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林 蒙思敏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6）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全面深入的阐释，强调在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五个认同”的高度认同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2019年党的十九大决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到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将其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的时代命题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党中央高度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也将利用和保护红色文化资源列为一项重要议题。2021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进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我们必须始终赓续红色血脉”“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弘扬革命文化，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些关于红色文化的重要论述，为焕发红色基因的时代光芒提供了行动指南。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红色文化属于观念上层建筑范畴，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内在一致性，这主要表现为文化与意识的同一性和统一性，二者均是对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且具有能动作用。利用红色文化物质形态发展红色文化旅游，挖掘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①。但通过红色文化旅游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把准方向，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精神文化价值，以进行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为核心，助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彰显红色文化旅游的精神底色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从红色文化的物质属性和精神文化属性出发深入探究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耦合逻辑关系，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既是对政策层面重点导向的一种回应，又是对实践层面现实关怀的一种思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既要“管好肚子”，又要“管好脑子”[2]，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共同富裕，也包括精神文化层面的“五个认同”和社会层面的互助和谐。红色文化作为一种宝贵的物质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中的艰辛探索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先进文化之一，具有强大的政治、文化、教育功能。用好红色文化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以文化认同增进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认同，以文化自信强化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集体归属感，有助于在情感塑造和价值引领过程中不断巩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同时，整合红色资源，打造包括红色旅游和红色产品在内的“红火产业”，构建红色文化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模式，已成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以红色文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济基础的成功之路。
（一）经济功能：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论述消费文化理论时，对符号消费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认为符号消费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实现消费者的自我价值，或是为了体现自我价值而进行消费。即消费社会形成的消费符号，是具有符号价值的，而这符号价值则是消费文化的核心③[3]。至于这个符号价值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则要看社会所倡导的消费意识形态把某种消费符号置于什么样的图式之中。当物品成为消费社会中的一种符号，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的物质性，而是商品的社会性。红色文化作为资源的一种特殊类型，随着人们的消费形态上升到文化消费层次，其经济价值会通过稀缺的文化产品属性和富有意义的旅游产品属性产生经济效益。尤其是利用红色文化发展红色旅游、红色影视等产业，将红色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源转化，实现经济价值的同时发挥红色文化的理想信念教育功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素质。红色文化的经济功能，是以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为载体，这也是其经济产品区别于一般经济产品的核心特征。与非红色文化产品相比，人们消费红色文化产品，包括旅游、影视、书刊、文创等，更多的是消费红色文化产品背后承载的厚重历史和丰富的精神价值，在追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的团结统一、自强不息、守望相助、艰苦奋斗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接受红色文化精神价值的洗礼。这就使红色文化产品能够成为具有理想信念教育功能、提升消费者自身思想政治素质的消费符号。消费者将红色文化产品当作中国共产党精神文化的外化符号进行消费，反映出整个消费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即社会所倡导的消费意识形态是把红色文化产品置于弘扬革命文化和传承红色基因的图式之中，具有正向的消费符号价值。并且红色文化凝聚的全国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的历史记忆，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依据，使得红色文化符号消费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因此，发挥红色文化的经济功能，大力发展红色文化产业，积极打造红色文化旅游产品、影视产品、文创产品等，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并借助红色文化产品这一消费符号具有的理想信念教育功能，弘扬革命文化和传承红色基因，巩固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以推动大众化的红色文化产品消费，进一步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见图1）。
图1 红色文化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济基础的内在机理图
（二）文化功能：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群众基础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在研究文化认同时，认为理解这个问题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种是站在共性的基础上，另一种是站在差异性的基础上。以共性为基础的观点将文化身份定义为共有的文化，认为文化认同是建立在共同文化的基础上，这种共同文化是代代相传的，具有识别身份的深刻印记，造就了“一个真正的自我”。以差异性为基础的观点认为共同性是由差异性所彰显的，我们不可能在不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上精确地、长久地谈论“一种文化、一种身份”④[4]。在前一种观点中，霍尔提出文化认同研究就是解释“隐藏着的文化身份”和“隐藏着的历史”。在后一种观点中，霍尔表明文化身份是真实存在又是适时变化的，文化认同研究要从对历史的把握中确定我们“真正的现在”。文化认同作为个体或群体心理上的归属感，个体层面的文化认同在对“自我”有清晰界定和把握的基础上，体现着一种文化对个体的向心力；
