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净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637000)
冥婚书包括男方的“冥婚书”与女方的“答冥婚书”，它是冥婚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是两家确定结亲的重要凭证。唐代郑余庆曾采“唐士庶吉凶书疏之式，杂以当时家人之礼，为《书仪》两卷”[1]，其中就包含冥婚书范本——冥婚书仪，但唐明宗认为《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中的冥婚书仪与礼不合，便命令刘岳选定通识古今之士对其进行删定，故唐代传世文献并未保存冥婚书仪，所幸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人手稿P.3637、P.4036①有所抄录，这是迄今唯一留存下来的唐代冥婚书。20世纪以来虽然有关冥婚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部分研究婚姻史、社会生活、风俗史的著作将冥婚辟为独立的章节来介绍，但这些论著主要以冥婚的社会根源、演变过程、风俗仪式或相关墓志、小说等为切入点，鲜少研究冥婚书，敦煌本唐代冥婚书仪作为现存最早的冥婚书，呈现出唐代冥婚书的原始面貌，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唐代冥婚书不仅是实用文书，还富有文学性。同时，唐代冥婚书综合了唐代吉书仪与凶书仪用语，折射出唐人对待冥婚复杂且矛盾的礼制观念。
冥婚，是为死者议亲，又名嫁殇婚、鬼婚、亡灵婚等。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男女双方年幼夭折，生前未定婚约，死后由父母或其他亲人按照一定的仪式将两人迁葬同穴。二是生前已有婚约，未及完婚其中一方便溘然长逝，活着的一方不背弃先前的婚约，与死者结为冥婚。若是女死男娶，称“娶鬼妻”，男死女嫁，称“嫁死人”。冥婚源远流长，商代就已存在，甲骨卜辞“(寝)于小乙三姜”便是记载商代统治者为已故殷王娶冥妇。姚孝遂认为，该卜辞意为安排3个羌女陪葬死去的先祖“小乙”，后在殷墟发掘的商代陵墓中发现的确有殉葬的女子，与这段卜辞可以互证[2]。周朝文献里也有关于冥婚的记载，《周礼·地官·媒氏》载“禁迁葬者与嫁殇者”，这既说明周朝明令禁止冥婚，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冥婚在当时并非偶一为之，以至于统治者要通过禁令来阻止这种风气继续蔓延。然而即使受到限制，冥婚依旧屡禁不止，这背后有其特定的个人情感因素与社会文化根源。一是在世亲人出于对逝者的怜爱，担心早殇男女在九泉之下孤单。敦煌写本S.1725②中记载冥婚曰“男女早逝，未有躬娶，男则单栖地室，女则独寝泉宫”，“生者好偶，死亦嫌单”。冥婚主婚人多为死者父母，他们为已故儿女操持冥婚，让亡子亡女能够在阴间拥有配偶，不再形单影只。冥婚在一定程度上也使父母通过这场特殊的喜事冲淡子女离世的悲伤，获得心灵慰藉。二是合两姓之好，在中国古代，婚姻承担着联系两个家族的使命，冥婚也是如此，敦煌写本S.1725称冥婚能“遣通二姓”，两个家族因为冥婚成为世俗亲家。三是祛除灾殃，宋代康与之在《昨梦录》中称“北俗男女年当嫁娶，未婚而死者，两家命媒互求之，谓之鬼媒人……不如是，则男女或作祟”[3]。男女未婚而亡，若不经鬼媒人撮合成婚，孤魂野鬼便会作祟，在世亲人需安排冥婚以安抚亡灵。1998年甘肃省高台县博物馆在清理骆驼城古墓时发现了一份珍贵的冥婚祭文，祭文称“共使千秋万岁不得犯害家人”[4]，家人为逝者安排这场冥婚，意在安抚亡灵，同时警告死者不要作祟侵扰生人。四是举行冥婚后家长能够顺理成章地为冥婚夫妻过继子嗣，保证香火的延续。如魏明帝在爱女夭折后安排甄黄与其合葬，追封甄黄为列侯，并为甄黄、曹淑夫妇安排后嗣，《三国志》载“以夫人郭氏从弟德为之后，承甄氏姓，封德为平原候，袭公主爵”[5]。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冥婚屡禁不止。
