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磊 张懿文 张瑞琛
[摘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利于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基于此，选取2007—2021年民营企业的数据，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出发，考察国有股东参股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股东参股有助于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对于高融资约束程度和低创新意愿的企业，国有股东参股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效应更强；
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股东参股对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效应更明显，以及不存在最优的国有股东参股比例。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分配制度、推进共同富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股东参股；
劳动收入份额；
融资约束；
创新意愿
一、 引言
劳动收入份额，即劳动要素报酬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反映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和资本的分配关系，分配过程中劳动收入所占比例越高，说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得的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均等、公平[1]。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然而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却呈现下降态势，虽然近年来有所回升，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总体的劳动收入份额仍处于较低水平[2]。进入新时期，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劳动收入份额如何变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国政府也高度关注劳动收入份额的分配，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3]，在之后的政府报告和政策制定中也多次强调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了完善分配制度的重要性，强调要以“两个提高”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4]。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让人们平等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成为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关心的问题。
鉴于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从宏观角度来看，经济结构[5]、经济波动[6]、技术进步偏向和政府税收[7]等都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从微观角度来看，已有文献从会计信息可比性[8]、企业金融化[9]以及党组织参与治理[10]等多个角度探索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少有研究关注国有股东参股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民营企业在体制、机制方面更为灵活。而国有股东则在资本实力、品牌号召力、突破障碍等方面更有优势，因此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引入国有股东能够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特别是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防范系统性风险加上国际环境调整的大背景下，民营企业面临更为艰难的转型过程，因而不少民营企业积极引入国有股东。2013年，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1。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但多是国资企业引入民营资本。然而这些年，大批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掀起了“逆向混改”的高潮。与这种现象相一致，现有文献也大多关注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而对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企业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且鲜有研究其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在现有的关于国有股东参股对民营企业影响的研究中，研究结论也存在一定分歧。大多数文献肯定了国有股东持股对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国有股东参股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声誉保证，改善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使得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信贷资源以及一些其他的政策相关资源，即存在“资源效应”[11-12]；
另一方面，国有股东既追求经济利润，也关注政治和社会目标，国有股东的引入进一步完善了企业的监督机制，能够有效遏制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即存在“治理效应”[13-14]。也有部分研究表明，国有资本进入后的确能为企业带来一定的资源，但伴随而来的过度干预可能造成民营企业的生产率和盈利能力下降[15]。基于此，在国有股东参股后，民营企业可能有更多的资源用于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以及在国有股东的监督下积极承担对员工的责任，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但也有可能因为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下降而刺激企业进一步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国有股东参股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第一：丰富国有股东参股的经济后果研究。国有股东参股的研究涉及企业战略风险承担[16]、金融风险防范[17]以及企业违规[14]等多个方面，本文则将国有股东参股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层面。第二，拓展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文献已经从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特征等不同角度研究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但鲜有从股权结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本文从国有股东参股视角出发，进一步探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第三，对于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背景下，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已成为现实生活中非常普遍的现象。本文的研究表明，国有股东参股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助于增强民营企业的混改热情，从而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
此外，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有助于让员工更加平等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助力共同富裕的早日实现。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国有股东参股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企业伦理理论认为，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应当重视人性，不损害其他社会公众的利益，积极采取对社会有益的行为[18]。我国国有企业作为国有經济的组织，承担了超越一般企业的责任，既追求经济利润，也承担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在扩大就业、维护稳定、提供公共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国企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履行社会责任是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属性[19]。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较为功利的，通常是为了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或提高企业声誉，且大多数民营企业并不注重履行社会责任[20]。