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发来一条微信，告知他受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先生委托，特向我提问，并转来易中天先生微信原文：“这个截图（即易中天先生发给马勇先生的书影）是陈澄之的小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又名《慈禧西幸记》）中的一个段子。在韩晗（深圳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文化产业研究院副研究员）发表于2015年第三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文章《身体政治与政治身体——以‘义和团运动前后科学思潮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为中心》的注释里查到的。另外韩文注释中所引的这个段子说是徐桐批注在地理书上的。”
我当时答复马勇先生，这篇文章是2014年我在美国工作时完成的，当时正好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庙岭分校亚洲学系的电子资料室里看到了这份史料。易中天先生所言的“段子”，系拙文中的一个注释，称徐桐（1819—1900）“甚至在地理书上批阅‘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至于这本“地理书”具体是“哪本地理书”，当时我还真没来得及作进一步的考据。
在马勇先生的引荐下，我有幸得以与易中天先生相识。就上述问题，我在微信中如是回复易中天先生：“关于徐桐之语，我最早亦是看到陈澄之的《慈禧西幸记》，因此文在美国留学时完成，当时专门在系里的电子库里查了一下资料，记得有民国文人提出因徐桐在某地理图册上的批注，所以此说得以传开，但语焉不详。”并进一步认为：“此说有一定合理性，也符合徐桐的个性（还有流行的‘奏折说，但我查阅过徐桐的奏折，以我所见，并无此语，此语气亦不符合臣下之言），所以采纳了‘批注说，但至于具体是哪本地理书、这本书是如何流传出去的，目前我也没有考证出来。”
易中天先生随即在回复中指出，“至少这话像徐桐的语气”，同时也鼓励我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深入，希望能够写成一篇文章。
一
要谈论这个话题，首先要探讨一个问题：徐桐妄言现代地理常识之举的可能性有多大？
陈澄之的《慈禧西幸记》初版于1948年，但早在此书出版之前，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也举了一个与之同源的例子：“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氏出现了。他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
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些国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主张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他又是一九○○年的有名的义和团的幕后的发动者，也是指挥者。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也自杀了。”
当然鲁迅没有谈到徐桐“读地理书”这个场景。但起码可以说明一点，那就是徐桐对于现代地理知识是持鄙夷态度的，鲁迅此文完成时，《慈禧西幸记》尚未出版，可见鲁迅与陈澄之阅读到了同一份史料，此事并非陈澄之一人所言之孤证。
我之所以认为徐桐妄议现代地理常识之举发生的可能性不小，除了上述两个文献例证之外，还与徐桐的个人经历及其观念有关。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编的《简明中国近代史词典》中，如是介绍徐桐：
徐桐（1819—1900），清末封建頑固派代表人物之一。字豫如，号荫轩。汉军正蓝旗人。道光进士。历仕道、咸、同、光四朝，历任礼、吏部尚书，历充乡、会试正考官，阅卷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并授体仁阁大学士。崇尚宋儒之学，顽固守旧，反对维新变法。1888年阅康有为试卷，极恶之，谓：“如此狂生，不可中！”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高涨，声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6月，光绪帝采纳维新派建议，诏定国是，宣布变法，他斥之曰：“多行不义，必自毙。”1900年初，支持慈禧太后立溥儁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以废光绪帝，遂被命为溥儁师傅。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主张借助义和团排外，支持慈禧太后对外宣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自缢死。