唐朝时，冥婚发展到了顶峰。江林《冥婚考述》根据历史上冥婚的发展情况，将殷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依次划分为冥婚的起源期、发展期、兴盛期、继续发展期。唐前，虽然曹操与魏明帝等帝王贵胄都曾为早逝子女举办冥婚，但并不能说明当时冥婚就已广泛存在。《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第二十》记载除曹冲之外，曹操早殇的儿子还有7位，但就文献记载来看，曹操仅为曹冲一人寻求冥配，并未给其他7位早殇的儿子安排冥婚，可见冥婚在汉魏时期并不十分盛行。冥婚真正走向兴盛是在唐朝，与唐前各朝代相比，唐人对冥婚的态度更加宽容，这一点，从汉、唐两代文人对《周礼·地官·媒氏》中“禁迁葬者与嫁殇者”这条禁令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可以窥见一二，汉代郑玄为这一禁令作注：“迁葬，谓生时非夫妇，死既葬，迁之使相从也。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礼相接，死而合之，是也乱人伦者也。”[6]733唐代孔颖达疏：“迁葬，谓成人鳏寡，生时非夫妇，死乃嫁之。嫁殇者，生年十九已下而死，死乃嫁之，不言殇娶者，举女殇，男可知也。”[6]733郑玄批评“迁葬”与“嫁殇”是乱人伦的行径，这种看法是汉代儒生对待冥婚态度的缩影，而唐孔颖达则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介绍冥婚，未有贬斥之语，可见唐人对待冥婚的态度较之前代更加宽容。唐人并不避讳冥婚，唐朝正史、墓志铭、历史小说中多涉及冥婚，这反映出唐代社会上存在大量冥婚现象。
从现存的记载来看，唐代冥婚与普通婚事有诸多相似之处。一是唐代冥婚同样遵循门当户对原则。姚平教授曾将《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旧唐书》中有关冥婚的记载整理成唐代冥婚实例表③，共有11例冥婚，虽然这份冥婚实例表中的新郎新娘来自平民、贵族、皇室等社会各阶层，但冥婚双方同属一个阶级。尽管门阀制度在唐代已逐步瓦解，社会等级观念较之魏晋时期也日趋淡化，但在婚姻大事上仍然讲究门当户对，严格遵循良贱不婚的传统，世俗婚姻观念在冥婚中有直接体现。二是唐代冥婚也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冥婚多由已故男女的父母安排，且有媒人从中沟通并见证，这种专门为死人说亲的媒人被称作“鬼媒人”。由父母主婚，“鬼媒人”沟通协商的冥婚在流程上与世俗婚事别无二致。三是冥婚也有婚书。婚书在中国古代传统订婚仪式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确定婚姻关系的重要凭证，冥婚书亦如是，男女双方一问一答的《冥婚书》与《答冥婚书》构成了冥婚关系的事实允诺。
敦煌写本P.3637、P.4036抄有唐代冥婚书仪，内容基本相同，其中P.3637保存状况良好，内容最完整。现依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3637高清图版，移录《冥婚书》与《答冥婚书》：
《冥婚书》题如吉法
