看出晚清中国茶叶的危机已经来临，“日茶倒灌”形势日益严峻。(15)宋时磊：《近代中日茶叶市场国际竞争与日本的侵占》，《思想战线》2022年第3期。
1887年《通商报告》第8、13、24号，分三次发布了日本上海领事馆报告的《清国产茶实况》(上海、福州、天津、芝罘、牛庄、汉口六个领事馆协助)，这是日本官方对中国茶业的第一份正式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详细记录了中国出产茶叶种类、产地、名称等各方面信息，还别有用心地专门介绍了日本所知甚少的砖茶，列出了其制造方法、生产和需求情况。1888年《通商报告》第52号《中国制茶贸易的衰落情形与调查委员会之意见书》一文，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从鼎盛到衰落的发展趋势，指出粗制滥造是衰退的重要原因。海外市场的风吹草动，各国领事便第一时间传回，以便引起国内警觉，如在美国初次设立质量门槛之时，1883年5月驻美国领事高桥新吉向时任外相吉田清成呈送《输入不正茶禁制》，1899年3月美国改定茶叶检验标准，芝加哥日本领事也迅速向国内报告。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报告并非只是供主管机构决策使用，而是一种情报公共产品。在公开出版后，日本政府部门主动向有关商品的行业协会提供信息，以满足其海外贸易拓展需要。日本还允许官方报刊《东京日日新闻》、内务省劝农局《劝商杂报》、大藏省商务局《商务局杂报》、1883年创办的日本政府《官报》等，刊登领事报告的相关内容或者开设专门栏目。
日本领事在海外市场调查方面，可谓不遗余力，用尽各种手段，甚至是直接窃取商业情报。1908年，驻汉口领事馆事务代理矢田七太郎见俄商阜昌洋行经营的砖茶事业经营丰厚，制茶工厂宏壮，颇为垂涎，故积极调查、一窥究竟。但日俄战争以后，俄商对日本十分警惕，警戒极为严密，调查并不顺利。日本方面仍苦心钻营调查，入手工厂写真17幅，委托静冈县农事试验场技师山田繁平带回，供国内业者参考。(16)《汉口日本领事寄来汉口阜昌砖茶制造工厂照片之件》 ，《与茶有关的杂件附咖啡、可可》(第4卷)，东京：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号：B11090906900。这些照片带回日本后，被转送到外务省通商局、静冈县知事、茶业组合中央会议所议长大谷嘉兵卫等单位和个人，成为日本各界了解中国砖茶事业的重要信息通道。1916年，熊本九州砖茶株式会社创建时，致信驻汉口领事馆，请其调查汉口砖茶制造事宜。领事馆对于在汉口的俄国新泰、阜昌、顺丰三家洋行以及中国的兴商公司的产额、销往地、运输费用和方法作了非常详尽的调查，并附有兴商等公司砖茶茶样图案的12枚写真图。(17)《汉口砖茶输出之件》，《农工商关系杂件》(第9卷)，东京：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号：B11090061300。这次调查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料获取亦十分不易，故照片以中国的兴商公司为主。
外交系统的领事报告和通商报告情报调查，优点在于持续性和稳定性，形成了长时间序列的截面调查数据和信息，也勾勒了市场起伏变化的整体面貌。当然，这类情报属于综合性调查，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产业或某种商品的专项调查。日本国内产业要想了解本行业国际市场情形，需要耗费较多精力从中挖掘与整理。与之相比，专项调查尤为必要。日本从事茶产业海外调查主要有三支力量：政府农商部门、行业协会以及制茶会社。
日本开国后，信息极为闭塞，在其开眼看世界之初，自然而然地会选择长期与日本保持紧密贸易关系、已经被西方打开大门的中国。在明治初期，日本通过新闻报刊获取中国商业信息，官方和民间人士纷纷到中国搜集商业信息，这些调查对日本制定经济政策、扩大对外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18)王力：《明治初期日本对中国商业的调查》，《历史教学》2012年第11期。1873年11月，内务省劝业寮派遣多田元吉、田边太一等赴中国考察茶叶生产、贸易情况，回国后向内务省提交了《清国商况视察报告书》，1878年劝农局发行的《红茶制法纂要》，部分内容是从中国江西、湖北等地调查所获取的成果。如果从实质来看，多田元吉在中国、印度等地的活动，算不上是调查，更确切说是考察，他关注的重点是日本制茶的品质如何改进，以及怎样才能从这些先行国家吸收制茶技术来提高日本制茶水平。1884年陆军大佐梶山鼎介到张家口调查商况，报告了蒙古人需要砖茶的情报并带回了砖茶样品，这些信息在当时没有引起日本国内的特别关注。
