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华 宋慧萍
（天津商业大学，天津，300134）
拉斐尔前派诗歌叙事学研究的对象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考察国内研究发现，其诗歌的研究对象并非原汁原味的“英语文本”，而多是经过译者改写的“翻译文本”，译文的质量及其所蕴含的诗学特征、译者的文学素养及其对诗歌诗学特征的重构能力，直接影响到其诗歌的研究。这就要求译者在具备翻译的基本素养之外，还需要“诗学意识”的培养。因此，在英语诗歌翻译教学中“诗学意识”的培养也是一个重要教学环节，对于其诗歌的译介、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宗教叙事”是宗教学与叙事学的交叉互渗形成的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即讲述文学作品，如拉斐尔前派诗歌的灵肉、死亡、爱情等宗教相关的“故事”。“当新兴的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学把眼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与叙事相关的领域时，叙事学就不再是偏重语言学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专利了”，而是“更具跨学科的特点”[1]，叙事学融合其他学科而形成新的叙事模式成为可能。宗教的世俗化趋势，导致“宗教叙事向文学叙事的易帜趋势”，宗教叙事和文学叙事的藩篱被打通，“灵肉合致”与“灵肉冲突”等宗教哲学观导入文学叙事研究[2]，使宗教学的灵肉关系，成为叙事学的研究视角，开始得到了学界的关注。中国学者对宗教叙事进行了多维度研究，研究对象包括国别文学研究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文学的总体研究或作家、作品的个体研究等。总体而言，宗教叙事研究尚属新的研究领域，在研究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存在不足，具有一定的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
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宗教叙事变异受到了当时社会、文化和宗教中现代性生成语境的影响，其诗歌的宗教叙事模式发生了从“灵肉合致”转向“灵肉冲突”的叙事变异。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宗教叙事变异艺术聚焦于两个核心：其一是“灵肉合致”到“灵肉冲突”的转化，其二是“灵肉一元论”到“灵肉二元论”的转换。宗教叙事变异的动因：其一是“神性”和“人性”的矛盾、爱情与死亡的冲突、灵魂之爱与肉欲之爱的分离；
其二，“感官主义”“唯美—颓废主义”和“肉欲主义”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冲击。由于“神性”和“人性”的矛盾、爱情与死亡的冲突、灵魂之爱与肉欲之爱的分离的影响，再加“感官主义”“唯美-颓废主义”和“肉欲主义”的冲击，作为“性的焦虑情绪”的心理补偿，作为维多利亚“假正经”式的道德双标的反驳，叙事艺术产生了“灵肉合致”到“灵肉冲突”的变异。拉斐尔前派的生发与流变，受到“西方基督教文化体系面临信仰危机”的维多利亚文化的影响。