因此，民营企业很难靠自身实现根本性转变，提高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但当国有股东进入民营企业后，国有股东天生的“社会主义”本质会引导民营企业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共同为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力量。而且，国有企业注重承担政治责任，当前，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因而当国有股东进入民营企业后，会更加关注员工的收入分配问题。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国有股东参股有利于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2. 国有股东参股对于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民营企业一般以中小企业为主，资产规模有限，可用抵押品较少，大大制约了其获取信贷资金的能力。因而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通常会采用内源性融资，减少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或减少劳动者雇佣[21]。也就是说，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更可能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依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于企业拥有的独特资源，国有股东参股，使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来自政府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有利于大大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13]。国有股东参股为民营企业增加了“政府背书”，提高了企业的声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信贷歧视，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12]。与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企业相比，高融资约束企业通过引入国有股东可以缓解融资约束程度，其通过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来缓解资金压力的动机随之降低。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国有股东参股对于高融资约束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更显著。
3. 国有股东参股对于不同创新意愿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理论上，国有股东参股具有“掠夺之手”和“扶持之手”两种效应[22]，从而在国有股东参股的过程中，既有可能提升企业创新意愿，也有可能抑制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一方面，国有股东参股存在抑制企业创新意愿的可能性。创新本身就伴随着风险，而国有股东具有明显的厌恶风险的特征，求稳思想严重。特别在考核、任期、激励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国有股东往往存在不想创新和不敢创新的两种倾向[23]。加上国有资本经常需要承担政治目标，一定程度上会挤占企业的创新意愿[22]。另一方面，国有股东持股有助于为企业带来资源效应，提升企业创新意愿。创新活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而民营企业本身资金实力较弱，在信贷方面又面临诸多隐形壁垒，即使能获得贷款，交易成本也更高。而且即使有所创新，由于市场监管不到位、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原因，创新成果很容易被模仿。因此，民营企业的创新意愿普遍较低。国有股东通常并非短期的财务投资者，会十分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在入股民营企业后，“密切关系的绑定”会为企业带来潜在的资源支持[22]。在国有股东的助力下，混改企业得到了更多的资源支持，而且即使失败，也能得到来自国有股东的扶持，其创新意愿会大大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国有股东参股对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存在不同的预期，但从已有文献来看，大多认为国有股东参股能够提升企业的创新意愿[15]。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更好地利用劳动要素，促使技术进步转变为劳动偏向[24]，削弱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从而改善劳动收入份额[25]。因此，与高创新意愿的企业相比，低创新意愿企业在国有股东参股后，更能从获取的支持资源中受益。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国有股东参股对于低创新意愿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更显著。
三、 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21年沪深A股民营企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数据来自CSMAR數据库，股权性质的数据在该数据库的基础上通过公司年报、企查查、新浪财经网等途径追溯其终极控制人从而进行判断。进一步，本文对初始数据做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2）剔除ST、ST*等经营异常的上市公司，（3）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4）剔除了国有股东控股的企业（即民营股东控股，国有股东仅为参股）。最终，本文得到15616个企业-年度观测值。为了避免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作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
2. 变量定义
（1）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借鉴王雄元等[26]、施新政等[27]的做法，本文以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与营业总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2）国有股东参股
参考于瑶等[14]的研究，本文采用两个变量来衡量国有股东参股：一是前十大股东中所有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的比值，二是前十大股东中所有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前十大股东中所有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的比值。
（3）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文献，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成长能力、现金资产比率、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企业年龄、账面市值比、是否四大审计、是否两职合一。变量的具体说明见表1。
3. 模型设定
为考察国有股东参股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Sharei，t=β0+β1Soeovi，t（Soerei，t）+Controli，t+Firmi，t+Yeari，t+εi，t] （1）
其中，i代表公司个体，t代表年份，Sharei，t代表公司i在t年的国有股东参股，Soeovi，t（Soerei，t）代表公司i在t年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Control表示其他可能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控制变量，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此外，模型控制了公司和年份固定效应。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Share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营业总收入 国有股东参股 Soeov 前十大股东中所有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Soere 前十大股东中所有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前十大股东中所有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企业规模 Size 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总资产 盈利能力 Roa 净利润/资产总额平均值 成长能力 Growth （本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 现金资产比率 Cash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 股权集中度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独立董事比例 Idn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人数 企业年龄 Age Ln（观测年度-企业成立年份+1） 账面市值比 Bm 股东权益/公司价值 是否四大审计 Big4 如果公司由四大审计，赋值为1，否则为0 是否两职合一 Dual 如果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赋值为1，否则为0 ]
