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慧，周于兰
（1.国防科技大学 军政基础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2.鲁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对近代以来“重海轻陆”思想做深刻反思基础上，强烈认识到建设一支强大海军对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重要性。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提出研究海防、岸防问题的重要性并指示叶剑英牵头成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海军研究小组”，揭开了筹划海军建设的序幕。三大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海军建设的重要性并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其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践探索。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乡宣告成立，以此为标志，人民海军由谋划准备进入了初步创建的崭新阶段。
马汉在《海权论》中指出，一个国家的海权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为这个国家获得巨大财富的海洋经济体系总和；
第二部分则是为了保护第一部分而建立的国家海上军事力量。涉海国家欲维护自身海洋经略能力，实现国家富强，就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虽是古代海军的发源地之一，但却从未成为海上强国。特别是18世纪以来，工业化催生了现代海军，世界逐渐迈入海洋时代。而那些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早就觊觎中国的丰富物产与巨大市场。与此同时，日益落后衰败的中国也为那些掠夺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于是，一些西方国家以殖民和传教为前锋，以坚船利炮为后盾，从海上轰开了中国长期封锁的大门，也揭开了令后世痛心的中国近代历史，中国逐渐从世界中心走上了“师夷长技”的坎坷之路。在这段充满屈辱和抗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目睹了西方列强依靠控制海洋而侵略奴役东方的现实，开始重新思考和审视海权兴衰与国家兴亡之间的关系，初步萌发了创立近代海军的思想。如林则徐就认为“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方能“制胜”。在此基础上，魏源则主张通过买进西方先进的舰船与船炮设备以创设一支强大的近代海军，以此实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目标。显然，在当时仍依托传统封建生产方式，仅靠思想观念的更新是无法建立强大的海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党政权仍然抱着旧的观念来看待海军这个新事物，致使其海军主力舰队在与日本海军的决战中损耗殆尽。中国共产党以史为鉴，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着手谋划人民海军的建设蓝图。
（一）新中国人民海军各级机关的组建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迅速向南推移，“组建人民海军最先就从华东地区开始，然后向华南、华北发展，并相应成立全国性的海军领导机构”[1]14。1949—1956年间，人民海军基本完成由地方到中央的各层级机关、人员的组建并确定了人民海军的军种以及海军机构性质，为海军的成长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领导基础。
1.组建地方性海军机关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把组建人民海军的重任交给了第三野战军，定名为“华东军区海军”。随后，时任第三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的张爱萍立即着手谋划华东军区海军的创建工作。鉴于渡江作战与接管国民党起义海军人员与军舰的迫切要求，1949年4月23日，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第一次会议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召开。但因战事紧张，出席此次会议的仅有13人，且大部分都是第三野战军的机关干部与后勤、管理、情报人员，并没有从事海军业务的专门人才参加。1949年4月28日，华东军区海军又在新接收的原国民党海军江阴要塞司令部礼堂召开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大会，会议成立了华东军区海军临时党委会并确定了党委委员名单，还提出要“以原第三野战军教导师师部644人为基础组成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个办公厅”[1]14，同时部署了部队组建、接收起义人员等各项工作。之后，华东军区海军又相继设立南京办事处、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海军接管部、舰艇调查修装委员会等一系列直属机构。至1950年2月，在中共华东军区前线委员会的带领下，步兵30军和35军的军部及其直属部队共1万余人调归海军。此后，华东海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和有关机构才逐步充实和健全。同年4月，华东军区海军下属舰船统一整编为三个舰队，由海军总部、华东军区共同领导。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将华东军区海军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成为解放军海军三大舰队之一。虽然华东军区海军在创建之初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较为仓促，且就创建工作的性质而言，接管与组建同时进行，接管的部分明显要大于组建，但它仍然为新中国“初步建立了华东海防、江防，创设了组织机构、制度、法规，打下了一个作为建设强大人民海军的初步基础”[2]236。