这个时代主张禁欲、标榜道德，是对18世纪后期奢靡、放纵社会风气的一种反拨。清教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道德和禁欲对人类精神和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引发民众对“性的焦虑情绪”。在此语境之下，拉斐尔前派诗人，尤其是克里斯蒂娜、西黛尔等女性诗人对性的描写比较敏感和矜持，但丁·罗塞蒂、斯温伯恩等男性诗人早期对性爱的描写也较为克制。他们创作了数百首纯粹的唯美爱情诗歌，诸如罗塞蒂兄妹的《神女》《爱之颂》《爱之生》《爱的证言》《情人眼里》《吻》和《情书》等百余首爱情书写诗歌；
莫里斯的《爱在小屋荡漾》《只要有爱》等；
西黛尔的《真爱》《爱已逝去》和《爱恨交织》等；
梅瑞狄斯的诗集《现代爱情》收录的部分爱情诗歌等。这些早期诗歌追求灵魂与肉体的完美结合、天堂的精神之爱与世俗的肉体之爱的完美统一，是肉的灵化、灵的肉化，是完美极致的“灵肉合致”。
拉斐尔前派诗歌，如梅瑞狄斯的《爱情的坟墓》，但丁·罗塞蒂的《爱之死》，克里斯蒂娜的长诗《王子的历程》《修道院的门槛》《爱已死亡》《无名的莫娜》，西黛尔的《逝去的爱》和约翰·潘恩的《死去的爱》等，揭示了灵肉冲突下，灵肉之爱分离的痛苦，神性与人性的冲突，以及消解灵肉冲突途径的探寻。诚然，有些诗人也曾尝试消解“灵肉冲突”，但未能找到“良药”或理想途径。倘若消解叙事意象的灵魂，其肉体则失去了道德，迷失于肉欲与感官享乐，如但丁·罗塞蒂描写性爱的诗歌被称为“肉欲派诗”；
倘若消解叙事意象的肉体（即“死亡叙事”之死亡），灵魂则无处安身，变得虚无缥缈，如斯温伯恩在《冥后的花园》中描述的“一个晚到的灵魂，天堂地狱找不到伴侣，趁云消雾散之际，从黑暗中走向明天”。当然，考察拉斐尔前派诗歌，并未发现其类似于中国电影《灵与肉》一类的叙事主题，即通过肉压制灵的叙事模式，进行扭曲人性的自我审视。
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宗教叙事”变异艺术研究意义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创新性提出“宗教叙事变异”概念，建构了宗教学与叙事学交叉研究模型，拓宽了叙事路径、增加了叙事视角，升华了叙事主题，揭示了宗教哲学观的发展演化引发神性与人性的分裂、病态美学的产生、肉欲主义的出现等，使诗歌研究从文学、诗学的研究高度上升到美学、哲学的研究高度，厘清了灵肉“一元论”“二元论”之间的同构与交互关系；
其次，提出“变异动因”概念，拓宽了叙事空间，导入了历史在场与宗教、伦理介入等元素，发掘了基督教文化中的灵肉关系对拉斐尔前派诗歌中爱情观、死亡观的影响轨迹；
再次，提出宗教叙事向文学叙事的“易帜”，将“灵肉合致”与“灵肉冲突”美学观导入文学叙事研究；
最后，透视了“宗教”“死亡”和“爱情”的交互关系，探究灵肉冲突导致的精神分裂痛苦与疗伤方法、科学评价“灵肉一元论”和“灵肉二元论”美学观。
“灵肉合致”是拉斐尔前派诗歌宗教叙事的核心聚焦之一，也是其诗歌的唯美主义诗学特征之一[3]。斯温伯恩、梅瑞狄斯、但丁·罗塞蒂、克里斯蒂娜、西黛尔等在其早中期诗歌的宗教叙事中都注重灵与肉的完美结合，追求“灵肉合致”的终极爱情，追求精神的结合和肉体的结合达到完美的极致，是精神和肉体的和谐一致，是两情相悦的完美结合，而非只得到“身”（肉体）而得不到“心”（精神）。拉斐尔前派诗歌的灵肉关系多体现在其爱情书写中，虚构的天地间的精神之爱，与现世的世俗之爱共存，既有凡尘间的真挚爱情，又有天地间的凄美爱情：一方（如《神女》中的神女、《魂灵的恳求》中的罗宾）或“升天成仙”，或“入地变鬼”；