群体层面的文化认同，意味着对同一文化下的“共同体”有了黏性和归属，这种黏性和归属体现着一种文化对群体的强大凝聚力。红色文化之所以被赋予“红色”，是因为其与共产主义革命紧密相连。生发于革命斗争中的红色文化，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价值追求，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能为新时代社会共识的达成提供文化向导[5]，也能汇聚起全体中华儿女的力量，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言，“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6]。红色文化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艰苦奋斗和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守望相助所形成的精神文化，通过革命文化形式汇聚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以外显符号和内在意义形式体现了各族人民的红色文化记忆[7]，以“共同文化”的形式塑造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认知”和“集体记忆”。这种民族认知和民族记忆，在个体层面建构了中华文化这个文化群体的自我认知和自我主观意识，在社会层面增进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归属感和心理承诺，形成了文化认同，不仅将“你”和“我”凝聚成为“我们”，还清晰明确回答了“我们是谁”。一方面，“我们”的中华民族“集体认知”，能从个体意识深处将各民族紧密团结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另一方面，“我们是谁”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能从社会意识深处推动各民族认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各民族为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自豪感，凝聚各民族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不断坚定各民族对“五个认同”的高度认同。这两方面进一步加深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集体归属感，使得各族人民在大家庭内部充分开展社会交往、文化交流和结构交融，以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见图2）。
图2 红色文化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群众基础的内在机理图
（三）教育功能：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亨利·泰弗尔（Tajfel H）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8]，并强调个体对某一群体的认同是群体行为的基础，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所属群体产生认同的同时，也会对其他群体保持警惕和戒心。当个体期望通过实现或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来提高自尊时，便会产生内群体偏好；
当个体过分热衷于自己的群体，认为自我群体比他者好，并通过二者的差距来增强社会认同和自尊时，就会产生群体间偏见。泰弗尔认为个体形成社会认同的基本过程包括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三个阶段，这个过程呈现逐级递增的趋势。个体通过有意识的社会分类，将自己纳入某个社会群体之中，以此划分群体内和群体外。基于个体形成社会认同的基本过程，可以发现社会认同是一个包括记忆、意识、生物有机特质、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情境等因素互动和影响的动态社会结果，根植于一定的心理过程，如思维、行为和情感等。个体间共有的特质、共享的社会环境或某种社会共识，更容易形成社会认同。红色文化所凝聚的全体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情感寄托及历史记忆等共有特质，会通过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及积极区分增强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从而使各族人民统一思想并形成一致行动，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因为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已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历史，可以增进社会凝聚力，作为社会群体团结一致的黏合剂和一致行动的合法性依据⑤[9]。红色文化是当代中国人民共同的政治历史记忆，不仅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的革命建设足迹，而且夯实了中国共产党乃历史与人民选择的执政依据，能够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10]，还能在社会比较中，成为“我们”区别于“他们”，增强归属感和认同感，提升祖国认同的精神资源。其价值意蕴包括国家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政治目标、社会追求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个人倡导爱国奉献的道德规范，对其进行拓展后可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1]，这是新时代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内容、优良载体和有效方式，也是学校思政教育的重要资源，是塑造当代学生“三观”、坚定政治信仰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更重要的是，红色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每一处革命遗址、每一位革命先辈、每一个革命事迹、每一件革命文物、每一座革命纪念馆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展示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历史和伟大的红色精神[12]，不仅使得理想信念教育更有说服力，而且通过让人们重温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史，在传承红色基因中讲好红色故事，增强人们对整个社会的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因此，发挥红色文化的教育功能，将红色文化的价值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结合，以理想信念教育等方式，提高各族群众的集体归属感，增强各民族的社会认同感，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进而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自觉（见图3）。
图3 红色文化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基础的内在机理图
基于红色文化的功能，其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可以归纳为经济、文化、教育三个层面（见图4）。即在经济层面，着力发展红色文化产业，以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文化层面，广泛进行红色文化宣讲，以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在教育层面，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图4 红色文化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一）经济层面：着力发展红色文化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庄严承诺的重要保障。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推动民族地区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而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红色文化的经济功能最主要表现为发展红色文化产业，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优势。