某顿首顿首！仰与臭味如兰，通家自昔，平生之日，思展好仇，积善无征，苗而不秀。又承贤女，长及载笄，淑范夙芳，金声早振，春花未发，秋叶已凋。贤与不贤，卷言增感。曹(某)氏谨以礼词(亦云请)，愿敬宜，谨遣白书不具，姓名。
《答冥婚书》
久阙祗叙，延伫诚劳。积德不弘，舋钟(垂)己女。贤子含章挺秀，以劲松贞，未展九能，先悲百赎。既辱来贶，敢以敬从，愿珍重(亦云厚)。谨还白书不具，姓名顿首顿首！
唐代冥婚书与唐代婚书相较，语言别具特色。
第一， 唐代冥婚书语言精练。与唐代婚书相比，冥婚书省略了诸多关键信息，主要包括3点：一是对彼此家庭的寒暄与问候，二是对男女姓名、身份、年龄的介绍，三是对男女尚未婚配的说明。
首先，冥婚书省略了对彼此家庭的问候。唐代吉凶书仪中都有致信人对收信人的问候，吉书仪多是寒暄或祝愿对方及家人身体康泰，如P.3637同卷所抄《与妻父母书》曰“孟春犹寒，伏惟丈人丈母尊体动止康豫，即此耶娘万福”，《与妯娌书》曰“冬初雪寒，惟伯母动静兼胜，即此大君大家动止万福”。凶书仪则是致信人对亡者家人的安慰，希望对方保重身体，如《吊遭父母丧书》曰“春初寒，惟动息支胜”，《父母丧告兄姊书》曰“孟春犹寒，伏惟哥姊动止支福”，“支胜”“支福”等是常见于凶书仪中的安慰祝福语。冥婚书省略了这类问候寒暄语，原因在于唐代婚书用语谨慎含蓄，敦煌写本P.3284④所抄唐代婚书中有对彼此家庭的问候语“动止万福，愿馆舍清休”，其后又注明，若“前人无妻，不要此语”。可见，唐人对婚书用语十分谨慎，需结合对方家庭情况，唯恐犯他人忌讳。“前人无妻”尚且不能问候“动止万福，愿馆舍清休”，那么子女去世，冥婚书中省去对彼此家庭的问候也合乎情理。其次，唐代冥婚书中省去已故男女姓名、身份排行、年龄的介绍。唐代男方发出的婚书中会明确说明男孩的姓名、身份，如“厶(某)白第几男(或弟或侄任言之)年已成立”，女方答婚书亦是如此，如“厶(某)自(白)第几某女(或妹、侄、孙任言之)年尚初笄”。古人多子，婚书中明确说明男女姓名及在家中的排行，不致错乱误会。然而冥婚情况特殊，过世子女往往是唯一的，即使不写明死者排行也不会导致误会，加之古人讲究避死者讳，冥婚书中不宜提及死者姓名。此外，不写男女年龄主要因为男女冥婚通常不是在去世当年举行。从姚平教授整理的唐代冥婚实例表可见，唐代11例冥婚中仅有4例是在去世当年合葬，其余7例死亡日期与合葬日期短则相隔1年，长则相隔16年。因此，冥婚书中若要书写男女年龄，是以男女死亡时的年龄为准还是以合葬时的年龄为准，唐人或有疑虑，故而冥婚书中直接省却年龄。最后，唐代冥婚书未像唐代婚书明确说明男女尚未婚配。唐代婚书具有法律效力，《唐律疏议》中明确规定，若已有婚约，不得隐瞒实情再许嫁他人，若是违反，轻则“杖一百”，重则“徒一年半”，因此，在婚书中表明男女未有婚约极为必要，男方曰“未有婚媾”，女方曰“未有伉俪”。然而冥婚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男女双方夭折，未到许婚年龄便死亡，因双方年幼，故无需强调未婚。二是生前已有婚约，未等完婚而死亡，则通过一定仪式，与生前拟定婚配对象完婚。此种情况则无需另觅对象冥婚，且此前订婚时在婚书中男女双方就已经对自身的未婚情况作了说明，冥婚书中便不必再次强调未婚。
第二，唐代冥婚书语言含蓄，多用譬喻与典故。《冥婚书》开篇用“仰与臭味如兰”表达自家结亲意愿，“臭味如兰”出自《周易》“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意为同心同德的人发表一致的言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人们听到时宛如嗅到了兰花的芳香。《冥婚书》开篇用此典故，表明对这段婚姻的诚意，希望女方家与自家能同心同德，对这段特殊的姻亲关系有一份美好的期待。