另一方与其灵魂进行天地间会话，天上的灵与地上的肉达到完美“合致”，书写了天上、人间、地下的虚构爱情故事。宗教叙事中的灵魂复活，与“死亡叙事”中的“来世复活”（生死轮回），都回到了基督教灵肉一元论的原点，形成互文性和同构性。爱情、死亡与宗教间的互构交渗关系，提供了三者的对话空间。
（一）现世的“灵肉合致”：凡尘间的世俗之爱
拉斐尔前派诗歌所体现出的“灵肉合致”美学观，在新时代背景下，符合主流道德观与价值观，是主流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的美学观，尽管在维多利亚时代，它是对“二元论”正统宗教观和道德观的消解和颠覆。拉斐尔前派诗歌的“灵肉合致”美学观对后世的爱情价值观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人们开始意识到爱情自由与婚姻自由，开始追求心灵和肉体（性）和谐一致、肉体与精神完美统一的美好爱情。
“灵肉合致”美学观表现在拉斐尔前派的很多的诗歌中，如斯温伯恩的爱情名诗《配偶》《海上爱情》；
莫里斯的《爱情二重唱》《只要有爱》和《爱在小屋荡漾》；
西黛尔的《真爱》《爱已逝去》和《爱恨交织》；
克里斯蒂娜《诗歌》等7部诗集中，大多涉及美好的爱情书写。但丁·罗塞蒂的诗集《生命殿堂》（又译《生命之屋》），所收录的近百首爱情叙事诗歌，大多同样属于“灵肉合致”的唯美爱情诗歌。在脍炙人口的爱情叙事诗《配偶》中，斯温伯恩采用内聚集叙事视角，利用排比、隐喻、反讽、悖论等叙事语言，将多种意象并置，对“你”和“我”水乳交融、灵肉合致的唯美爱情进行了叙事。当然，诗人受波德莱尔“恶”“丑”的美学思想影响，其诗歌创作既有热情似火的爱情赞歌，也有颇具争议的性爱描写，“腐尸”赞美等唯美偏至的印迹。《海上的爱情》也是他的一首灵肉完美合致的宗教叙事诗。诗人浓烈、直白的爱情书写，是维多利亚矜持和虚伪道德的修正，体现出神秘的宗教色彩，表征了“灵肉合致”的唯美爱情。但丁·罗塞蒂的《青春的唱和》也是一首“通过两颗心灵融合成一首狂热的恋歌”的短诗，体现了灵肉合致的美学观。短诗对于爱情的表白，在维多利亚时代，确实大胆、直白且浓烈，是维多利亚时代矜持的性爱描写的反驳，书写了“我”与心爱之人心灵相通的情感和灵肉合致的爱情故事。莫里斯也创作了数十首唯美爱情诗歌，其中《爱情二重唱》，对“爱”的大胆表白，表达了对灵肉合致、身心合一的爱情祈盼、诠释了爱的真谛，体现出与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一样的转型焦虑[4]。而克里斯蒂娜的爱情叙事中，虽多为失败爱情案例，或爱侣死亡，自己痛失爱情；
或自己死亡，无法拥有爱情，但也有一些诗歌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希冀“我们两个的爱情使我们融为一体”（《无名的莫娜》第四首）。
总之，“灵肉合致”体现出拉斐尔前派诗歌中灵肉关系的美学观，具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认为灵魂具有主导作用，强调个人精神绝对化和个人的主体（间）性，主张人性自由，体现了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对西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西方人崇尚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灵肉和谐（灵肉合致）思想的影响[5]，尤其是对于后世的爱情价值观产生了较大影响，人们开始意识到爱情自由与婚姻自由的重要性，开始追求心灵与肉体水乳交融的唯美纯真爱情。
