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静 侯小富
（兰州大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兰州 730000）
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中华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参与、创建和维护了中华民族的主要结构，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活动，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厦，中华各民族的活动维护了中华民族内部结构的完整。”[1]中华民族的基本结构包含密切联系又彼此支撑的四个方面，即“基础性稳定性结构、多元性多样性结构、同质性一体性结构、自调性自保性结构”[1]。中华民族的基本结构是各民族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共同建立和完善的，同时，这个基本结构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主要推动力[1]，展现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稳定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特点。本文就中华民族“基础性稳定性结构”发生、发展的语境及其内在逻辑进行分析，以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长期互动交融、共同创造的产物。各民族中，汉族因“人口最多、分布地区最广、主要活动地区最富裕，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最高，与各民族联系最多、最密切”等优势，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起着“凝聚核心”“基础”和“稳定”的作用；
这种情况，“说到底还是要归结于古代各民族的活动，是中国各民族的活动共创了汉族，决定了汉族的这种地位和作用。”[1]因此，中华民族的基础性稳定性结构指是各民族在共创中华的过程中，共同团结在凝聚核心——作为多民族交融产物的汉族周围，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维护中华民族，共同实现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的稳态延续。中华民族的基础性稳定性结构，一方面指中华民族有深厚的形成基础和历史渊源，且在形成之初，就是各民族共同活动的结果；
另一方面，则是指中华民族在发展中一直都保留着独特且稳定的部分，使中华民族从形成到发展壮大，都拥有持续的凝聚力、自信力、发展力，保证了从漫长岁月中走来的中华民族向光明未来稳步前进。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共同书写而成的，具有鲜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2]。“在距今5000年前的世界各地，在一些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地方，逐渐出现古城、古国，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3](P145)。延续5000多年的文明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得以持续生长壮大的深厚沃土。这既是中华民族基础性稳定性结构持续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不断充实与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基础性稳定性结构。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许多部落与部落联盟就已经出现在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他们以不同文化体的形态出现在历史舞台，彼此相异却又互相影响。女娲、伏羲等为代表的早期先民，炎黄、蚩尤的历史传说，都反映着古代中国各部落社会在向外发展过程中频繁的交流、碰撞、融合的历史过程，体现着华夏先民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尧、舜、禹时期各部族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不同部落组成的族邦联盟，为后世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现有的考古资料也表明，起源于山东的龙山文化，与黄河中游地区的陕西、河南的龙山文化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
位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夏商时期，汉族的雏形——“华夏”基本形成，其人口数量在当时各民族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呈现出明显优势，逐步奠定起在中华民族先民人口结构中的基础性稳定性地位。夏商时期的朱开沟、岳石、马桥、三星堆等早期青铜文化遗址，都描述了当时的中原夏商文化与周边方国在文化上交往交流的繁荣图景[4]。此时的“华夏”与周边各民族在持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建立起密切联系，从族体到文化上都在不断相互吸收、交融，至汉代最终形成汉族，奠定并不断巩固着中华民族的基础性稳定性结构。
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上古时期发生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一直较完整地延续着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传统。虽然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也曾多次面临断流危机，但最终都得以稳定过渡，保证了文明的延续并以更强大的姿态向前奔涌，而这也正得益于中华民族基础性稳定性结构的作用。在这当中，源自夏朝，并由商周继承的以礼制、典章为核心的华夏文明，对周边各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推动着后世“大一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西周末年至春秋中期，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曾受戎、狄等部落和楚等后起文明的竞争压力，这些竞争的结果，则均以周边民族与华夏交融、华夏文明的实力再次壮大、基础性稳定性结构进一步增强而告终。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无论是自十六国至北朝的割据政权，还是统一西夏、宋、金之后的元朝政权，又或是取明朝而代之的清政权，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仍在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延续着中华文明的传统，主动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在此过程中，曾活跃一时的很多民族，其很大一部分人口也都融入汉族，使得汉族凝聚核心与基础稳定的作用不断增强。这些历史进程均与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性以及各民族对中华文明这一核心的高度认同密切相关，促使各民族共同维护、发展着中华民族基础性稳定性结构。
鸦片战争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从列强环伺到日军侵华，亡国灭种危机在百余年间不断考验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中华儿女高举中华文明的大旗，团结一致、共御外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地经受住了重重考验。在近、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完成了从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社会制度转变，实现了由旧社会向新时代的社会面貌转变，最重要的是在确定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后不断共同团结奋斗，推动中华文明在“维持基本核心传统”[5]的基础上，实现更加繁荣的共同发展。