《冥婚书》用语含蓄委婉主要体现在隐晦地表达死亡，虽是为死者议亲，但通篇并未出现“死”“亡”“丧”“逝”等字眼，多用比喻或典故来隐晦地表达，男方自称死亡为“积善无征，苗而不秀”。“苗而不秀”出自《论语·子罕》：“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本指庄稼虽然生长，却不吐穗开花，这里用以比喻男方死亡。男方《冥婚书》中提及女方死亡则称“春花未发，秋叶已凋”。以春花喻女性，未曾绽放就已凋零。女方家在《答冥婚书》中提及男方死亡曰“贤子含章挺秀，以劲松贞，未展九能，先悲百赎”，其中包含多个典故。“含章挺秀”出自晋左思《蜀都赋》“王褒炜烨而秀发，扬雄含章而挺生”，用以褒扬男子内含美质。“以劲松贞”指松树耐严寒，常青不凋，常比喻坚贞不渝的节操。《答冥婚书》先用扬雄的典故，并用松柏譬喻，盛赞男子高洁的品格，然后再言“未展九能”，委婉地表达男子死亡。“九能”指古代士大夫应当具备的九种才能，《诗·鄘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毛传：“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男子还没来得及施展“九能”就已辞世，男方家长对此万分悲痛。《答冥婚书》中用“先悲百赎”来表达家长悲痛欲绝的心情，“百赎”即指“百身何赎”，出自梁刘令娴《祭夫徐敬业文》“一见无期，百身何赎”，意为自己愿意去世百次以换回死者的生命，表达极哀之情。P.2622⑤《新集吉凶书仪·凶仪》详细记载如何称呼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死亡，如3岁以下称“离怀抱”，10岁以下称“夭丧”，10～12岁称“夭逝”等，凶仪中用“弃背”“倾背”“倾逝”“殒逝”“丧逝”“夭逝”“夭丧”“离怀抱”等来表达死亡，唐人并未采用《新集吉凶书仪·凶仪》中对死者的相应称呼，用语委婉谨慎，尽量避免勾起对方家长对亡故子女死亡的悲伤。
第三，冥婚书骈散结合，以骈为主，多为四字格。骈文又称四六文，与散体古文相对，是唐代时兴的文章样式，即使是倡导古文运动的韩愈也不乏四六时文之作。书仪作为唐代文体之一，不免受时代风气影响。冥婚书中散体文片鳞半爪，除开头的套话“某顿首顿首！仰与臭味如兰”，以及结尾处用来介绍媒人的“曹(某)氏谨以礼词(亦云请)，愿敬宜”为散体，其余多为骈体，女方《答冥婚书》中散体则更少。在吉凶书仪的书札范本中，以自《诗经》以来的古老的四字格为主体，如P.2619号⑥背《新定书仪镜》几乎全篇为四字格，现存最早的书仪——索靖《月仪帖》中，其行文也为四言体，尤其是索靖《月仪帖》第一封，除首尾固定套语“君白”外，其余各句皆是四字格。唐代冥婚书仪全篇以骈为主既是受到唐朝骈文盛行风气的影响，同时也是对早期书仪多用四字格的传承。
唐代冥婚书的语言风格直接影响了后世冥婚书。洛阳民俗博物馆藏有一份清代道光二十五年(1845)梁家致王家的冥婚书，这份清代冥婚书用典精到，文采斐然。这份清代冥婚书与唐代冥婚书有着诸多相似点：一是大量运用典故，事典、语典等多达10余处。二是语言凝练准确，并未提及死者姓名、年龄、身份排行等基本信息。三是骈散并存，以骈为主。如开篇“秦晋联姻，人鬼元无异理，朱陈结好，死生实有同情”[7]29，结尾处“昔无同牢而食，仅得同穴而葬，蓬荜增彩，衡茅生辉，礼报惭乏，琼琚诺谊，愿坚金石，伏祈海涵，鉴今勿宣为幸”[7]29，皆是四六骈文。但与唐代冥婚书不同的是，这封清代冥婚书中并不忌讳提及死亡，其中出现“鬼”“死”“亡”“冥”“魂”“葬”等字眼。敦煌所存唐代冥婚书与洛阳民俗博物馆藏清代冥婚书的相似与差异之处，体现出从唐代至清代冥婚书语言的继承与发展。遗憾的是，清代冥婚书仅存梁家致王家的这一封，未见王家致梁家的冥婚书，因此不能完整地窥见这场婚事中冥婚书的全貌。