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甫旺，张晓琼，岳金芳，彭习梅
（楚雄师范学院 彝学研究院，云南 楚雄 675000）
云南石羊古镇位于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西北部，距县城35 公里。石羊地处魁阁、象岭、飞凤山麓之间，香水河贯穿小镇，地势呈布袋形，总面积1.5 平方千米，四面八方均有盐道与南方丝绸之路连接。由于盐业的开采和兴旺，各种外来文化纷纷涌入，与本土文化相互影响、交织共存、和谐共融，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格局，①参见李晓莉，杨甫旺：《石羊盐区多元宗教的形成、融合及变迁》，《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使偏居西南一隅的石羊成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和谐共融的典型案例。石羊也因此成为1995年首批命名的3个云南省历史文化名镇之一。
石羊盐井开发较早，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时，越嶲郡（驻今四川西昌市）的蜻蛉县（今大姚）设有盐官。②参见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上（10）。这里的蜻蛉县设盐官，应是指石羊，这也是石羊盐井由官方专控的最早记载。盐官即专管石羊盐池生产的官吏。诸葛亮伐南中，曾在石羊征取“贡盐”，之后设盐官管理盐政。石羊之所以称白盐井，与历史上的“僰人”有关。据有关专家研究，僰人多是今白族先民，崇尚白色，故僰人开发的盐井被称之为白井。而石羊之名，则因掘盐井时得一“石羊”之故，不过石羊之名的出现已是元代以后了。③参见杨甫旺：《千年盐都——石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7页。关于僰人，在《水经·江水注》这样解释：“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说明僰人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早的西南少数民族之一。西汉武帝时，修筑从僰道县（今四川宜宾市）到云南姚安、祥云的古驿道，称之为“僰道”，今四川西昌，云南永仁、大姚、宾川等地居民多为僰人。唐天宝年间，大姚等地白蛮大量向西迁徙进入洱海地区，开发白盐井的灶民逐渐转为乌蛮，所以南诏时把发现白盐井的人也说成是乌蛮（今彝族先民）。《明一统志》记载：“大姚县出城北一百二十里有白盐井，相传本白盐井蒙氏时有女牧羊于此，有一羝舔土驱之不去，掘之得卤泉。”①李贤：《明一统志》卷八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当代的一些学者的著作中，对发现盐井的牧羊女进行了彝族身份的形象设置和叙事，明确牧羊女彝族的身份。②参见李陶红：《咸的历程——明清以来云南石羊古镇城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56页。这个牧羊女不仅因牧白羊发现了白井，而且自身也由洞庭湖的龙女融合到滇西的彝族中去了。实际上，洞庭龙女牧羊白盐井并发现盐井的过程，也就是内地汉文化进入石羊并与本土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的过程。