中华民族因其基础性稳定性结构得以保持文明史的延续，与之相伴的是中华文化中语言文字和史学的持续发展。这两者的连续性，既是中华民族基础性稳定性结构的体现，也是其有力保障。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语言文字，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又在共同的使用过程中共同凝聚着中华语言文字的语义场和心理场。许多语言文字当中，自秦始皇“书同文”逐渐发展至今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发展过程从未中断，从甲骨文到金文，从金文到篆字，从篆书到隶书，从隶书到楷书，从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整体发展过程有着清晰而完整的脉络[6]。秦代走向统一的文字，缩小了春秋战国以来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后世又伴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得以推广，逐渐成为至今仍被不同民族共同广泛使用的文字，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的重要纽带之一，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基础性稳定性结构。
以语言文字为基础，丰富的史籍、发达的史学是中华文明的另一大特色，尤以时代早、延续性强以及丰富浩瀚而著称于世。从《史记》开始，华夏周边的众多民族与国度被系统地纳入纪传体史书当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也被系统记录。少数民族建立的各政权，也都系统地接受了传统的中华史学思想，将本朝接续于历代正统政权的序列之中，这些朝代的官方与私家的史学活动持续不断，历史教育和历史认知遵从五帝、三代以来的体系，阅读、研习《尚书》 《春秋》及一系列“正史”[7]。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体现着各民族在共创中华过程中所创造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其中既强调作为共同价值观的“天下观”，同时也尊重地区差异和民族差异，在这种差异性和共同性的统一之中，构筑起中华民族的基础性稳定性结构。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8]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长存不衰，随着中华文明的不断延续，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得以形成和发展，保证了中华民族的稳定性。一段完整延续的文明史，是中华民族前行的文明底蕴，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基础性稳定性结构，使中华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5000多年而未曾中断的文明史，是中华民族基础性稳定性结构的重要体现。维系中华民族基础性稳定性结构的许多因素中，各民族以“大一统”传统为最高原则并自觉维系，从政治传统的角度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各民族共同的维护下不断被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虽有割据和分裂时期，但对中华民族历史起主导作用的是大一统局面，这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基础结构和脊梁”[9]。
在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传统中，既包括保持数千年的民族共存、共同发展的传统，也包括民族文化间各具特色又共生共荣、相互交融的一体性；
既有具备延续性的政治机构、体制、法律等传统，又有基本的社会特征、社会结构和社会内容的传统；
既有对外政策的延续性传统，又有对内传承不断的民族政策传统；
既有重视血缘、家族、亲情的价值观的传统，又有以追求大一统为最高原则的传统；
各民族在这些传统下，虽经历分裂，但又在不断的统一之后愈益扩大和巩固的传统；
等等[10](P125)。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主流向来是统一，分裂始终不得人心[11](P26)。
“大一统”作为一种思想、制度和文化理念，被秦汉以来的朝代作为稳固政权、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与制度，更是中华民族坚定不移的最高价值目标，被各民族一以贯之地实践着。秦朝首次在国家层面上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治模式，并延续了2000多年。西汉时期，“大一统”思想成为传统儒学的内核，并以之为基础逐渐发展成为新儒学，被古代统治阶层奉为规范。在魏晋南北朝这样分裂与动荡的时期，也在发生着民族互动与融合，“大一统”在混乱的表象下继续发展。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崇尚儒学，从婚姻、语言、礼制等方面改革鲜卑旧俗，进行大规模文化吸收，以“南伐萧齐”表明其承继“大一统”的理念和决心。隋唐时各民族来往更加密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更为紧密，民族互动更加频繁深入，促使古代中国的“大一统”出现了全新局面。晚唐之后，王朝政治再次陷入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但不可否认，“大一统”仍然是社会精英的政治理想，更是各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
元朝再次实现中国疆域之内的“大一统”，破除了“贵夏贱夷”，让“中原和周邻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构成等多个方面，产生了长达百年的独一无二的大融合，促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传统结构和狭隘观念上的改变”[12](P120)。明清之际，统一多民族中国、“大一统”政治格局的进一步巩固，中华民族也随之进一步发展[13]。清朝奠定了中国的疆域版图，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共存的基本格局，明确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推动着中国作为近现代意义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实现了更高程度的大一统。
近代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在内外交困中遭受严重冲击，但“大一统”依然以文化基因与集体共识的方式为中华民族提供自救力量，在救国存亡之际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中国在两千年或更多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延续不断的概念明确的国家，在这一点上世上其他任何国家地区都无法与之匹敌。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称作中华帝国的统一王朝时起，就一直存在着适用于治理统一中国的特殊政府形式。这个政府始终坚持一种理念，坚持全体中国人民只能有一个合法的政府，即便没有达成它也不放弃这一理念。”[14](P60)