（二）来世的“灵肉合致”：天地间的精神之爱
宗教叙事中的“来世的灵肉合致”与“死亡叙事”中的“虚构死亡复活”，构成了复杂的同构互渗关系。死亡后又复活的诸多叙事文本为“灵肉合致”美学观提供了文本支撑，而后者又为前者提供了理论支撑。换言之，在死亡后又复活的“故事”，通常在爱情叙事中，论证其“灵肉合致”美学观。拉斐尔前派诗歌叙事中，通常表现为一种虚构的天地间的精神爱情[6]。
拉斐尔前派诗人对生命、爱情、死亡、永恒给予高度的关注，其诗歌之中经常显示对“灵肉合致”的唯美爱情的祈盼、对肉体之爱与精神之爱完美结合的渴求，以及对“肉身之爱，有时而尽，唯独精神之爱，方能长存”的感悟。例如，在《魂灵的恳求》中，克里斯蒂娜采用宗教叙事策略，讲述了在场宗教文化语境中，现世中的妻子，与魂归地下的亡夫间生死不渝的精神爱情故事。女诗人采用外聚集叙事视角，对地下的亡夫（魂灵）与人间的妻子（肉体）的午夜生死之约进行宗教叙事。在那恼人的夜里，简侧耳倾听着，似乎“飘来一阵脚步声”，但是“溪水涟漪，波光粼粼，小溪旁却不见来人的踪影”，是思念太深产生幻觉吗？简执着的爱，让她坚信她的丈夫一定会回来，因为“他承诺他将返回，他的诺言掷地有声感天动地，他会信守诺言回家，一定会”。简不听姐姐的劝说，“时时刻刻去盘算他能何时返回”。她守望着、倾听着、期盼着，“挚爱的情郎阴阳分离”，还能回来吗？简对阴阳分离的亡夫的思念、对爱情的真挚，折射出克里斯蒂娜有关“灵肉合致”与“灵肉分离”的爱情观与宗教观。亡夫罗宾的魂灵果真闪身飘入屋中央，夫妻互诉无尽的哀伤。罗宾的魂灵“浑身冰凉，像寒夜的露珠一样，面色苍白像羊圈里的迷途羔羊”。他恳求爱妻“不要再把你的头埋入我的怀里，我再也不能拥你，抱你，也不能给你乐享的护庇。不要把你的手放在我僵直的手里”，只因他“已变成影子，来自地下”。那儿的生活很凄凉：“那里的树都已倒地，无法挺立。我们是树，但叶子已掉光，我们头低垂，但没有眼泪流淌，我只是因为爱妻的悲伤而哀伤”。丈夫“恳求”妻子不要寸断肝肠，以便他的魂灵在地下得以安息，也就是主题“魂灵的恳求”。最后妻子宁可舍弃父母兄弟，也要与丈夫相伴，去建设另一个世界的幸福家园，表现了“出世”的超然。现世的苦痛在虚幻的来世得以解脱，来世中的灵与现世中的肉、精神与肉体得以交融与合致，实现天地间的精神之爱[7]。但丁·罗塞蒂认为爱与死结合后的精神再生，乃能延续爱情至永远，唯独爱情才能超越时间，脱离世俗的牵绊，进入人生永恒的欢愉，追求超越时空、脱离世俗的精神之爱，主张天上的灵的爱与地上的肉的爱应该完美统一；
肉的灵化，灵的肉化，达到“灵肉合致”的完美境界，而其《神女》为此提供了文本支撑。《神女》是“灵肉合致”的经典叙事，诗人描写了“升天神女”在天国翘首以待，祈盼着与自己的情郎相会，以及相会后缠绵悱恻的缱绻之情，把人间的情愫倾注到宗教叙事题材中，既有人性和感觉的浓厚色彩，又有神性和灵感的神秘色彩。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生死相隔已数载，但心心相印的情侣对上帝的虔诚之心定会感动上苍，神女坚信她的情郎定会来天堂。这对爱侣将向上帝祈祷，向圣母祷告，向耶稣祈求：“我将祈求耶稣我主，为了心爱的他和我，——让我们就像在尘世间一样/永远相亲相爱；
——让我们就像那短暂的从前一样/永远相守相伴，他和我”，“阳光抖落在她身上，天空飘飞着多情的天使。眼神中饱含祈求，她笑了”。天上多情的神女与地上迷幻的情郎生死相依，永不分离，天上的灵魂与地上的肉体完美结合，书写了“灵肉合致”的理想爱情。