盐是人类生命不可或缺的元素，盐也是人类最早开发的产品之一，石羊产盐区一般都开发较早。白盐井先秦时已开采，汉代已在石羊设盐官管理，说明此时石羊制盐、销售已纳入国家专控。此时的石羊盐井还处于自发开采的状态，据《太平寰宇记》说，当地灶民获取卤水，是“唯民自便”。③杨甫旺：《千年盐都——石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52页。至唐代天宝年间，石羊盐业兴盛，开始由政府有计划的规模开采，并逐渐形成了五大盐井区，即观音井、小石井、旧井、乔（界）井、灰尾井。明初，石羊盐井有观音井、旧井、界井、灰井、大中井、尾井、白石谷井、阿拜井、小井9 井，到明末增至20 井，清末有40 井，到民国末年（1949）仍有汲卤盐井24 井。制盐工艺由最初的利用炭灰的余热将卤水蒸发成固体，形成白色结晶与褐色炭灰相混杂的白鸡屎盐，唐宋以后发展到以柴薪为燃料，使用铸铁园锅和砌筑简陋的土坯盐灶生产锅盐、筒盐，元、明时期煎盐锅由平锅改为筒锅，盐灶改为马槽灶或蹄形灶，清初又改为鸡窝灶。明清两代是白盐井制盐业的辉煌时期，井口最多时达40井，灶户100多户，雇工千余人。明弘治年间白盐井每年产盐33 万斤（16 两为1 斤），占云南省年产盐量的18.2%，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白盐井年产盐873万斤，年缴课盐税八万多两。
盐业兴盛，石羊盐区的运盐古道亦四通八达，且这些运盐道均与南方丝绸之路主干道相连接。汉代设置的蜻蛉县是南方丝绸之路“灵关道”的重要驿站。灵关道既是丝道，更是盐道，自成都至西昌，沿安宁河流域至会理，经黎溪在拉鲊渡金沙江，经永仁、江底河、赵家店至金碧，往姚安至祥云与“五尺道”汇合。白盐井在长期盐交易中形成了一条条商道——盐道。白盐井盐道，东有姚巂大道，西可分别至祥云、宾川，西北可至华坪、永胜，其四至路线是：北上经江头、一碗水、中和、羊蹄江，至苴却（永仁），汇入姚巂道；
东行经柳树塘、锅厂、波棚至大姚城，汇入姚巂道；
南行经七街至姚州城（姚安），也汇入姚巂道；
西行经哨头、人头关、楚场入云南县（祥云），汇入“五尺道”；
西北经碧直、茨拉至湾碧，过金沙江后到达永北厅（今永胜、华坪）；
又西行经三岔河、他的么（今宾川境），至大理宾川。这些是“官道”，白盐井的食盐经这些盐道，销往云南二十四府厅县和西藏等地。
石羊的盐固然不可能成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直接运往缅甸、印度的远程交易物品，但这在古代曾是各民族之间物物交换必不可少的物品，必然带动更多物品的交换和文化交流。所以，盐在石羊四通八达的古运盐道的形成过程中曾起着重要作用。
在古代社会，人口的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石羊盐井的开发和盐业的兴盛，离不开外来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吸纳各种先进文化。石羊盐井地区的居住人口，南诏时期仅有五六十户，基本上为僰人或夷化了的汉人。清朝初年，石羊的常住人口仅为1011 户，但到了清道光年间却增加到了3125 户。一般每户人口不会少于三四人，几代同堂的大户人家多达四五十人。如果以每户人口平均5.1 人计算，清道光年间石羊人口总量达到了15938人。①参见李陶红：《咸的历程——明清以来云南石羊古镇城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43页。从白盐井各个时期的人口数值来看，白盐井地区的人口密度均在每平方千米千人以上，大大超过了同一时期云贵地区的人口密度。②参见李陶红：《咸的历程——明清以来云南石羊古镇城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45页。这些进入石羊的移民，第一类是官吏，包括家眷、随从甚至厨师等，少则十余人，多则数十人，他们不断地迁入和迁出，为官至少几年，来自全国各地，把各种先进文化思想带入了边远的石羊，促使石羊井民风气大开。第二类是明清政府利用各种手段强制或被迫迁入石羊井区的移民，包括军屯、民屯、商屯的移民，这些移民的进入，促进了石羊交通运输、饮食、马鞍、皮革、制陶、商业等的繁荣和发展。第三类是自由移民，主要指为了生存自愿到石羊井区逃生的移民。因此，石羊井区的移民形形色色，有官吏，有商人，有逃荒者。“白井为迤西重地，肩摩毂击，宾至如归。故名人高士，往往来游。或以谪宦寄迹，或以游学侨居，或以适情卜筑。”③光绪《续修白盐井志》卷七《人物志》，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66页。在当地族谱中常常看到“游宦”“游滇”等移民群体，以及自发到白盐井谋生的民工等。
