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意，艾丽菲热·莫明
（新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亚洲腹地塔里木盆地的绿洲社会总是被赋予一种神秘的色彩，曾以原始、落后、亟待拯救的形象出现在清末民国中外探险考察的报告、游记或日记之中。20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塔里木盆地绿洲社会第一次做了全貌式的民族志调查，后续出版了《南疆农村社会》《维吾尔族社会历史调查》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以《南疆农村社会》①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对新疆的社会调查工作非常重视。据谷苞先生回忆，1950—1952年，他曾在南疆地区参加两次调查工作。第一次调查时间为1950年9月至次年1月，调查了和田、洛浦、阿图什、疏附、库车等6个县的6处农村和焉耆县的1个蒙古族牧区。第二次调查时间为1951年9月到1952年5月，调查了南疆墨玉、和田等11个县的12个农业村落。这一时期南疆社会调查的部分成果在《新疆日报》发表，调查报告则收入中共新疆分局宣传部、研究室编印的几本《南疆农村调查》专集。南疆农村的调查报告和以此为基础撰写的专项报告结集为《南疆农村社会》，1953年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参见谷苞：《新疆社会历史调查的一些情况、体会和教训》，载谷苞的《新疆历史与社会》，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8页。为例，该报告集收录了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十多个绿洲社区的调查报告，形成了一批以土地、经济、水利、养畜业、手工业等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报告，初步揭开了南疆农村社会基本形貌的神秘面纱。然而，这些成果也存在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对绿洲社会之间及其内在的异质性关注不够，较少探讨绿洲社会内部和跨绿洲的整合机制；
二是塔里木盆地绿洲被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单元，对绿洲社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位置探讨不充分。
1981年，费孝通先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30年民族调查工作曾做过客观评价。一方面，搞清楚了我国50多个民族的大体情况，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1]（182）；
另一方面，出现了 “一个省一个省地搞，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搞”[2]的困局，形成了民族研究的地域分割趋势和按照 “民族单位” 进行研究的模式。这类研究割裂了各民族之间、各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关联性，导致对中国民族的整体视野、认识与研究的逐渐弱化[3]。费孝通先生对此做了反思，明确指出 “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 ，而破解之道便是 “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2]。在他看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大体包括 “六大区域” 和 “三条走廊”①费孝通在《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一文中对 “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 做过阐述。他认为：
“从宏观的研究来说，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 在《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一文中，费孝通对 “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 做了补充，文章指出， “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 ，进而形成了 “六大区域” 和 “三大走廊” 的论述。参见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八卷（1981—1982）》，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65页；