在正史当中，徐桐是一个极度保守、反改良、仇视西学的封建顽固派官僚形象，像徐桐这样的人物，在晚清官场绝非个案，而是一个壁垒森严的既得利益群体，被后世称之为保守派或顽固派。他们对于包括“西学”在内的人类先进科学文化的敌视，成了当时中国近代化发展的重要阻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与徐桐同时代的还有一群人——当中包括被徐桐在科场上排挤的康有为在内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也是当时中国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这群人热衷于译介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期盼中国走上一条“明治维新式”的由变而富之路。当中既有改良派、洋务派、维新派官员，也有新式士大夫，以及受过一定教育的新兴市民阶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他们主动翻译西书，引介新学，为人类先进技术、知识与文化的跨国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当中又以地理学知识为重。
地理学之所以重要，是在于现代地理学的确立是以“地理大发现”为起始的，这是人类认识现代世界的开始。传播入华的现代地理知识打破了“天朝上国”这一观念，瓦解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的帝国中心观，成了中国人真正了解世界的知识基础，帮助中国人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这也应是徐桐发出怨愤之语的一个主要原因。
显而易见的是，徐桐之流绝无可能去主动翻阅这些新学著述特别是地理学新著译著。尽管当时不少现代地理学著述在国内得到了传播，但与同时代国内的其他出版物相比，仍算是少数。若非真对西学有兴趣或有真正的工作需要，徐桐几乎没有任何动机主动去找来那些著述且阅读。而且，在目前所见的晚清士大夫阅读史当中，我未曾见到过保守派人士有阅读且评阅新学著述的更多历史记载。
当然，这也并非意味着保守派完全不了解西学。从动机上讲，当时洋务运动已经开展了三四十年，即使不理解、不支持西学，但作为官员，不太可能不支持洋务运动这一“政治正确”之顶层设计，而且徐桐家族在晚清三代为官，他也不可能完全接触不到现代科学常识，譬如其子徐承煜虽然也为守旧派官员，但生活洋化，甚至还抽雪茄，种种举动一度使徐氏父子之间产生隔阂。但与此同时，徐氏父子非但未绝交，且为同朝为官的保守派，爷俩在政治上同声相求，沆瀣一气，最后前后死于非命。
因此，徐桐所接触到的西学知识，既可能是自己在从政时偶然接触到的一些资料，其人曾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与上书房总师傅，确实也会得到一些传播现代知识的书刊，当然也不排除或是从其子处偶然获得的一些知识。但可以基本确定的是，徐桐不是为了弥补知识空缺而去主动阅读这些资料，而很大可能是一次偶然“碰”之的阅读之举。
既然是偶然，那他最有可能“碰”到哪本地理书呢？
二
要判断徐桐具体“碰”到哪本书，首先要从徐桐的生活时代来看，他最可能“碰”到的是哪个时期的地理书。
关于晚清现代地理学的在华传播有两位学者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一位是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另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郭双林教授，他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都曾有非常重要且具原创性的学术成果问世。本节如下诸多阐释以邹、郭两位先生的研究论述为基础。
在郭双林看来，晚清现代地理学是一门显学，其发展主要经过四个阶段：一是嘉、道之际，此时传统地理学出现了一些轻微的现代性转向；
二是道、咸年间，“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如王韬、魏源等人开始有了相关撰述；
三是同、光年间的洋务运动与边患，导致了现代地理学的迅速发展，大批地理学著述在中国广泛传播，很快形成了一个地理学译介的小高峰；
四是光、宣年间因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海外交往频繁，现代地理学不但成为显学，而且成为经世致用的实学，因此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徐桐虽然在道、咸、同、光四朝为官，于1900年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而自缢身亡。但他至少不太可能接触到光、宣年间的地理学著述，因为光、宣年间的地理学论述主要是1900年庚子国变之后翻译的成果。那么他最可能接触到的书应当是前三个阶段的著述。如果再细化来谈，在前三个阶段中的现代地理学论述，主要包括如下三个部分：
一是当时中国使臣出使欧西、日本等完成的游记，如张德彝的《航海述奇》、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薛福成的《续瀛环志略》等。这些书的作者多为官僚，有的甚至是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的亲信甚至亲属（如曾纪泽、李经方等），其著述与活动在当时影响颇大。徐桐当然有可能因为当时文人唱酬获得过一些书册，但作为谙熟官场之道的老政客，在洋务派官员仍较有势力的时期，徐桐究竟有多大勇气去非议他们的著述，很难说。