我们来看看号称白盐井的四大家族是如何进入石羊，并融入当地社会的。
首先是罗氏。罗氏是白盐井四大家族之一，原籍江西吉安府，其始祖罗圣宗于明万历年间“与童第为冕相率游滇”，入籍白盐井。罗氏通过参与白盐井盐业的开采、经营、教育和通婚等方式融入当地社会。罗氏移居白盐井至今已有15代近400年历史，其中第一至第九代先后与当地汤、欧阳、段、高、李、沈、刘、王等36 个姓氏通婚，建立了庞大的婚姻关系网络。同时，第一至第九代，家族有69人考取功名。罗氏家族的人丁兴衰也是白盐井人丁兴衰的缩影。罗氏从第一代到第九代的人数为：第一代3人，第二代4人，第三代7人，第四代11 人，第五代37 人，第六代59 人，第七代68人，第八代104人，第九代38人，其中第七代至第八代家族人口规模最大，这相当于道光年间，此后罗氏人丁渐为减少。④参见李陶红：《咸的历程——明清以来云南石羊古镇城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53-155页。
其次是张氏。在白盐井有“甘罗无二姓，几张张不拢”的说法。张氏因为同姓不同宗，在白盐井区有五处张家的家庙。其中张国信一支祖籍南京应天府上元县，始祖公讳仁与义，于明洪武年间从南京随沐国公平滇，因军功被封为“威远大将军”，义封“太和侯”，在今昆明供职数代，弃官从商，经营于罗茨、武定等地，后迁至姚州（今姚安县）。传至貤，经商于姚州与白盐井之间，并于明正德年间迁入白盐井定居。张氏主要从事盐业经营和文化教育，“可谓世代书香，孝友传家，科名举贡，荣封敕赠，代有其人。”⑤参见李陶红：《咸的历程——明清以来云南石羊古镇城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56页。
再次是甘家。甘氏原籍江西省吉安府安福县，明嘉靖年间，其始祖绍唐公宦游来滇，移居白盐井，“累世相传，均以耕读为业，孝友传家”。二世祖甘霖，因“得高氏之山名曰甘家山，合族子孙俱得安厝”⑥甘芳：《甘氏族谱》，内部资料，1948年；
甘自良，甘自重，甘镜，甘镒重修于1998年。。“高氏”即指明清时期的姚安高土司，“甘家山”即为甘氏的祖坟山。据《甘氏族谱》记载，甘氏族人除葬在甘家山外，还有葬在板房、金家地、飞凤山、松子地等15 处。如甘氏六世祖甘茂，“中乾隆戊午科举人，历任师宗州晋宁学正署，广西府教授”，去世后葬于昙华山板房。甘氏九世甘时康移居朵喇新田，十世甘辉移居他的么，两地距石羊古镇约30 千米，说明聚居在白盐井的甘氏已外迁分支。①参见李陶红：《咸的历程——明清以来云南石羊古镇城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59-160页。
以上三大家族罗氏、甘氏来自江西，张氏来自南京，而“四大家族”之一的布氏则是白盐井的原住民，其先民应该与彝族有关。除“四大家族”之外，白盐井的大姓还有季、陈、樊、彭、李、白、高、杨、刘、夏、孟等二十余姓，小姓有久、谷、奚、飞等数姓，而高、洪、布、白、杞、李、夭等姓为原住民，其余均为外来移民。所以，白盐井的移民和原住民一方面体现出同姓而居或同地域而居，另一方面又出现异姓混居和逐步向周边山区扩散的特点，并最终形成“汉夷杂处”②乾隆《白盐井志》卷一《疆域》，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8页。的分布格局。
在民国以前，食盐作为一种人类不可或缺的特殊商品，所以历代中央政府把它视为专控商品，不允许民间私售。虽然石羊井区地方狭小、人口稠密，在元明清时期还没有形成多元经济发展的格局，但当地灶民和周边的居民却是相对富足的。盐兴百业盛，于是各种文化纷纷涌入，呈现内地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释道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并存发展的格局。
（一）本土文化