无论任何民族隔阂，都是“大一统”之负荷者[15](P2)。即便在魏晋南北朝、五代宋辽金西夏两段分裂时期，中华民族也从未放弃统一，“大一统”理念在少数民族政治精英心中深深扎根。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多数都选择在汉族士人的协助下，以“大一统”思想为政治理念，将建立统一的王朝作为自身的政治理想。十六国时期的民族政权首领，如刘渊（匈奴）、苻坚（氐）、慕容垂（鲜卑） 等，都以“中国皇帝”而自居，一心希望实现“治天下”的抱负[16](P2649)。前秦苻坚历经20多年结束北方战乱，但仍因未能征服东晋实现统一而抱憾， 《晋书》 记载了苻坚的愿望：“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17](P2914)每段“分裂”时期仍在孕育着“一统”，造就了更强烈的统一意识和更强大的统一政权，使中华民族具备了稳定长久的“统一性”。
在各民族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传统得以发展和积淀，逐渐成为各民族政治生活的共识与基本原则。秦朝之后的各代政权，大多继承前朝的政权管理机构、政治体制、官员制度等，都维护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核心政治文化。在继承和发展“大一统”政治文化传统中，各民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0](P125)。“大一统”体制从政治层面保障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基本稳定，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政治依托，推动着中国疆域的拓展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成为中华民族基础性稳定性结构的制度保障。
中华文化在各民族文化的多元融汇中繁荣生长，“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18](P252)，各民族共创的中华文化反映了中华文明在多元融会基础上的总体走向。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深层次、最主要的内在纽带”[1]，保证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持续发展。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在显性层面的多元性特征，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而隐性层面则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一体性特征的主要基础和内涵。正因如此，各民族在不断交流、融会、继承中共同发展起来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基础性稳定性结构的认同内核。
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既体现于中华民族的各个发展阶段，同时在各个阶段发挥着强化中华民族基础性稳定性结构的作用。在起源与孕育阶段，新石器文化和早期青铜文化区系类型体系的复杂性和发展不平衡性，表明中原文化不是中华文化的唯一来源，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模式是多元一体的。考古研究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我国就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区[19]，不同文化类型接触之后，相互碰撞、分化、交融，表现出一体性的特征。最晚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以夏商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地区便成为凝聚周边文化的核心，像滚雪球般不断向外扩展传播并吸收融合，最终形成以中原文化为凝聚核心的文化体系，为秦始皇在政治上达成国家统一奠定了文化根基[4]，也构成了多元的中华文化走向一体的基础。
鸦片战争前，各民族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自在发展阶段中作出了贡献，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各民族在经济、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无不体现出我国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活动过程中，相互影响、彼此借鉴、共同进步，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不同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借鉴吸收的文化互融局面。如7世纪，唐朝和吐蕃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互动，促进青藏高原文化系统与中原文化系统的交往交流交融。白居易诗云“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20](P82)，描述的就是吐蕃的“赭面”与“椎髻”的装扮传入京城，为唐代的长安妇女们所喜尚仿效；
中原文化也在吐蕃流行传播，据《西藏王臣记》记载，“文成公主从内地招来众多能工巧匠，修建热莫切神殿”[21](P29)，该神殿的建筑风格便糅合了中原风格。
作为内在精神力量，文化自觉是实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基础，一直蕴含在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民族精神之中，促使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从自在阶段到自觉阶段的转变。在自觉阶段，我们一方面仍然能够感受到各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礼俗，这是中华文化在历史演变中的积淀；
另一方面则是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进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为社会各界所重视，中华民族基础性稳定性结构的文化认同内核更加牢固。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继承和创新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作为认同内核的中华民族文化夯实了中华民族的基础性稳定性结构，使中华民族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下和文化多样化的挑战冲击下，得以保持文化生命力与发展稳定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精神动力。
兼容并蓄是中华文化的又一鲜明特点，各民族在文化、经济、精神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巩固着中华民族的基础性稳定性结构。儒家文化以世俗伦理道德为特征，偏重文治、注重道德，具有明显的包容性、温和性和实用主义色彩。故而各民族政权对儒家文化产生认同，自觉接受并推崇儒家思想，促使各民族“加强了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吸收、相互交流和共存”[1]，共同创造并维护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儒家文化固然相对系统完备，却也表现出拘谨、世故、迟暮的文化性格，以至于缺乏活力。每当儒家文化过于“迟暮”之时，周边各民族的文化便为儒家文化带来新气息，壮大儒家文化的实力和凝聚力，共同推动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向前发展。
以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为前提，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互相认同、互补互嵌、兼收并蓄，造就了各民族在历史舞台上“你来我去，我去你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也造就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为中华民族的稳态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条件和心理条件。