发展红色文化产业是一个从资源到资本的过程，即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到红色文化资本的转变，这种转变是指红色文化资源经过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以产品形式来满足和引导人们的消费需求，从而产生价值增值[13]。具体来看，红色文化产业包括红色旅游产业、红色影视产业、红色文创产业等。细分各产业的产品，红色旅游产品包括以各种纪念馆、纪念碑、展览室、名人故居等为主的红色遗迹和红色建筑，以及通过对各种红色文化进行规划、开发、整合而打造的旅游景区和旅游线路。红色影视产品包括以重大革命、反特谍战、军事斗争、红色名人等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戏剧、舞台剧及短视频等。红色文创产品包括各种红色工艺美术、红色IP衍生产品等。促进红色文化与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红色旅游+农业”发展模式，打造集旅游观光采摘玩乐一体化的田园综合体，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构筑“红色文创+工业”发展模式，强化红色文化产业与制造业、建筑业等产业的资源联动效应，激发工业经济活力。创新“红色影视+服务业”发展模式，挖掘红色文化经典影视资源，通过企业投资市场运作方式，推出高质量红色影视产品，并利用影视传播的溢出效应，打响相关红色景点知名度，以影旅联动拉动当地服务业发展。
（二）文化层面：广泛进行红色文化宣讲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作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要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有序推进民族地区和中东部地区各族群众跨区域双向流动，又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在2019年9月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提出了要求，即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学校、进连队、进宗教活动场所。同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指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要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进”活动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以文化相和实现人心相通重要途径。依托红色文化资源，选定“红色文化+”创建主题，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打出红色文化名片，将红色文化宣讲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进”活动相结合。如以“传承红色基因，维护民族团结”为宣讲主题，通过红色文化展示等方式，以具体的红色事件、红色人物为切入点，将其内容融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之中，使得宣讲主题进一步上升到护团结、促发展高度，让各族群众充分认识到民族团结和创建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和维护民族团结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红色记忆+红色传人”的宣讲模式，由红色文化宣讲团和红军后代组成宣讲队伍，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进”活动中讲述各民族守望相助的红色历史，通过红色历史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增色添彩，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三）教育层面：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十二个必须”之一，“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项任务”。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要深入实施文明创建、公民道德建设、时代新人培育等工程，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
文明创建活动于1996年10月被写进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之中，《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建设的决议》将文明城市、文明村镇及文明行业并称为“三大”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创建活动。精神文明创建的根本目标任务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社会主义公民，核心主题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道德建设的概念最早在2001年提出，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任务：一是要筑牢理想信念之基，二是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四是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时代新人”概念是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就“培养什么人”给出了明确答案，即“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并在强调道德修养对培育时代新人所具有的特殊而重要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情怀、品德修养、知识见识、奋斗精神、综合素质六个方面强调了时代新人应具备的核心素养。总的来说，文明创建、公民道德建设、时代新人培育，其核心要义都紧紧围绕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美德、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无论是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传统美德，还是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都是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在实践层面通过教育功能对全体社会成员形成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而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充分利用红色文化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打造红色文化的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培根铸魂作用，在理想信念教育中厚植各族人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这既有利于实现红色基因在中华民族代代传承，更有助于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注释：
①2019年9月16-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搞活了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
②2015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视察时强调，“发展红色旅游要把准方向，核心是进行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让干部群众来到这里能接受红色精神洗礼。”
③对于符号价值，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进行了具体论述，指物或商品在被作为一个符号进行消费时，是按照其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以及其他因素来计价的，而不是根据该物的成本或劳动价值来计价的。
④集体中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这种“自我”也被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群所共享。正是差异性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而历史的介入构成了“真正的过去的我们”。
⑤传统的价值尽可能“作为行动的合法性依据和团体一致的黏合剂”“因为它已成为知识或民族、国家或运动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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