石羊盐井的最早发现和开发者是僰人（今白族先民），唐宋以前白盐井的灶户主要是僰人。雍正《白盐井志》也载，唐天宝年间，石羊“灶丁俱土著”，历经宋、元时期以后，“顶煎者尽各省汉人矣。”③刘邦瑞：雍正《白盐井志》卷五《赋役志·户口》，张海平校，楚雄州地方志办公室编印，内部资料，2014年，第21页。明代至清代白盐井“生聚日众，或各方流寓，或商贾寄籍，林林总总，实繁有徙”④乾隆《白盐井志》卷一《户口》，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20页。。唐宋时期，彝族、白族先民都信奉“鬼主”。据《新唐书·南蛮传》说，乌蛮（彝族先民）崇巫信鬼，一般大的部落都设有大鬼主，一二百家则置有小鬼主。
土主崇拜始于南诏中期的巍宝山，后逐步向周边扩散。现石羊龙泉寺内的大王寺，传说就是南诏王派遣巍山工匠来建造的，内供有南诏王塑像。《南诏野史》说，蒙氏“封十二圣贤，为十二山神 ……各建神庙。”封“山神”即封土主，建“神庙”即指建土主庙。⑤参见杨甫旺：《千年盐都——石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唐宋至元明时期，石羊原住民都以土主崇拜为主，无论是土主庙建造的时间还是规模都要比其他庙宇要早、要大，说明土主文化的兴盛。石羊民间传说，最早发现石羊盐井的女龙王，就被奉为民间的土主。石羊土主庙里塑的龙女像，高梳云髻，是中原地区妇女的发型，却身穿着彝族地区的妇女惯穿的麻布裙。这一具体的人物造型，充分体现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的特征。元朝末年，在今石羊小学内建有规模宏大的土主庙，左侧分别是先师庙和老殿庵，庙内供奉的土主神像大多是佛教中的大黑天神，大黑天神成为了彝族的土主神，反映出佛教对土主文化的渗透和影响。直到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土主崇拜在石羊井区仍很兴盛，在当地人看来，土主神是最大的神灵，能够护佑井区盐业兴旺。现今存于石羊孔庙右厢房内的两组清代浮雕，刻画的内容也与石羊井区的土主崇拜有密切关联：上组讲述了清雍正年间，李卫被任命为云南盐道巡抚，在赴滇途中遇险，多次得到威雄土主相救，上任后多方寻找，最终在石羊井区寻到了土主真神；
下组讲述的是明末农民起义军将领李定国部下张虎攻下石羊，在石羊为非作歹多次受到土主的训诫和罚惩的传说。①参见李晓莉，杨甫旺：《石羊盐区多元宗教的形成、融合及变迁》，《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所以，人们把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六日定为“土主会”，并逐渐成了石羊各民族共同的传统节日。《龙女牧羊的地方》一书形象生动地讲述了民国时期跑马会的盛况：“先于会期前选定吉日，阉马备用，马以香汤沐洗，至期披红挂彩，送至庙中，再配以银鞍、银镫、银铃，土主木雕神像乘骑马上，游街绕塔，以神威。先是火铳三响，小鬼打街，老黄狗鸣锣开道，接着是肃静回避牌，半付銮驾，执旗者，执炉者，打扇者，执伞盖者，诵经者，演奏丝竹者次第行进，土主乘马压阵。先由土主庙游至北关，反转向南，沿正街南行，居民则焚香顶礼，直至南塔。土主骑马绕塔三匝，此即所谓‘老爷跑马’。然后转到演武厅，土主暂供厅中，以接受八方香火，万民朝拜。此时，还愿祈祷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至下午四点左右，则沿来时路线返驾时乘坐李卫献给土主菩萨专用的楠木座椅，有如八人大轿一般抬回庙中。”②石羊诗词书画协会编：《龙女牧羊的地方》，内部资料。而今土主庙经修复后就位于圣泉寺内，蓝脸菩萨依旧威武神明，无论是外来游客还是本地百姓，拜完三世佛，还会顺道到土主庙进献香火，祈祷平安。因此，石羊井区少数民族的土主文化在其发展、变迁过程中，不断与儒释道文化相融，反映了土主文化的混融性，同时也说明土主文化的开放、亲和、兼收和融合的特点。
（二）儒家文化