渡江战役胜利后，人民海军的创建逐渐向纵深发展，并顺势开始向南北延伸，转移至华南与华北地区。中南军区海军的筹建起步于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所成立的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海军接管处。11月，两广纵队2师的部分人员与接管处共同组建了广东军区江防部队。12月，在广东江防部队的基础上，再增调了173师直属队、第四野战军补训2师的部分人员，共同成立了中南海军领导机构。“1952年10月又增调陆军第44军部分机构和人员充实机关、部队。”[1]15至1952年底，中南军区海军相继创建了万虎水警区、汕头独立防区、黄埔后方基地、西营基地、海南岛水警区等直属机构。1955年，根据国防部命令，中南军区海军随华东军区海军同时更名，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至1956年，新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中南沿海防御力量”[3]。
新中国成立前后所创建的华东军区海军、中南军区海军及华东海校大多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而我国北部沿海的战略位置也十分重要，“渤海海峡位于辽东、山东半岛之间，是华北的屏障、京津的海上门户”[4]，因此这一海域的海军与海防力量也亟须加强。但当时北方的重要军港青岛，“组建海军军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中央军委决定先建设基地，并由海军司令部直接管辖”[5]。1950年4月，“以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分部和第十二兵团部分机构和人员为基础组成的海军青岛基地筹备委员会”，开始着手进行海军青岛基地的组建工作。同年9月9日，筹备委员会与第二野战军11军军部、直属队共同成立了海军青岛基地。1955年，随着苏联将旅顺海军基地归还，同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以铁道兵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正式组建海军旅顺基地”[1]15。至此，人民海军在我国北部沿海已经初步建成青岛、旅顺两大海军基地共同保卫祖国北部海域的安全，也加速推动了以北部两大海军基地为基础共建北海舰队的进程。
2.成立全国性海军领导机关
随着地方性人民海军机关的逐步创建与完善，为了统筹管理指挥各地海军部队，1950年1月12日，中央军委任命肖劲光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刘道生同志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允许由原兵团直属队抽取部分机关与干部，以作为海军直属机构之基础”[6]3，并由他们开始筹建全国性的海军领导机关。
创建全国性海军领导机关遇到的挑战更为复杂严峻。当时主要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海军领导机关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是一个战略决策单位还是军委总参的一个业务部门？是一个军种，还是一个兵种？二是海军领导机关设在哪里？是设在北京，还是设在沿海的某一城市”[6]10。海军总司令肖劲光在多次请示毛泽东主席后，终于明确了解决这两大难题的思路。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军的建设必须从长远着眼，而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因此“海军应该是一个战略决策机构，是一个军种，应单独成立司令部。海军的领导机关应该设在北京”。但因为北京人口集中、房源紧张，到1950年2月中旬，海军领导机关的选址仍未确定。随后，经过向中央写报告，由周恩来总理批准款项，在北京建国门内贡院东街建了几座楼，作为海军司政机关的集中办公地点，这才最终确定了海军领导机关的选址。而在海军领导机关部门与人员设置方面，海军领导机关在初创之时仍沿用陆军的编制，只设立司、政、后、卫四大部，采用集体办公的形式。1950—1952年，海军领导机关相继增设干部管理部、海军航空部、海岸炮兵部、军械部、舰船修造部、工程部、学校管理部等，更为细致地划分了海军领导机关的管理部门。至于海军领导机关的人员设置，至1953年，中央军委先后任命了肖劲光、刘道生、王宏坤、罗舜初、周希汉、方强、苏振华七位同志为海军主要领导，由他们共同领导我国海军的初创工作。
1949—1956年间，从地方至中央各级海军机关建设初步完成，海军机关分布也渐趋合理，基本形成以海军领导机关为中心向南北辐射，华东海域设置东海舰队，华南海域依托南海舰队，华北海域则由海军青岛基地与海军旅顺基地共同保卫（后合并为北海舰队）的“近海防御”布防。同时，在这一时期海军领导机制也在逐步发展中趋于完善，实现了华东军区海军与中南军区海军由分别归各自军区单一领导，到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后，各个战略地区的海军与“各大军区主要为作战指挥关系，军委海司主要为建制领导关系”，实行双重领导的初步转型。
（二）新中国人民海军指导方针的制定
1950年1月，《人民海军》报创刊号刊登了毛泽东主席为海军的题词，即“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中，毛泽东主席又一次提及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毛主席的题词、讲话、指示无一不把“强大”贯穿始终，而这也成为我国海军建设的总方针。