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走廊” 衔接了不同区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共同性生成的重要场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单元。这些论述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和西北走廊研究蓬勃发展，又有学者提出了多条民族走廊②学者提到的 “民族走廊” 有湖广经贵州通往云南的 “古苗疆走廊” ，东北游牧、渔猎区与中原农耕区交汇的辽西走廊，沿武陵山脉和沅水五条水系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武陵民族走廊等。这些 “民族走廊” 都是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廊道，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场域。相关研究可参见杨志强、赵旭东、曹瑞波：《重返 “古苗疆走廊” ——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
崔向东：《辽西走廊变迁与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黄柏权：《武陵民族走廊及其主要通道》，《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使走廊成为中国民族学区域研究的重要范式。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每条走廊都包括多条 “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隔” 的通道。以西北走廊而论，主干是东西向的河西走廊，但又南北向延伸出若干通道，并且衔接了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走廊不仅仅是地理范畴，还是社会文化范畴。李建宗指出，应将河西走廊视为一个多重文化的边缘地带和交汇地带，因为河西走廊是中原文化圈、西域文化圈、蒙古高原文化圈、青藏高原文化圈交汇的结果[4]。因此，在考察走廊或是从走廊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生成时，应关注与走廊相连接的通道。黄柏权考察了沿武陵山脉和沅水五条水系西南—东北向民族迁徙的地理通道与文化通道，称之为 “武陵民族走廊” ，该走廊由沅水、酉水、清江、乌江等几条通道构成[5]。通道可被视为走廊的次级形态，扮演着整合更小区域社会的功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主持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谷苞先生也意识到了突破 “地域单元” 和 “民族单位” 窠臼的必要性。他的研究表现出了突破绿洲社会调查研究的趋势，转向探讨西域与内地农作物的交流、古代龟兹乐舞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养蚕织绢技术如何由内地传入新疆等问题，愈发重视历史上内地与西域之间物、人和文化的流动。这反映了谷苞先生学术思想的重要转向，即在关注丝绸之路的过程中研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并且认识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生成的基础③20世纪90年代后，谷苞先生发表了多篇相关文章，包括《关于如何正确理解炎黄子孙的探索》《西北各民族对缔造祖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伟大贡献》《养蚕织绢的技术是怎样由内地传入新疆的》《瓜果、蔬菜、棉花及其他——古代西域和内地农作物的交流》《古代龟兹乐的巨大贡献及其深远影响——在新疆 “丝绸之路” 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等。相关文章被收录在谷苞先生所著《新疆历史与社会》（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一书中。。然而，遗憾的是这一突破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新疆的民族学研究对走廊研究未及时观照和呼应。
本文尝试从走廊视角探讨塔里木盆地绿洲社会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的一体性问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对绿洲社会及其整合机制进行分析，落脚点便是连接塔里木盆地各个绿洲的通道。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塔里木盆地交通、经济、社会、文化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因此，我们将研究时段限定在了清末民国，分析材料主要来自西方探险家的考察报告、游记和日记中的内容。由于所记内容主要是生态环境、资源条件、生计方式和经济活动，因此，本文分析的重点是绿洲社会的经济体系。这些内容带有浓厚的西方对非西方的认知偏见，但却提供了难得的民族志材料。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绿洲社会研究” 的一些初步思考。
塔里木盆地的绿洲社会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表现为界限分明的地理与生态边界、混合生计、小规模封闭性社会等方面。绿洲社会又具有很强的异质性，表现为绿洲规模、人口承载力、不同生计模式与人群的内在差异。