儒家思想是何时传入石羊的，现已无可考证。但儒家思想文化在明代以后就成为石羊井区的主导性思想文化，这却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这样说，在石羊盐井开发之初，随着中原王朝派驻盐官的到来，儒家思想文化就进入了石羊盐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年），汉王朝置蜻蛉县（今大姚县），石羊井区设盐官应是在这之后的事。《光绪续修白盐井志》卷五说，汉时，韩说、司马相如同开益州（州治在雒县），“是时，白井属蜻蛉，沐其德化，人皆感仰焉。”③光绪《续修白盐井志》卷五《秩官志》，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14页。说明早在汉代之时，这里的“盐官”已经用儒家思想“德化”当地灶民。宋元时期，随着儒家思想在云南的广泛传播，儒家思想逐渐为当地灶民和居民所接受，尊孔崇儒思想开始深入人心。明洪武年间，在原有先师庙的基础上修建孔庙，并在每年春秋两次祭孔活动，儒家文化成为石羊井区的主流思想文化，内地的“衣冠文物风俗”被当地居民吸纳，并与本土文化相融。
（三）道教文化
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形成于东汉时期，而石羊地处南方丝绸之路的“灵关道”沿线，道教沿古道即传入石羊井区。南诏时期，统治者崇道抑佛，道教在南诏境内占据主导地位，使道教在石羊盐区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道教的“火居”“清修”两派传入石羊后，很快与当地本土文化相融合。明清时期，石羊井区曾建有“七寺八阁九庵”，而这其中的阁、庵大多是道教的，如老君庵、真武观、文昌宫、二神祠、明真宫、文殊阁、雷祖阁、二圣宫、药王庙、土地祠、齐云阁等等。“八阁”中仅存的文殊阁在城外1500 米处，传说就是一位耿姓四川道人历时65 年开凿而成的，现已经修葺一新，八座小阁镶嵌在绿树掩映的山麓，环境优美。
（四）佛教文化
佛教传入石羊盐区约在南诏前期。石羊最早的佛教寺庙叫八角庵，始建南诏时期。据《乾隆白盐井志·古迹》载，直至清朝光绪年间，石羊井区的佛教寺庙有天台寺、寿福寺、龙泉寺、圣泉寺、白莲寺、观音寺、宝莲寺、龙吟寺等，并在石羊盐区的东、西、南、北四方修建了佛塔，现存的仅有北塔和南塔。这些寺、阁、庵中，“七寺”现仅存圣泉寺和观音寺，是目前石羊佛教文化物化的典型代表。
（五）其他文化
元代，蒙古军征服云南后，伊斯兰教随后传入石羊，明朝时白盐井的土地祠、安丰井、龙街、鼠街、缴末、溪木村均为回族聚居村。现今的土地祠村是回汉杂居的村落，离石羊镇仅2 千米。元代在土地祠建有一座清真寺，可惜清代咸同年间被焚毁，1990年后又重建。
天主教进入石羊井区是最晚的，约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最初租用尾井的民房传教，并渗透到大姚山区的铁锁箐等地，1948年前后在石羊设立天主教总堂，新中国成立后被取缔。天主教在石羊井区信众人数不多，影响也不大，对石羊的社会文化没有多大影响。
至此，石羊井区形成本土文化、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以及天主教文化等多种文化并存的格局，这些文化共生并存，折射出石羊盐业开发、兴盛和衰落的过程。
石羊井区的本土文化以传统的巫觋崇拜、祖先崇拜和土主崇拜为主，吸收了儒释道等外来文化元素而形成的一种复合的民间文化现象，对石羊井区居民的生产生活乃至风俗习惯都有重要的影响。后来儒释道文化传入石羊后，本土文化融入了儒释道文化元素，许多道、佛的神祇进入了土主文化的神祇之中，成为土主系列的神祇，但始终没有形成至上神，各种神灵各行其道。直到民国时期，石羊井民每年都要举办规模浩大的土主会，八人抬着高大威武的土主神像转南塔。井民的民间信仰更是根深蒂固，即便是汉族，“叫魂”、送鬼等迷信活动也平常。此外，在石羊井区，几个不同宗教的教徒同堂共处也很常见。元朝时期，在今石羊小学校址内自左至右并列建有土主庙、先师庙和老君庵，三教并存，土主、孔子、老君和谐相处，共同接受善男信女的膜拜。圣泉寺又名大王寺，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重修，从前殿到后殿分别供奉有大王（南诏王）圣像、地藏菩萨和观音，土主和佛道神灵同处一寺。这种不同文化和融共处的亲和精神，反映了石羊井民对各种文化的兼包并容、为我所用的宽容态度。