相比之下，敦煌所藏唐代冥婚书仪既是现存最早的冥婚书，同时也完整地保存了男方家的《冥婚书》以及女方家《答冥婚书》，这两封冥婚书的一问一答，既展现了唐代冥婚书的文学性，同时也为后世呈现了最原始的唐代冥婚书面貌，对研究唐代冥婚风俗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敦煌写本中存有唐代吉凶书仪，这是用于喜事与丧事的书信范本。由于冥婚是丧事与喜事的结合体，故唐代冥婚书语言独具特色，不同于普通的吉凶书仪，它呈现吉书仪与凶书仪杂糅的特点。吉凶书仪包含单书与复书两种形式，单书指只有一封书信，复书指除了书信，还附有“别纸”。唐代书信中开始流行附“别纸”，用以表达敬意，联络感情，“别纸”成为体现在书信形式上的一种礼节。唐代婚书多为复书，男方家在婚书中表达对女方家庭的问候，纯是客套问候语，反而在“别纸”中介绍男孩姓名、年龄等基本情况，盛赞姑娘美德，表明结亲意愿并介绍媒人姓氏。女方家答婚书依照男方规格，同样回以复书，内容与男方家的婚书大致相同。然而唐代冥婚书却是单书，它将唐代普通婚书中的书信与“别纸”内容删减后糅合在一封单书中，先略叙对彼此家庭的敬仰之情，继而委婉说明自家子女亡故，盛赞对方早逝子女的美德，结尾处表明结亲意愿。
冥婚书的单书形式显然遵循了凶书仪范式。虽然唐代的书仪经过从单书到复书，再由复书到单书的变革，但即使积极推动书仪简化变革的唐人卢藏用、杜友晋等也自觉保留了婚书与丧事告哀吊答书的复书形式，以表对婚事与丧事的郑重态度。卢藏用《仪例一卷》曰：“古今书仪皆有单、复两体，但书疏之意本以代词，苟能宣心，(不)在重复……今通婚及重丧吊答量留复体，自余悉用单书。”[8]直至晚唐，婚书与丧事告哀吊答书仍采用复书形式。但凶书仪情况相对复杂，并非全部用复书，部分也用单书，这取决于死者与致信人以及收信人的关系。若死者是致信人与收信人的尊长或同辈，则用复书以示敬重，如《祖父母丧告答父母伯叔姑书》《父母丧告答兄弟姊妹书》用复书。若死者是致信人与收信人的晚辈，则多用单书，如《兄弟姊妹丧告答祖父母父母伯叔姑书》即为单书。由于《冥婚书》中的已故男女属于晚辈，致信人与收信人为双方父母或其他长辈，因此《冥婚书》依照凶书仪范式采用单书形式。
冥婚书不仅形式上遵守凶书仪范式，内容也基本符合凶书仪礼制，P.3637凶仪《凡例五十条》中规定“凡五服内凶书之末皆称拜，不合有顿首之语”，此处的“凶书”，指“告哀书”，即死者家属向亲友发出的讣告，并不包括亲友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哀悼的“吊答书”。《凡例五十条》中规定“告哀书”之末或言“再拜”，或言“某告”“某告某”，而不言“顿首”。如《父母丧告兄妹书》《姑儿子兄妹亡吊父母叔伯书》等结尾称“再拜”，《子亡父母告孙儿书》《长儿亡父母告次儿书》结尾言“耶娘告”，《父母亡告弟妹书》结尾称“哥告某”，皆未见“顿首”之语。亲友向死者家人表示慰问哀悼的“吊答书”末尾则常作“顿首”或“顿首顿首”，如《吊兄姊亡书》《吊姑亡书》结尾为“顿首”，《吊遭父母丧亡书》结尾为“顿首顿首”，《答冥婚书》结尾称“顿首顿首”，这完全符合凶书仪规范。
然而冥婚书中仍有不符合凶书仪格式之处。如《冥婚书》与《答冥婚书》末尾称“谨遣白书不具”，这显然是吉书仪的范式，在与尊者或平辈的吉书仪之末常有“谨言疏不具”“谨白疏不具”，而凶书仪“吊答书”末尾则是表达自身哀痛或对死者亲人的安慰，曰“谨言疏悲塞不次”“谨白疏鲠塞不次”“谨遣疏慰惨怆不次”等。冥婚书内容介于吉书仪与凶书仪之间，这种杂糅吉凶两种书仪的特殊形式体现出唐人对待冥婚的矛盾心理。但总体而言，《冥婚书》与《答冥婚书》依照的是凶书仪范式，仅结尾处采用吉书仪结尾常用语“谨遣白书不具”以表明其婚书性质，敦煌本《吉凶书仪》也将唐代《冥婚书》与《答冥婚书》归入凶书仪之列。