基于此，1950年4月，肖劲光在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大会上又对我国海军建设的具体方针作出初步谋划。他提出受现实条件限制，“我们这支海军在战略上是防御的，在战术上却是进攻的；
我们不建重型的舰队，而是要建立起一支轻型的舰队”[6]15。同年8月，海军建军会议对“建设一支什么样的海军”的问题进行讨论，确定了建立一支轻型海军的建军方针、战略防御与战术进攻相结合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以及“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争取和改造原海军人员”的组织路线[6]37。会议还专门为正处于初创时期的人民海军制定了三年计划。但在1952年由于受朝鲜战争与经费有限、工业基础薄弱等诸多现实因素影响，毛泽东主席在原海军指导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完善，提出“我们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建设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的总方针。1956年海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将海军建设事业确定为长期性的工作，并就如何处理好海军与经济、海军与国防以及海军内部关系提出了长远的建设方针，即海军建设“三个服从”的方针：在海军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上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
在海军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必须服从发展空军和防空兵为重点并相应地发展海军的方针；
在海军建设的内部关系上必须服从以发展空、潜、快为主并相应地发展其他各兵种的方针。
可以看出，在1949至1956年间，人民海军的建设方针既高度强调现代化，不断推进海军技术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加强海上作战方面协同配合的整体力量；
也倡导海上战斗力量的轻型化，以空、潜、快为重点；
同时还将实事求是的原则贯穿于建设始终，以现有力量为基础进行建设。人民海军的指导方针在海军建设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完善成熟，基本确定了在海军战略方针上实施积极防御，在海军建设方针上要与国家经济实力相适应，从而为人民海军进入成长时期确立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三）新中国人民海军的人才工程建设
在人民海军创建初期，组建海军各级机构的人员中大部分是从人民解放军陆军调入的“新海军”，还有部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我国东部沿海开展过海上游击战的“土海军”以及相当数量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原国民党海军军官和士兵（又称“原海军”）。随着人民海军创建进程不断加快，海军作为一种技术密集型的复杂军种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由此，海军党委提出了“学校工作是海军建设中心的中心”的口号[6]23。
1.突击性技术训练
人民海军创建伊始，就面临诸多来自海上的威胁，因此推动“陆转海”人员尽快掌握海军技术十分紧迫。1949年8月，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在与几名“原海军”高级军官商议后，认为可以暂时不讲理论，而是“先把急需的应用技术教会陆军来的人员”[1]64。在此基础上，华东军区海军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舰上军事训练计划。1950年8月，海军首次建军会议提出“舰艇部队的教育训练主要是解决航行、射击等应用技术问题”。自此以后，以单人应用技术为主的突击性技术学习热潮在各地海军部队的“陆转海”人员中迅速开展起来。在技术学习过程中，各海军单位还通过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建立互助组、开展立功创模活动、进行海军在职训练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提高了技术学习的效率与热情。
通过这一时期的突击性技术学习，“陆转海”人员“在海军业务和技术上有了显著的进步”[2]256。“各舰艇部队基本上达到了海军开始提出的‘航行熟练，射击准确’的要求，出色地完成了剿匪、巡逻、扫雷、运输等艰苦而繁重的任务”[1]67。但是这一阶段的学习是粗浅和低水平的，缺乏理论知识支撑，很难达到更高的技术水平。因而在此基础上，人民海军又在内部开展了广泛的文化学习运动。
2.文化学习运动
随着“新海军”人员技术学习的不断深入，一部分文化水平较低的陆军战士在学习掌握复杂海军技术上存在一定困难。“据1952年6月统计，初等小学程度以下的人员（含大量文盲）占全海军初中毕业程度以下人员总数的65%。”[1]681951年8月，中央军委作出在军队实施文化教育的决定。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1952年6月，肖劲光等五名海军领导人“共同签发了向文化和军事技术进军的《动员令》”[6]83，“并决定于1952年6月到1953年6月在海军内部开展文化学习运动”[7]。在这次文化学习运动中，学习的内容将“速成”与“实际”相结合，既加强了“陆转海”人员对主要课程的学习，突出专业知识的讲授，体现“速成”的要求，又将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与这些人员的自身特点紧密结合起来。而在文化学习的组织形式上更是多种多样，其中主要有举办文化夜校、组织干部自学小组、配备文化教员、建立文化速成学校等。至1953年7月，全海军初小以下人员占比比上一年减少了30.2%，在教育效果方面也基本达到总政治部所要求的标准。在开展文化学习运动期间，“陆转海”人员的科学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为部队转入初级军事训练、进一步学习海军技术创造了条件，对加速部队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1]72。