当然，石羊多元文化是在长期的共处过程中渐进式的、主动的相融，是互嵌式的。石羊井区的自然、人文环境对外来移民、外来文化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白井为迤西重地，肩摩毂击，宾至如归。故名人高士，往往来游。或以谪宦寄迹，或以游学侨居，或以适情卜筑”。①光绪《续修白盐井志》卷七《人物志》，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66页。明万历年间“滇游”入籍白盐井的罗氏，在短短二百年左右的时间与石羊及其周边的36 个姓氏通婚，把自身完全融入其中，建立起庞大的婚姻关系网。这些外来移民将各个迁移地的文化移植到白盐井，对已有文化做出了继承与保留；
移民在当地的适应性过程中，与地方文化积极互动，互相融合，形成移民在地化的过程；
在地化的移民不断向井地周边外扩，具体表现为经济的互补互通，文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外来移民的文化传播、文化适应、文化在地化过程，已经再也区分不出什么是外来的、什么是当地的。②参见李陶红：《咸的历程——明清以来云南石羊古镇城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63页。立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叭腊么村同族购买鲁姓山场土地契约》中对石羊的民族关系有这样的描述：“自高曾以来，七姓同居，原无汉民。乾隆初年间，云县边民常来贸易，如李、刘、陆三姓祖父与我等祖深相契好，请于田主，因而家焉，虽无田亩，亦有园圃坟茔庐舍悉建于此。适兹上也，或三四代，或一二代，子复生子，孙复生孙，世及相沿，已成土著矣。彝汉同居，霭然相亲，深为和睦，虽为八姓，宛如一家。过斯地者咸啧啧称道，以为人心风俗朴实醇厚，实有高于西乡者。”①苏平：《一份彝族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历史见证》，《大姚文史》第七辑，内部资料，2010年，第324页。这应是石羊盐区多元文化和谐共融的真实写照。
总之，石羊作为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集镇是以盐而兴的古老城镇，既是古盐道的起点，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连接点。石羊城镇化的历史及发展证明，只有多元的才是和谐的，多元文化是石羊和谐发展的基础和灵魂。在石羊盐区，盐井是生计之本，盐业的兴衰关系着国计民生大计。正是这种多层次多方面的现实需要，石羊盐区的居民将佛祖、菩萨、老君、龙女、土主、土地神、孔子等与现实的“卤旺盐丰”“灵源普泽”的愿望联系起来，并视之为盐井的保护神，儒释道各种祭祀活动的主题也都是祈求神灵保佑盐井清吉平安、卤脉兴旺。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白盐井居民的虔诚是潜藏在其内心深处的保护盐井资源的纯朴生态观的一种折射和反映。②参见金少萍：《云龙山地白族宗教文化探析》，《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3期。如在盐业生产中，煮盐需要大量砍伐的柴薪，但石羊井区及附近的居民，历来都有保护森林资源的古朴民风，一般都是以枝叶、灌木丛等为燃料。在石羊盐井区，即便是历史上盐业生产兴盛时，盐井居民也一直恪守着禁止砍伐森林的民风传统，使盐区周围的林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样保护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文明生态观在石羊多元文化并存的作用下一以贯之。石羊盐井多元文化并存中始终贯穿着的合理利用、保护自然资源的生态文明理念，在当今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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