但丁·罗塞蒂的《爱的证言》同样追求灵魂与肉体完美统一的“灵肉合致”的精神之爱。这首诗是为悼念亡妻伊丽莎白·西黛尔而作。但丁·罗塞蒂经历了两次精神打击：其一，妻子的死亡。他和好友莫里斯的妻子简·莫里斯关系暧昧后，妻子受到冷落，吞食过量的鸦片而死，给他精神上很大的打击。其二，布坎南的攻击。布坎南等评论家认为他的《诗集》淫荡不堪、充满肉欲，称其为“肉欲派诗歌”，使他的精神再次受到打击。而他的宗教叙事诗歌，正是自己个人生活和心灵感受的写照，讲述了对简的爱恋与对亡妻的深切悼念（值得注意的是，他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有时是圣洁的贞女，有时却是爱情的牺牲品，或妓女、荡妇），书写了诗人和她们之间的爱恨纠葛、灵与肉、爱与欲的挣扎。因此，在他的短诗《爱情证言》中，他祈盼爱人在自己心中永存，认为爱人的心就是爱的证言、爱人的呼吸就是“爱情圣殿最深处的馨香”，提出爱情就是“你我生命的融合”“你和我合为一体”的爱情观，同时论及“灵魂被囚于肉体”的灵肉宗教观，“你的双眸吸引我被囚的灵魂，奔向你”，表达了自己和爱人的灵魂不离不弃的爱情宣言，诠释了爱情叙事中精神与肉体完美结合的“灵肉合致”美学观。
“灵肉冲突”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灵肉二元论的核心观点，其本质是“唯灵主义”，即灵魂战胜肉体并最终超越肉体。“灵肉冲突”把人的灵魂和肉体（或心灵和身体）视为两个可以分离部分的美学观，认为物质性的肉体是精神性的灵魂所使用的工具或暂时的居所。“灵肉冲突”宗教哲学观，接受了奥古斯丁“身体是灵魂的监狱”的观念，受到了柏拉图“灵肉二元”思想的影响，体现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各种冲突。中世纪基督教传承于“两希文明”，吸收了犹太教的“末世论”，把上帝的天国从现世搬到了来世，把耶稣从犹太人的复国救主变成了道成肉身的“灵”，形成了基督教的“救赎说”，即灵魂的救赎。灵与肉的二元论引发了南欧的文艺复兴，使基督教走上了一条“奠基于人性之上的复归伊甸园之路”[8]。“灵肉冲突”，作为宗教叙事中的传统宗教哲学观，逐渐转向文学叙事中的美学观，在当下语境中，它更是一种文学叙事主题（母题），常用于文学研究，关键词为爱情、死亡、宗教。“灵肉冲突”是拉斐尔前派诗歌宗教叙事的关键词，学界给予其宗教学观照的同时，更给予其文学观照。当下的研究趋势，就是将“灵肉冲突”置于文学作品中，解读其在文学作品（包括拉斐尔前派诗歌）之中的文学与诗学特征。拉斐尔前派的宗教叙事诗歌中，有关爱情与死亡、爱情与宗教的矛盾书写诗歌近百首，包括克里斯蒂娜的《王子的历程》《妻子告别丈夫》《爱情三重唱》《爱已死亡》《红尘》《暂停的想法》《绿油油的麦田》《梦幻交响曲》等，但丁·罗塞蒂的《灵魂世界》《三重影》《爱之死》等，西黛尔的《逝去的爱》，斯温伯恩的《死亡歌谣》，潘恩的《死去的爱》，梅瑞狄斯的《爱情的坟墓》，莫里斯的《我和你》等，都是以“灵肉冲突”为叙事主题，进行宗教叙事。叙事的显著特征：或者灵魂被消解，使其人物成为一个没有道德感、没有精神追求的人；
或肉体被消解，使人物走向死亡，灵魂与肉体之间的矛盾才得以消除，却难以实现灵魂与肉体的完美统一，构成了爱情与死亡的矛盾书写、爱情与宗教的矛盾书写。
（一）灵与肉的割裂：爱情与死亡的矛盾书写