唐人将冥婚书归入凶书仪而非吉书仪，这是由婚书与冥婚书的不同地位决定的。唐人极其看重婚书，就连婚书用纸、书写字体、装婚书的匣子都有严格规定。敦煌写本P.3284⑦记载婚书“切须好纸，谨楷书”，以示慎重。“装婚书的木匣一般用梓木、黄杨木、楠木等制成。木匣的尺寸亦有具体规定：长一尺二寸、阔一寸二分，板厚二分，盖厚三分，内阔八分，分别象征着天时季节、阴阳二仪及天地三才。”[9]木匣上用敦煌书仪中最尊贵的格式书写封题“谨谨上丨厶(某)官阁下丨全丨厶(某)官衔、厶(某)郡、姓名封白”，婚书烦琐细节背后反映的是唐朝人对待婚书的严肃态度。婚书在议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律疏议》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10]唐朝时婚书具有法律效力，一旦男女两家互换婚书，那么这段婚姻关系就受到法律的认可与保护，任何一方不得悔婚。但由于冥婚未得到儒家主流思想认可，《唐律疏议·户婚律》中也并未提及冥婚，唐代冥婚不仅不受法律保护，而且还有违“国禁”。白居易的一篇判词《得景嫁殇邻人告违禁景不伏》向人们证实了这一点，该判词涉及的事件是邻居告发景家为亡女举办冥婚，从邻居告发景家举办冥婚的这一行为以及白居易判词中评价冥婚“既违国禁，是乱人伦”[11]可见，虽然唐时冥婚较为兴盛，但仍然受禁令的限制。在冥婚被打压的情况下，冥婚书自然没有被赋予普通婚书的法律效力，甚至举行冥婚后也会出现悔婚。如韦后曾经安排萧至忠早殇女与自己早逝的弟弟韦洵合葬，然而《旧唐书·萧至忠传》记载韦后倒台，韦氏家族落败后，萧至忠立马带回了亡女的灵柩。由于冥婚书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两家私约，其地位无法与普通婚书比肩，故将冥婚书归入凶书仪而非吉书仪。
敦煌出土的唐人手稿P.3637、P.4036所抄唐代冥婚书仪作为现存最早的冥婚书，为研究中国古代冥婚礼俗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它丰富了传世文献中有关唐代民俗的记载，为世人呈现了唐代冥婚书的真实面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唐代冥婚书是唐代社会的特定产物，受到当时四六骈文风气的影响，多以四字格为主。此外，为了隐晦地表达冥婚这种吉凶参半的特殊婚姻，冥婚书语言精练委婉，多用典故，客观上增强了其文学性。唐代冥婚书的出现，既为唐代冥婚发展到顶峰提供了力证，同时，唐代冥婚书的保存与传抄客观上也展示了唐代社会的包容与开放。
注释：
① P.3637图版见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9页；
P.4036图版见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1册，第22页。
②S.1725图版见沙知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3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6页。
③姚平：《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学术月刊》,2003年第7期，第69页。
④⑦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页，第44页 。
⑤⑥P.2622、P.2619图版见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15页，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