1925年3月24日，斯坦因应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之邀，做了题为 “亚洲腹部的鸟瞰” 之报告。报告开篇就指出，塔里木盆地大概可以说包括那些广大的高峻干燥盆地，自东到西几乎正在亚洲中部的半道上，而人类可以长久居住的地方 “只限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和周围大山脉之间一小片沙漠田地带”[6]（145）。所谓 “沙漠田地带” 便是 “绿洲地带” ，其空间范围由环绕塔里木盆地的周边山系所界定。在周边山系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的便是 “沙漠田一线” 。由于干旱少雨，绿洲的形成全仰仗发源于诸山系冰川的大小河流，较大的河流有阿克苏河、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提孜那甫河、车尔臣河、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等。大河又由若干小河、支流汇聚而成，在穿过群山后，便形成了大小不一的台地和冲积扇，成为相当有限的人类可长久居住之地。绿洲居民在河流的上游开渠，通过主渠、支渠将河水输送到数公里至数十公里外的冲积扇或台地上进行灌溉，形成以河流为中心并向两侧延伸的绿洲。绿洲规模取决于河流流量和冲积扇、台地的大小，但形成原理却无不同。故而，绿洲给人以较强的同质性印象。
从探险家的记录看，绿洲社会内部充满了异质性。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在1894—1896年和1899—1900年到新疆探险考察，后又于1927—1933年组织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他在《塔里木地区的人口》一文中根据其前两次探险考察记录的人口资料估算出塔里木盆地人口为180万—200万人，并区分了村落人口、城镇人口、牧羊人和罗布里克人[7]（781）。牧羊人广泛分布于周边山区以及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叶尔羌河、和阗河、喀什噶尔河、阿克苏河、塔里木河等大河两岸。村落人口主要集中在周边山系与沙漠之间的沙漠田一线，而每个绿洲的中心出现了不同层级的城镇。在绿洲与周边山区、绿洲与沙漠之间的过渡地带，生活着一些兼营牧业的绿洲居民或是兼营农业的牧羊人。罗布里克人主要分布在塔里木河最下游自阿尔塔提克乌吉至喀拉库顺的河（湖）边植物带中的村落，居民的主要谋生手段可能是狩猎，即捕鱼业[7]（781）。
这些材料揭示出绿洲人群分布具有很强的层次性。如果将村落与城镇作为中心来看，其外围便是游牧的区域，而在中心与外围之间存在兼营多种生计人群的过渡地带。一些观察者敏锐地发现，在牧羊人与村落居民之间存在着劳动力、物产和服务的交换。例如，喀什噶尔的村民将牲畜交给喀什噶尔河和叶尔羌河流域的 “多浪人” 代牧，而且从 “多浪人” 那里获得奶制品和薪柴[8]。1928年5—7月，沃尔克·贝格曼从若羌出发，向东进入阿尔金山腹地，折向西南，抵达车尔臣河上游，在这里发现有一部分从事游牧的维吾尔族牧民。这些牧民放养的牲畜主要是车尔臣绿洲居民的牲畜[9]（214）。1905年，亨廷顿从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出发，翻越喀喇昆仑山后，在桑株山谷、杜瓦山谷也发现了维吾尔族牧羊人，放养的牲畜也是绿洲居民的[10]（67，74）。1907年，马达汗从现巴楚县前往柯坪，再去乌什，在河流谷地发现绿洲居民放养骆驼[11]（131）。
更为重要的是，在绿洲之间存在着商旅活动。1906年，马达汗从喀什噶尔到和田，后原路返回，途中记录了多个在绿洲之间穿梭的商队。这些商队携带着各个绿洲的特产，聚集到叶尔羌、喀什噶尔两个区域性的商业中心[11]。1908年，斯坦因从库车绿洲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到达和田，提出历史时期克里雅河可能穿越沙漠而成为塔里木河的一条支流，而且发现有商队沿着克里雅河古河道穿越而到达库车[12]（245）。1928年，贝格曼则记录下了且末到若羌，后通过铁干里克，到达库尔勒的商队行进路线[9]。1917年，谢晓钟记录了喀什噶尔与阿克苏绿洲之间有多个以泉水或洼地为中心的小绿洲，一些居民在此耕种并为沿途商旅提供服务[13]。
绿洲异质性的人群之间有两个层面的整合。一是在一个绿洲内部，不同人群占据着不同的生态位，彼此间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交换。交换既可能是彼此间劳动与服务（务工、代牧）的交换，也可能是乡村巴扎上物的交换。二是绿洲之间存在着若干条商路——可以称之为通道，商旅活动是强化绿洲关联性的重要策略。通道有若干条，以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等重要城镇为中心，事实上它们可被视为区别于乡村和其他城镇巴扎的地区性商业中心。商旅活动伴随着人员的流动、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和文化的交流，进而以通道为中心发展出了跨绿洲的经济整合途径。
天山、帕米尔高原、昆仑山环绕在塔里木盆地周边，这里生活着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藏族、蒙古族等游牧人群。塔里木盆地绿洲间的通道向外延伸，便可通往周边山系，使绿洲社会与周边游牧社会发生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联系。这些通道与更广阔世界的走廊连接在一起，但却因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等方面因素的不同而对绿洲社会具有不同的意义。