而且，出使日记有一个特征，就是基本上记叙自己所派驻一国或者最多两国的历史，或者是自己出使多国的回忆录。据目前所见而言，并没有哪个使臣写过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出使日记。如驻西班牙公使陈兰彬（首任公使，1875年到任）、继任者张荫桓等只出使过西班牙而未曾到过葡萄牙。毕竟清政府开始重视与葡萄牙的外交关系是相当晚近的时期，派遣驻西班牙、巴西外交官刘式训担任驻葡萄牙首任公使时，已是1905年之事。而驻葡、西两国公使首次“一肩挑”则是清王朝覆灭之后北洋政府时期派任胡惟德（兼任驻法公使），因此在出使日记当中，将葡萄牙与西班牙同时记录的可能性可谓微乎其微。因此，徐桐能够在某一本使臣日记里既读到西班牙，同时还读到葡萄牙的可能性极小。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晚清关于葡萄牙、西班牙的译法尚不统一，即使某本书提到了葡、西两国，也很难同时出现“西班牙”与“葡萄牙”这六个字，这将在后文再详叙。
二是一批传教士、新式知识分子、新式学堂译介的西方地理学论述。这些著述多半是功能性读物，即用于水师学堂、路矿学堂等学校的教材，或传教士基于传教的目的传播现代地理学的传教用书，再或是一些洋行职员、水手、使臣旅行时的工具书。邹振环将其划分为“地理学通论与教科书”“地球与地文学”“气象与气候学”“交通与旅游地理学”等，这类图书可读性并不强，当中许多还有图表、地图等。徐桐终其一生未曾涉足过洋务，只是在内廷从事案牍工作，在其厌恶西学，且既非工作需要也非个人兴趣，更无相应的知识基础的前提下能够“碰”到这些书的概率，可以说也几乎为零。
三是早年“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活跃于嘉、道、咸三朝，其著述并不多，但存世者皆影响巨大。当中主要以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为主且影响最大，号称“启蒙三书”。
魏源、徐继畬两位先后逝世于1857年与1873年，他们的著述均为“二手”的西方地理学知识，即由自己撰述来自西方译介的地理学常识，包括西方诸国的介绍与相关知识。这两部书在晚清可以说影响极为广泛，成为晚清新学的熟典之一。综合相关概率，徐桐偶然“碰”的这本书极有可能是《海国图志》或《瀛环志略》。
而且，以徐桐对待相关知识的狂傲态度来看，为此二书的可能性也很大。因为魏源以五品官致仕，而徐继畬虽然以二品官致仕，但在晚清官场属于清流，并不是如李鸿章、曾国藩等位极人臣的政坛领袖人物，更何况魏、徐两位不但早已不在朝，甚至已经不在世，即使徐桐在其著述上进行狂傲放肆的旁批，也根本不必担心会承担什么样的不确定的风险。
而且，徐桐是有清一代唯一一位既没有军功，也不参与洋务，亦未在地方上任职而被授予“三眼花翎”的官员，着实是一个特例。放眼望去，清代被赏赐“三眼花翎”者只有七位。而咸丰之后，仅有洋务派领袖李鸿章与徐桐两位得此殊荣。以徐桐对清王朝的实际贡献，是决不配与李鸿章相提并论的。然而作为一介书生，在洋务派曾一度如日中天的时代还能得此无上荣耀，显然是其懂得揣摩上意、深谙官场原则并善于周旋各方之间的结果。终其一生，徐桐并未与洋务派官员发生过正面冲突，长期被官场同僚视作“文人”，其人显然是一个谨慎、保守甚至有些迂腐的官员形象，故而在日常为人处世上，更不会冒不必要的政治风险了。
由此不难看出，徐桐“碰”到阅读且批注过的地理书一可能是《海国图志》，二可能是《瀛环志略》，那究竟应当是哪一本呢？
三
至于具体到哪一本，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是哪本书里同时提到过西班牙与葡萄牙。
葡萄牙古称大西洋国，明朝人称之为佛朗机，利马窦将其译为波尔杜葛尔。徐继畬任福建巡抚时编撰《瀛环志略》一书，延聘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1804—1846）担任翻译，但雅氏最早在厦门生活，因此熟悉的是闽南语，他按照闽南语发音将Portugal译成“葡萄牙”，这是“葡萄牙”这一译法之最初来由。
而《瀛环志略》一书也是“西班牙”一词的首译之著，在明清时期，“西班牙”曾译作倚西把尼国、日斯巴尼亚国（Hispania，即罗马帝国时的行省名）、是班牙、实班牙、斯扁亚、士便、大吕宋等，徐继畬参考雅裨理对西班牙文名“Espana”之译音，统一翻译为西班牙，因为用闽南语来读“西班牙”三个字，和“Espana”极其相似，此为“西班牙”译名之最初来由。
在《瀛环志略》凡例中，徐继畬表示：“一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一人译之而前后或异……西班牙當作以西把尼亚，葡萄牙当作波尔都噶亚，然一经更改，阅者猝不知为何国。”可见，道、咸时期的中国人，对于西班牙、葡萄牙的认知还处于非常粗浅的程度，甚至这两个国家的汉译名都未完全统一。徐桐称“牙而成国”，可见此著中译名中明确用的是西班牙、葡萄牙二译名，这二译名为《瀛环志略》所首纳。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瀛环志略》出版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西班牙之译法仍未被视作通例，西班牙长期被称为“日斯巴尼亚”。如刘坤一曾称“日斯巴尼亚国既有调拨兵船来台之信”，陈兰彬亦称自己“光绪五年（1879）十月二十七日，臣在日斯巴尼亚国都城”，甚至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时，《点石斋画报》还以“日斯巴尼亚国”指代西班牙，可见在当时西班牙的译法尚未规范。而且，从成书的时间来看，《瀛环志略》要晚于《海国图志》。
综上所述，徐桐读到并批注的现代地理学著述，很可能是徐继畬的《瀛环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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