政府部门的派员调查有很强的目的性，在一定程度上与商社的目标相符合，但存在偏重宏观、不够具体的问题。而重要出口商品的行业协会，则可弥补政府调查的不足，市场调查更为细致，对行业的指导也更具针对性。1884年中央茶业组合本部甫经设立，便开展了海外制茶商况的情报调查活动，成为派员调查的重要组织和实施主体。1886年派遣平尾喜寿及翻译二末友尾，到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印度、锡兰等地调查，撰写茶业实况调查报告；
1888年又派遣平尾喜寿到俄罗斯各地调查茶业市场，形成了意见书。(19)《为调查本国茶叶海外销路向俄国派遣茶业组合会员平尾喜寿的意见书》 ，《本国茶叶对外输出的关系杂件》，东京：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号：B11090940600。出版连续出版物《中央茶业组合本部报告》，从1884年6月开始出版一直持续到1888年1月第43期时中断。其中记录了输出港景况、外国景况等方面的内容，1881年总第43期中记载了《海外派遣传习生的复命报告》(20)《海外派遣传习生的复命报告》，《中央茶业组合本部报告》1881年总43号，第1-84页。，在海外调查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与同性质的纺织联合会所出版的《联合纺织月报》相比，茶业同业组织的海外调查，在自主性、组织性和信息的丰富性上都有所欠缺，没有完全确立自身的情报收集系统，进而摆脱对领事报告的依赖。(21)[日本]角山荣：《茶的世界史——绿茶的文化与红茶的社会》，东京：中央公论社，1996年，第148-149页。尽管如此，日本茶业同业组织在信息搜集和共享方面的作用仍不可忽视，在历经多次修订的行业规约《茶业组合准则》中，一直反复要求中央总部、各府县茶组合以及监督监管职员之间要气脉相通，保持信息通畅，以实现产业内部之间的广泛联合。(22)宋时磊：《近代日本同业公会的肇始及一体化组织再造——以茶业组合为例》，《经济社会史评论》2022年第2期。
进入20世纪后，为配合日本茶业的海外市场开拓，茶业组合中央会议所设立了贩路扩张委员会，加大了派员调查的力度，在1912年汇编《海外制茶贩路扩张派遣员报告》。从1918年起，加藤德三郎、茶业组合中央会议所等编辑发行《茶业汇报》，到1939年时已出版34辑。在这些汇报中，各年度的茶业统计里，都有海外市场调查所得数据，还有多个专辑以海外制茶调查为专题，如《最近满洲、澳大利亚、西伯利亚情况》(1926年第5辑别册)、《制茶对外贸易相关演讲》(1926年第11辑)、《海外制茶事业》(1926年第13辑)、《在新销路地的茶业报告》(1935年第22辑)、《海外新销路茶市场调查诸报告》(1935年第30辑)、《海外新销路茶市场调查诸报告》(1936年第32辑)、《海外制茶市场调查报告》(1938年第33辑)、《海外制茶市场调查报告》(1939年第34辑)等。
日本茶业组合中央会议所还在纽约、芝加哥、蒙特利尔、海参崴和巴黎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这些办公室旨在为茶叶贸易商和茶叶消费者提供便利，同时也可接待日本国内派出的海外市场调查人员。他们在茶叶领域往往有长期的从业经验，有时不仅代表会议所开展活动，还是日本茶叶企业在国外的雇员，故对行业信息十分熟稔，是从事海外调查的主力人员。例如古谷武之助作为会议所代表参加1894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同时又为神户制茶出口会社、横滨日本制茶会社以及静冈东洋茶叶贸易会社等服务；
西村绍从1900年起负责会议所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分支机构，并与横滨的日本茶叶会社保持着密切协作的关系；
光野友常1897年起担任会议所驻芝加哥的代表，1901年他与Gottliebe合伙在芝加哥开设Gottliebe Mitsutany & Co.公司，从日本进口茶叶。(23)“Prominent Americans: Interested in Japan and Prominent Japanese in America”，Supplement to the January Number of Japan and America, New York, 1903, pp.83-87.