不论从西部还是从南部进入塔里木盆地，都要翻越难以通行的险峻山口，穿越高山带 “绝对的荒漠” 。1873年10月12日，英国人戈登在翻越喀喇昆仑山口后写道：
“在这片高海拔的山地荒漠上，整个世界看上去都是荒凉冷寂、阴森恐怖的可怕景象。”[14]（35）西部帕米尔高原的高地带也是一派荒凉之景。1898年，凯瑟琳·马嘎特尼跟随丈夫乔治·马嘎特尼（中文名为马继业）经奥什，翻越铁列克达坂，对帕米尔高原的第一印象是 “大地干涸得就像埃及的沙漠，看到的只是裸露着的岩石”[15]（21）。斯坦因曾指出：
“不论是从哪个方向上接近萨里库勒（塔什库尔干），都首先要穿过一个荒凉的、完全没有定居人口、无处可为商队提供补给和遮蔽之所的高山地带。”[16]（40）
自然地理条件并未阻隔绿洲与中亚及其以西地区、南亚地区的族群、文明和文化交流，历史上多种宗教经中亚、南亚传入塔里木盆地绿洲社会便是明证。探险家都关注到一个事实，中亚和印度商人遍布塔里木盆地各个绿洲，俄国和英国在绿洲城镇商业领域中持续博弈，并且对绿洲本身的手工业构成威胁。在中亚的奥什、南亚克什米尔的列城等城市都有维吾尔族商人的活动，绿洲的各种物产也经过这些通道销售到这些地区。马达汗详细记录了来自中亚和印度的商品种类、价格和销售情况，并指出因运输成本较低，俄国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11]（125）。然而，因高山、 “绝对荒漠” 的阻隔，帕米尔高原以西与喀喇昆山以南地区很难对塔里木盆地绿洲的政治产生实质性影响。
与喀喇昆仑山、帕米尔高原相比，塔里木盆地的北部、东部却留出了相对易于抵达的通道。北部天山山脉仍然高峻，但却有数个在夏季易于通行、可资运输的山口，进而与天山以北、以东地区相通。翻过天山山脉，既可通往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区，也可进入裕勒都斯草原（现焉耆盆地）后与吐鲁番地区相连。裕勒都斯草原的连接作用已经为众多学者所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北方游牧部落向西进入天山一线后，都以控制裕勒都斯草原为关键，进而可以控制塔里木盆地绿洲[16]（40）。裕勒都斯向东与吐鲁番、哈密相接，后可通达敦煌绿洲。罗布泊以东，沿着疏勒河谷（古河道）也可与敦煌绿洲相连。因此，敦煌绿洲就成为哈密和罗布泊进入河西走廊的连接点，并由此与中国其他地区联系在一起。汉武帝置河西四郡，打通了中原与西域的通道，强化了西域绿洲与中原的关系。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在乌垒的西域都护府，统领大宛及其以东城郭诸国，兼督察乌孙、康居等游牧行国，开始了对西域的有效治理。敦煌绿洲与罗布泊、哈密之间绵延着戈壁荒漠，但途中有一些以泉水、洼地为中心的 “小绿洲” 供歇息，还有军站、台站提供后勤保障，故而并不成为人群东来西往的绝对障碍。1907年，斯坦因曾从罗布泊出发前往敦煌[17]，后又经敦煌前往哈密[12]。这两条道路自汉代以来便是塔里木盆地绿洲通往中原的要道，即便经历了千年沧桑，仍可通行且还是重要的商道。东部的阿尔金山属于昆仑山脉最北支，是新疆与青海的交界区域。自若羌向东，翻越海拔相对较低的诸多山口后可抵达柴达木盆地，进而既可通往西藏，也可通往甘肃、四川等地。历史上，羌、吐蕃等人群便经此道进入塔里木盆地绿洲，并在绿洲的历史上书写了重要篇章。
1926—1927年，拉铁摩尔从北京出发，穿越蒙古高原进入新疆，再经新疆进入克什米尔，完成了对中国北部边疆的考察。他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18]一书中提出，中国历史是草原社会与农业社会的两种秩序相互循环的历史理论[19]，并明确中国唯一的原野上的疆界是 “中亚的边界”[18]（157）。近年来，国内学界出现了一股 “重新发现拉铁摩尔” 的热潮，一个重要成果便是再次揭示了 “长城—天山走廊” 与河西走廊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谷苞在《论正确阐明古代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就强调了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作用，与拉铁摩尔的观点不谋而合。谷苞说：
“长城内外两个统一政权的先后出现，为尔后长城内外的大统一创造了前提条件。这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客观事实，都必须予以充分肯定。”[20]（257）厉声进一步指出，在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原农耕社会和北方游牧社会是并存于华夏地域的社会形态，国家与民族的大一统是聚集在华夏境域内先民的共同 “大业” ，彰显了边疆与中原共同推动历史上中国与中华民族实现大一统的史实，印证了历史上各民族携手创造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规律[21]。不管是北方草原的力量，还是中原的力量，都属于中国，而塔里木盆地绿洲社会在两股力量的整合下，成为中国之一部分并自觉内化为中国之一部分。历史上西域绿洲的地方割据政权自视为 “中国” 的一部分，自视为 “秦” 的一部分，便是中华民族历史心性在绿洲社会的体现[22]。