爱情、死亡与宗教间的互构交渗关系，构建了三者的对话空间。灵与肉的割裂、性与爱的撕裂导致爱情的死亡。爱情的死亡和肉体的死亡，都是消解“灵肉冲突”的主要途径。首先，“人总不免一死，说明人生总有极限。有极限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失败的人生肯定不是美的人生。死是肉体的终结，是臭皮囊的结束，不值得哀叹。而如果一定要去哀叹它，就等于是拒绝死而后生的永恒之美。为结束痛苦而悲伤，不是精神病就是贱骨头，绝不是正常理智之人之所为。死亡之美就在于：它结束了痛苦和不幸，迎来了快乐、安宁和新希望”[9]，肉体的消亡，消解了“灵肉冲突”，留下了灵魂的永恒。其次，爱情的死亡也可以消解“灵肉冲突”。虽然多数情况下，爱情死亡是凄婉的，但它并非总是意味着悲观与失望，有时候反而是痛苦与不幸的结束，是精神渴求与肉体原始冲动的结束，又是“灵肉冲突”的结束，更是快乐与希望的开启。爱情本无生命，也就无所谓死亡。而当诗人赋予爱情生命之后，爱情就犹如其他生命一样也会死亡。爱情与死亡产生交互作用，形成互渗关系。只有在死亡的意识中，才能真正领悟到爱情的真谛；
在死亡的恐惧中，感受爱情的可贵。“生死相依”“生死不渝”也就成为古今中外诗歌的一个永恒的叙事主题。
拉斐尔前派诗人经常将爱情与死亡这两种文化意象进行并置，以爱情与死亡为叙事对象进行叙事，通过死亡反照爱情的凄婉之美，发出“真爱难觅”，“真爱易逝”的哀怨。拉斐尔前派诗歌中，可以检索到近百首有关爱情死亡叙事的诗歌，如梅瑞狄斯的《爱情的坟墓》，但丁·罗塞蒂的《爱之死》，克里斯蒂娜的长诗《王子的历程》《爱已死亡》《无名的莫娜》（第七首）、西黛尔的《逝去的爱》和潘恩的《死去的爱》等。例如克里斯蒂娜在《爱已死亡》中，对于爱情死亡持有乐观和礼赞的态度，提出“爱已死亡，尽管它坚强如死亡”的观点。此观点类似于《圣经·雅歌》对爱情的礼赞、对死亡与爱情矛盾心理的哀叹，以及对生命意义与爱情价值的哲思。女诗人采用爱情死亡叙事策略，运用象征与拟人的叙事语言手法，利用反讽和张力的叙事语言，赋予爱情灵魂和生命，将“毅然离我们而去”的爱情葬于花丛之中，种青草、摆石头，呆坐在墓旁，黯然神伤，再加上“秋日黄昏的灰暗与凄凉”“青草也披上忧伤”“琴弦低沉而悲凉”的凄婉氛围，诗人为爱情的死亡发出叹息，“哀叹它的死亡”，抒发了自己的真爱易逝的凄婉哀怨之情，表达了少女幻想获得“灵肉一元”的真挚爱情的祈盼，以及通过精神之爱消解爱情与死亡的矛盾的同时，希冀大胆自由地追求爱情，也赞美了爱情的坚强。而在《无名的莫娜》第七首中，诗人再次强调：“死亡坚强，爱情坚强如死亡”。
灵魂与肉体完美结合，达到灵肉合致的精神爱情是唯美的，而现世人生中真爱难觅、真爱易逝却是苦痛的。细读克里斯蒂娜爱情诗发现，她的诗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爱情案例，或爱情已死亡，自己痛失爱情，或自己已死亡，与爱情失之交臂，她的诗“描写的几乎全是爱之失落和挫折，极罕涉及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至乐至福”，她的诗歌“厌世但不悲观”，体现出现世人生中真爱易逝、真爱死亡的凄婉哀怨，表达了诗人寄希望于精神之爱、来世之爱、天堂之爱的祈盼。因此，“尽管她的诗歌基调阴郁忧伤，读来却不会使人产生压抑腻烦之感，因为她的诗歌清新自然，语言平淡优美，音韵灵活悦耳；
同时又极富哀婉缠绵之美，读起来纯粹是一种艺术享受。”[10]拉斐尔前派诗人梅瑞狄斯在其诗歌《爱情的坟墓》中同样进行了爱情死亡叙事。爱情死亡后，需要在“那风儿像飞行的标枪掠过的地方，它骨感的影子洒在汹涌的巨浪上”找到“挖掘爱情坟墓的合适地方”，将死亡的爱情安葬。在诗人设置的该叙事空间里，“沉闷的浪花跳跃着、撞击着，在海滩上空吐出嘶鸣的长舌/聆听着大海的咆哮，远眺着风卷浪花白茫茫一片”。在这适合挖掘爱情坟墓的地方，诗人采用通感叙事手法，以听觉“嘶鸣”来写视觉“长舌”，生动地描写了浪花如同长舌在嘶鸣，大海恰似怪兽巨口，吞噬了爱情，诠释了作者的良知与道德观，作者的宗教思想，包括人的原罪，死亡的爱情，上帝的万能。此外，但丁·罗塞蒂在其诗歌《爱之死》中，以爱情与死亡作为叙事对象，将生命、爱情与死亡三个文化意象并置，进行爱情死亡叙事，爱情中嵌入生命，形成对死亡的观照，并提出“我和爱情为一体，我就是死亡”的经典名句[11]，书写了爱情与死亡的矛盾、灵与肉的割裂。