这些海外市场信息搜集和调查方式，因调查主体的差异性导致其针对性不尽相同，但各有信息覆盖的专长和特点，共同构成了近代日本海外市场信息调查的网络。这一情报系统最明显的特色是政府和商民围绕茶叶、生丝、纺织品等形成紧密协作的共同体，彼此之间共享公共的调查信息资源，最终服务本国的产业发展和海外市场开拓。这可以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经营风险，进而利用商业情报掌握的优势击败既有的市场先行者，提升日本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从具体实例来看，信息指导行业发展的作用收效明显。如细谷清在掌握了蒙古市场砖茶销售情况、获知砖茶贸易获利巨大之后，在国内劝导茶农从事砖茶的生产制作以便向蒙古等地出口，(24)[日本]细谷清：《日本砖茶 : 农家至宝》，东京：“满蒙”研究会，1935年。而日本获悉美国推出茶叶进口检验的制度供给并提高检验标准后，在国内积极提倡制造不染色的本色茶，最终符合了美国的市场进口标准，给中国绿茶出口以沉重打击。(25)宋时磊：《冲击与变革：美国质量门槛对近代华茶外贸的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不仅在美国市场如此，在加拿大、俄罗斯等其他茶叶重要消费国，日本也积极利用信息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大肆侵占中国茶叶的市场份额，给中国茶叶外贸出口造成严重冲击。与日本所建立的一整套比较完善、高效的信息搜集、反馈系统相比，近代中国的产业发展一直深受市场信息不足的掣肘，在产量、质量以及国际市场需求等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出口茶叶质量不断下滑、茶价在高位运行、市场投机行为越发普遍，进而市场交易纠纷和摩擦不断、华商亏损严重、主要茶叶消费国向新兴市场转移等。因此，可以说近代中日茶叶贸易的国际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信息战”，掌握信息的多寡以及信息运用的程度，直接影响了两者的市场命运和竞争走向。
世界各地的领事馆，是日本商人开辟市场的前哨和信息港，它们对当地相关行业的商人进行了细致调查，向本国商人提供对接信息。本国制作出产的样品会请领事馆拿到相应国家品评、鉴定，如多田元吉指导劝业寮改制和传习的红茶，曾委托上海领事馆品川忠道在中国品评质量状况。也就是说，领事人员因对驻在地的情况极为熟稔，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日本商社信息源、推营销人员的角色；
领事馆是日本政府和民间商社从事商贸活动的中心，积极服务本国的商业开拓；
其编辑出版的各种调查报告和通商信息，主动向民间机构、领袖人物、报社等非政府部门和个人免费提供，起到了信息公共服务的作用。日本茶叶在海外市场被爆出质量问题时，各地领事馆会与相关单位联合深入调查，查找事件的形成原因。如1906年日本在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销售的砖茶存在混合问题，符拉迪沃斯托克领事馆会同九州制茶输出会社开展联合调查，得出要注重原材料、改良制法等结论。(26)《日本砖茶有害报告的真假调查之件》，《与茶有关的杂件附咖啡、可可》(第3卷)，东京：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号：B11090904700。领事馆和领事人员所承担的这些功能，与西方国家同类机构和人员有很大不同；
政府和民间企业紧密合作的程度和体制，与中国清末官商相博相争的状况也迥然有别。
阿克尔洛夫等人曾提出现代信息经济学的重要命题“柠檬市场”，认为质量等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的紊乱乃至消失。(27)George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84. No.3,1970, pp.488-500.以日本茶叶情报搜集体系为个案观察对象，我们可以看出，近代日本各主体以及不同主体相互配合，构筑了紧密的协作共同体，形成了信息情报的综合系统。日本所建立的这套情报网络，一方面实现了市场信息的共享，有效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服务了日本产业国际市场进出和贩路扩张；
另一方面，这些详尽的资料也为我们如今研究日本乃至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提供了原始档案。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商业情报的搜集系统不仅在近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代这套系统仍在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