综上，对绿洲社会历史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力量无疑来自中国，更准确地说，来自绿洲社会与中华民族内在的一体性。
本文以通道和走廊为出发点，意在提出一种跳出绿洲看绿洲社会的可能性。一是应关注绿洲社会与周边社会的关系。这些生活在周边山系的游牧人群与绿洲居民之间有着诸多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互动，甚至在一些历史时期参与到盆地绿洲的政治斗争之中。如果割裂了绿洲社会与周边游牧社会的关系，也很难说清楚绿洲社会本身。二是绿洲的通道可视为长城—天山走廊、河西走廊的延伸，发挥着联通边疆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功能。清代，从北京出发，经张家口进入蒙古高原，再经归绥至科布多，再进入天山北路一线，此条道路便是 “蒙古草原道” 。自陕甘出发，经河西走廊至哈密、吐鲁番一线，被称为 “甘新道” 。两条道路的结合点便在天山北路一线，其孕育了以古城为中心的区域性市场体系。来自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商品经盆地内多条通道汇聚到古城，再向中国其他地区流动，而其他地区的物产、商品也经古城流向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大体来说，绿洲社会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绿洲居民与周边游牧人群之间、塔里木盆地绿洲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借助通道和走廊建构出了具有互动性、有机联系性和共生性的结构功能关系。
绿洲社会的研究需要费孝通先生所说的 “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 ，而这个观念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显然，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绿洲社会的研究绝不局限于本文着重探讨的经济体系。在走廊和通道中不仅有物的流动，还有人群的流动，以及与两者相伴随的社会和文化的流动。流动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各民族共生互补关系结构的建立和巩固，促成了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生成和发展。因此，要考虑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去探讨绿洲社会与中国其他区域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分析不同层面之间的结构功能关系。唯有如此，方能揭示绿洲社会与周边社会的关联性，并阐明绿洲社会在中华民族整体格局中的位置。
绿洲社会的研究需要构建点、线、面于一体的研究格局。就 “点” 来看，需要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个绿洲、绿洲居民的生活、绿洲的社会和文化做深入的民族志调查。但 “点” 的研究 “不能再在老资料里翻腾了”[23]（495），需要发掘新的史料、文献和有计划地对当代绿洲社会进行以村落为单位的调查。
“点” 的深入研究亟待推进，而且仍是绿洲社会研究的基础，需要集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多学科的力量共同推动。就 “线” 而论，就是要在 “点” 与 “点” 之间建立联系，注意考察物、人、社会和文化的流动性及其在每个具体 “点” 的表现，即要重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一个可取的路径是将焦点汇聚到通道和走廊上，通过多个 “点” 的微型调查，逐步建立起区域性的认识，实现由微观研究向中观研究推进。就 “面” 来说，需要在 “点” 和 “线” 的基础上，发掘和总结绿洲社会的基本特征，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野出发进行解释。
“点” 和 “线” 的研究是策略性的，绝不能重走过去地域分割和 “民族单位” 的老路，而是将 “点” 和 “线” 的发现视为绿洲社会与周边社会、国家与地方互动的产物，自觉用 “点” 和 “线” 的研究阐明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2021年8月27日至28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 “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24]（6）。2020年9月25日至26日，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25]。这些重要论述为新疆的民族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明确了研究方向。总之，我们需要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引领绿洲社会研究，而通道与走廊是其中一种重要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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