（二）灵与肉的分离：爱情与宗教的矛盾书写
爱情与宗教始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的压迫经常导致爱情的悲剧。拉斐尔前派诗人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个“信仰危机”的时代，一个英国进入“现代”转折的时代，传统文化受到了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宗教信仰受到科学的挑战，基督教体系濒临崩溃，现代人类产生了“现代性的焦虑”。年轻人灵魂无家可归，信仰产生危机，思想变得混乱和茫然，对现世人生感到困惑，产生现世人生的救赎意识。这种意识主要体现在精神的拯救或灵魂的救赎方面，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灵肉冲突”美学观，即现世人生的苦痛通过复活、升天的途径，在天国得到救赎，达到灵魂与肉体的完美结合，体现了个人精神绝对化的哲学思想[12]。在这样的现代性文化语境之中，拉斐尔前派诗人开始关注人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异化，灵与肉的分离，人性的裂变与扭曲，以及宗教压迫下的爱情悲剧。
拉斐尔前派诗歌中，爱情与宗教矛盾冲突的典型代表就是克里斯蒂娜的宗教叙事诗《修道院的门槛》，或跨越门槛皈依上帝，或不跨门槛选择爱情。在《修道院的门槛》中，女诗人铺设了“修道院的门槛”这一象征意象，以门槛象征宗教与世俗的分水岭，修道院象征宗教，采用象征、意象等叙事语言，用第一人称内聚集叙事视角“将希望与罪恶叙述，将难觅的真爱倾诉”。修道院的门槛象征着世俗与宗教间徘徊、人性与神性间徘徊，体现出皈依上帝还是选择爱情间徘徊矛盾心理、斩断情缘和永结情缘的内心冲突。《修道院的门槛》通常被认为是克里斯蒂娜在读了《艾洛伊斯致亚伯拉德》一书后所做的回应。《修道院的门槛》中，女主人公放弃进入门槛，拒绝皈依上帝。“负罪”的灵魂难以得到救赎。而克里斯蒂娜却做出了和负罪女主人公截然不同的宗教选择：宁可失去爱情，也要皈依上帝，体现出其宗教情怀之虔诚与坚定。“神性”和“人性”是宗教叙事常用的一组对立统一的关键词，神性对人性的禁锢与人的本能对情感的追求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体现出灵魂与肉体的冲突关系。克里斯蒂娜受玄学派宗教诗人赫伯特和多恩的影响，她诗歌之中宗教渗透情爱，情爱渗透宗教，世俗的爱与灵魂的爱分离割裂，既笼罩着神秘、宗教与虚幻色彩，又蕴含着唯美、忧郁与细腻风格，使她的诗歌具有双重张力：宗教禁锢灵魂的现世人生苦旅的哀怨和来世灵肉合致的精神拯救的祈盼。宗教的禁锢导致心灵的重负，宗教信仰导致爱情的牺牲，心灵的重负和爱情的牺牲导致其诗歌凄婉阴郁，黯然神伤[13]。这种爱情与宗教的矛盾书写、灵肉分离的宗教关照，倒是和美国女诗人迪金森的宗教叙事主题颇具相似之处。