3.初级军事训练
1953年6月，在全军大规模的文化学习运动基本结束后，中央军委指示军队训练由“文化教育为主”，“开始转入正规的军事训练，并很快出现了苦练军事技术、钻研海军战术的热潮”[8]，而“陆转海”人员的海军军事训练也进入了初级军事训练的崭新阶段。这一时期为了进一步提高“新海军”人员的技术训练水平，海军党委一方面“在基本战斗单位建立起了一整套战斗和日常的各种部署”[1]73；
另一方面又将“训练与作战任务紧密结合，有针对性地结合作战任务组织临战训练”[1]75。
1949年至1956年，原陆军调入海军的人员经过三次连续而又系统的大规模培训学习，已经基本能够熟练掌握各类舰艇设备的操作技术，并逐步成长为人民海军创建时期的核心力量，推动人民海军向更加正规化的方向发展壮大。
人民海军的创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理念到实践、从浅至深的发展历程，为新时代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坚持培育海洋军事人才与海军建设相匹配
军事人才作为海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事关军队跨越式发展的全局。显然，在初创时期的人民海军结合自身实际，以人才强军为导向，以重培养、抓服务、强技术为着力点，通过一系列突击性军事训练、文化教育训练、正规军事训练，提升了相关人员的技术水平，带动了海军军事科技的快速发展。21世纪以来，全球军事竞争态势日趋激烈，国际海洋权益争端也更加复杂严峻。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海洋权益竞争的主体正由海洋大国扩大至世界范围内大多涉海国家；
另一方面，海洋权益竞争的实质也从控制咽喉要道和战略支点转向控制海洋经济利益、海洋资源以及海洋本身。当前，人民海军正处于转型建设的“加速期”，军事斗争的深化及作战水平的跨越式发展对海军军事人才的素质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此，新时代的人民海军要将海军现代化建设作为根本方向，将培育新型军事人才、增强人才比较优势、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作为发展主题，将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激发主体活力作为基本保证。
（二）坚持党的领导与提升海军作战能力相统一
人民海军在创建时期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提升海军作战能力相统一，即在性质和方向上始终坚持党的坚强领导，而具体到海军建设的单个领域则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基础上与海军领导机关的顶层设计相结合。回望革命时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既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塑造了一支政治性、组织性、纪律性强的人民军队。人民海军就是在我们党的绝对领导下创建的。党的领导既决定了人民海军的性质、方向与命运，同时还深刻影响着人民海军建设的具体领域，如海军的物质建设、海军的人才建设等。因此，人民海军创建过程中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党的绝对领导。
与此同时，人民海军创建初期，我们党还创建了高效的海军领导机关，自上而下地对人民海军建设发展进行科学务实的顶层设计，初步形成了以海军领导机关为中心向南北辐射的“近海防御”方针，保证了人民海军在武器装备、人才培养、兵种建设等具体领域持续发展。
（三）坚持海军建设与维护国家利益同频共振
国家的生存发展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受国家利益驱动，世界性领土争端早已扩展延伸至对制海权的争夺。历史上，拥有强大海上力量的列强就曾对海洋弱国实施过海盗式掠夺。新中国的成立虽结束了中华民族因丧失海权而屡遭侵略的历史，但国家的海洋权益仍然遭受威胁。基于此，为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毛泽东同志提出“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9]，彰显了创立人民海军与捍卫国家利益的一致性。
当前，在人民海军的建设发展与战略转型过程中，我们党在科学研判国内外复杂局势及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确保新时代的海军建设及其转型与维护国家利益同频共振。因此，新时代要进一步加强海军建设质量，推动海军设备的通用化、标准化，努力实现海战效能最大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支撑。
初创时期的人民海军不惧困难挑战，在艰苦奋斗、英勇战斗中成长壮大。可以看出，人民海军从创立到建设再到转型的发展历程，就是其从“空潜快”发展到航母编队初步形成体系作战能力，从近海防御发展到远海护卫，从单一兵种发展到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战略性军种，宣告我国已将海军建设纳入海洋强国战略及国家发展大战略之中。人民海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以加强作战能力建设、捍卫国家海洋主权作为斗争方向，继续谱写新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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