中华各民族在共同的历史命运和共创中华的实践中，加深了彼此在心理上割舍不断的内在联系[22](P10)，形成了以尊重包容、互补互惠、互纳共享为突出特点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了各民族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认同。在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增强，对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各民族在心理结构上的尊重、包容、共享、互纳，能够在更深的层次上维护和滋养中华民族的基础性稳定性结构。
“交往是发生在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一种普遍的人类心理与行为，是一种有着内在联系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序列”[23](P53)。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的接触交往中，互相尊重包容、增进了解，进一步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以我们在新疆吐鲁番的调研为例，当地的汉族和维吾尔族各自拥有不同习俗，而在节庆中却互相参与问候，体现了二者互相尊重包容的交往心理。每年农历新年，维吾尔族携带自制的馓子、烤馕等特色点心，上门对汉族友邻表示祝福；
每逢古尔邦节、肉孜节等节日，维吾尔族也会邀请汉族共度佳节。这样的交往过程使双方实现了物质交换和情感交换，为彼此带来赞同和尊重[24](P169)。节日为表达民族情感提供了场域，双方对彼此节日、习俗、文化的认可和尊重，促进了双方的友好交往。各民族之间的良性互动所催生的积极情感体验能够更好地推进民族交流交融，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巩固中华民族的基础性稳定性结构。
各民族因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交往交流，反映了互补互惠的交往心理。民族经济交往以各民族经济类型的互补性为前提，互通有无，在资源的互换中互利共赢。“我国内地多茶少马，北方及西北地区多马无茶，故而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贸易形式。”[25](P98)伴随着茶马贸易的开展，不同民族之间开展了深度交往交流。现代高度发展的地区贸易与物流体系，进一步便利了各民族间的经济交流。以甘南藏族和回族的经济交流为例。当地藏族畜养牲畜，生产牛羊肉、奶制品等畜产品，满足日常所需后的富余则由回族进行买卖流通，后者在经济贸易中充当了牛羊屠宰及买卖的商业角色；
半农半牧区的藏族还通过农产品的交换以补生活所需。各民族互通有无，实现资源交换。前文提及的新疆吐鲁番地区农户，汉族多种植西红柿、辣椒等蔬菜，维吾尔族主要种植葡萄、小麦、高粱等作物，汉族会将部分蔬菜低价出售或赠送给当地维吾尔族，而维吾尔族则会将葡萄等水果回赠汉族农户。在吐鲁番推广大棚蔬菜种植过程中，擅长种植葡萄的维吾尔族向汉族学习如何种植蔬菜。双方在生产劳动中民心相通，相互学习，互惠互利，共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夯实民族团结心理的物质基础，巩固着中华民族的基础性稳定性结构。
民族交往与民族交流是民族交融的前提，是在长期的交往交流过程中实现文化上的共享、心理上的接纳。以风俗习俗为例，风俗习惯是民族心理的重要外在标志，习俗交融是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结果，也是文化共享的体现。我国西北部广泛传唱的“花儿”主要由甘、青、宁三地的汉、藏、回、保安、东乡、裕固、撒拉、土、蒙古等民族共创共享[26]，被西北广大民众称为“心上的话”。“花儿”产生和发展于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社会背景下，伴随各民族接触互动日渐频繁，“花儿”也受到各民族的特色民歌、民族语言、特色习俗等元素影响，成为拥有多个民族特色的用汉语方言共同传唱的民间歌曲。“花儿会”也成为他们共同庆祝的节日，在共同参与庆祝活动的过程中，相应的民族再次增进了解，拉近心理距离。“民族交融不仅是结果，也是一种过程”[27]，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作出的选择，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一种基于文化共享和心理接纳的“无意识间”的“从心从俗”的选择，表明了民族间认同感和同理心的增强。各民族在不同层面的交融增进民族认同，强化民族团结心理，从心理层面使中华民族基础性稳定性结构不断得以巩固。
“多元”兼容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文化根源动力，“一体”则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潮流与各族人民共同的心理共识[28]。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心理层面的共通互纳，加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心理自觉”，增进彼此认同，体现了各民族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从更深层次上巩固和滋养着中华民族的基础性稳定性结构。
生息繁衍于中华大地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这一稳定的命运共同体，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结构。中华民族的基本结构，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与变化，但其内部主要形态保持着基础性稳定性结构。这种基础性稳定性结构，体现于历史上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体现在各民族共同推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壮大，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稳态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基础性稳定性结构因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传统、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共同心理而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中华民族的基础性稳定性结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由文明体延续、政治、文化、心理四个部分层层交织与组合而成的一个完整结构，它的存在使中华民族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纽带变得更加牢固。这种结构是前人留下的丰厚遗产，也是当前我国在面临世界大变局中的巨大发展优势，为各民族在新时代继续开展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文化和心理基础，也奠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与现实根基。
在延绵数千年的历史互动中，中华民族的基础性稳定性结构持续推动各民族政治上追求统一、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了有利条件。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要从基础性稳定性结构出发，遵循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脉络，坚定维护祖国统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民族团结，注重文化引领，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促进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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