梅瑞狄斯的短诗《三个女孩》选取了西方文化语境中典型的宗教意象“夜莺”进行爱情死亡叙事。采用具有神秘色彩与宗教色彩的象征意象“夜莺”来表达爱情被宗教所禁锢的哀伤。通过描述“爱侣”间的情真意切与缠绵悱恻，“夜莺正和他的伴侣缠绵，意切情真”，“夜莺歌唱只给他的爱侣听”，讲述爱侣生病后的黯然神伤、痛失爱侣后不离不弃的凄婉爱情故事。其中，象征意象“夜莺”极具浓厚的宗教色彩，夜幕下凄婉的鸣叫，更增加了神秘和恐怖的气氛，烘托了爱情死亡的哀伤与凄凉，再现了梅瑞狄斯的爱情观与宗教思想。但丁·罗塞蒂等诗人的诗歌中，也体现出“灵肉冲突”美学观。其婚姻悲剧诗歌中的性爱描写，香艳而明亮，尤其是对女性身体的描摹，如红唇、香颈、酥胸等，因而被布坎南调侃为“肉欲派诗歌”，明显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相悖，因为维多利亚是一个标榜道德的时代（如“腿”被认为不雅，连钢琴腿都被包裹起来）。而斯温伯恩则受波德莱尔“恶”“丑”的美学思想影响，他的诗歌既有热情似火的“为你的红唇拓上他那不朽的印章”的爱情书写，也有颇具争议的性爱描写、“腐尸”赞美等“以丑为美的病态”爱情书写。虽然在维多利亚的具体文化语境下，他们的诗歌对灵肉关系、两性关系的描写略微“出格”，但尚未“放肆”到像劳伦斯那样的性爱书写。在灵肉冲突的背景下，爱情与宗教的矛盾书写对于弥合灵肉分裂的精神痛苦，对于解读“以丑为美”的“丑学”美学都具有实用价值。
国内拉斐尔前派诗歌研究存在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研究的文本语料是“英语文本”还是“翻译文本”？前者属于“外国文学”研究，后者则是“翻译文学”（一种新的文本类型，既不属外国文学，更不属中国文学）研究。研究实践表明，国内学者大多选取翻译文本作为研究的文本语料，有自己翻译者，有引别人译文者（国内译文较少，且质量良莠不齐，多数情况下，都是自己先翻译后研究）。译文的质量对诗歌研究影响非常大。因此，在英语诗歌翻译教学中很有必要培养译者的文学“意识”。例如翻译死亡叙事诗歌，译者需要有一种“死亡意识”，利用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目标语中重构死亡主题，译出“死亡基调”；
“宗教叙事”诗歌翻译则需要译者的“宗教意识”等。换言之，诗歌研究离不开诗歌翻译，诗歌翻译离不开译者的“诗学意识”，因此，对于译者的“意识”培养是翻译教学与研究的一个新的关注点。
总之，拉斐尔前派诗歌的宗教叙事变异艺术，和死亡叙事变异、唯美叙事变异、诗画互文叙事变异、女性叙事变异艺术一样，为其诗歌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本叙述层，拓展了其诗歌叙事学研究的研究路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宗教叙事向文学叙事的“易帜”分析，使“灵肉合致”与“灵肉冲突”等美学思想，融入到文学叙事研究之中，使研究高度从文学、诗学的研究提升到到美学、哲学的研究高度。历史在宗教介入、伦理介入等现代性生成语境的导入，叙事变异动因的发掘，为其诗歌所体现出的灵肉“一元论”“二元论”之间的同构与交互关系研究，基督教文化中的灵肉关系对拉斐尔前派诗歌中爱情观、死亡观的影响研究，以及灵肉冲突导致的精神分裂痛苦与疗伤方法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文本支撑。当然，拉斐尔前派诗歌所体现出的灵肉宗教哲学观，本身具有唯美主义诗学特征[14]，在当下语境中，是被社会大众所认可和接受的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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