四、 实证结果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企业劳动收入份额（Share）的均值为0.1478，标准差为0.0996，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1268和0.5653，表明样本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差异较大，且一定程度上表明样本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低；
国有股东参股（Soeov & Soere）的均值分别为0.0267和0.0322，中位数皆为0.0000，最大值分别为0.3232和0.4775，与于瑶等[14]的数据较为一致。其余变量也均在合理范围内。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Share 15616 0.1478 0.0996 0.0149 0.1268 0.5653 Soeov 15616 0.0267 0.0591 0.0000 0.0000 0.3232 Soere 15616 0.0322 0.0790 0.0000 0.0000 0.4775 Size 15616 21.6877 0.9820 19.9401 21.5617 24.6861 Lev 15616 0.3461 0.1817 0.0424 0.3295 0.7987 Roa 15616 0.0493 0.0581 -0.2346 0.0504 0.1997 Growth 15616 0.3070 0.6281 -0.5456 0.1433 3.8268 Cash 15616 0.0473 0.0666 -0.1455 0.0470 0.2313 Top1 15616 0.3270 0.1344 0.0873 0.3103 0.6783 Idn 15616 0.3779 0.0518 0.3333 0.3636 0.5714 Age 15616 2.7555 0.3834 1.3863 2.8332 3.4340 Bm 15616 0.5778 0.2102 0.1308 0.5829 1.0450 Big4 15616 0.0233 0.1509 0.0000 0.0000 1.0000 Dual 15616 0.4088 0.4916 0.0000 0.0000 1.0000 ]
2. 基準回归结果
表3是国有股东参股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回归结果。列（1）和列（3）为未加入控制变量，采用企业-年份双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Soeov和Soere的系数皆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初步验证了国有股东参股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影响。列（2）和列（4）加入控制变量后，Soeov和Soere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国有股东参股确实有利于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假设1成立。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 （1） （2） （3） （4） Share Share Share Share Soeov 0.0473**
（2.35） 0.0433**
（2.24） Soere 0.0355**
（2.30） 0.0313**
（2.13） Size -0.0091***
（-3.03） -0.0090***
（-3.01） Lev -0.0438***
（-4.79） -0.0439***
（-4.80） Roa -0.2935***
（-17.21） -0.2935***
（-17.22） Growth 0.0003
（0.23） 0.0003
（0.23） Cash -0.0288***
（-2.88） -0.0288***
（-2.88） Top1 0.0001
（0.61） 0.0001
（0.60） Idn 0.0163
（0.76） 0.0163
（0.75） Age -0.0228*
（-1.86） -0.0228*
（-1.86） Bm -0.0119**
（-2.34） -0.0119**
（-2.34） Big4 0.0176*
（1.70） 0.0177*
（1.71） Dual -0.0009
（-0.46） -0.0009
（-0.46） 截距项 0.1009***
（25.51） 0.3650***
（5.92） 0.1009***
（25.50） 0.3643***
（5.91） Firm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5616 15616 15616 15616 R2 0.0847 0.1906 0.0846 0.1905 ]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同
3. 融资约束、国有股东参股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进一步考察国有股东参股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参考相关文献，本文采用SA指数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SA指数是常见的反映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指标，其绝对值越大，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本文根据SA指数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融资约束和低融资约束两组，高于（绝对值）中位数则为高融资约束组，否则为低融资约束组。分组回归的结果见表4。
依据表4的回归结果，Soeov和Soere的系数都仅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显著为正，且系数相对较大，表明对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公司，国有股东参股更有助于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源，从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支持了假设2。
表4 融资约束、国有股东参股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 （1） （2） （3） （4） 高融资约束 低融资约束 高融资约束 低融资约束 Soeov 0.0682**
（1.97） 0.0298
（1.44） Soere 0.0461*
（1.82） 0.0229
（1.4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0.4934***
（5.53） 0.2972***
（3.47） 0.4918***
（5.50） 0.2968***
（3.46） Firm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7808 7808 7808 7808 R2 0.2256 0.1888 0.2252 0.1888 系数差异检验 0.000*** 0.002*** ]
4. 创新意愿、国有股东参股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借鉴张建顺等[30]的做法，本文采用研发支出与企业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的创新意愿。具体地，以企业创新意愿的中位数为例，将样本区分为高创新意愿企业和低创新意愿企业。回归结果见表5。
依据表5的结果，只有低创新意愿企业的国有股东参股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明显高于高创新意愿企业国有股东参股的系数，表明对于低创新意愿的企业引入国有股权，更能够为企业提供创新所需的各种资源，降低企业创新的风险，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意愿，假设3成立。
表5 创新意愿、国有股东参股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 （1） （2） （3） （4） 高创新意愿 低创新意愿 高创新意愿 低创新意愿 Soeov 0.0216
（0.95） 0.0540*
（1.73） Soere 0.0162
（0.93） 0.0401*
（1.66） 控制變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0.4186***
（4.63） 0.3477***
（3.75） 0.4185***
（4.63） 0.3459***
（3.73） Firm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7808 7808 7808 7808 R2 0.2016 0.1818 0.2016 0.1817 组间系数检验 0.000*** 0.004*** ]
5. 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
（1）PSM方法
本文采用PSM方法对样本进行匹配后再回归。具体地，以企业是否引入国有股东为标准，将企业分为两组，引入国有股东的处理组，未引入的为对照组。以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进行1∶1最近邻匹配，再以匹配后的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6。国有股东参股两个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2）处理效应模型
为了缓解样本自选择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采用处理效应模型进行纠正。具体地，首先采用合适的工具变量对企业是否存在国有股东参股（Soredum）进行回归，计算逆米尔斯比率（Lambda），再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1）进行回归。在工具变量的选择方面，参考董小红等[11]的做法，本文采用相同省份国有股东参股的民营企业数量与民营企业数量的比值（IV）作为工具变量。表7报告了处理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列（1）IV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一个地区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企业数量与民营企业数量之比和国有股东是否参与民营企业显著正相关；
列（2）Lambda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确实存在自选择偏差问题；
Soredum的系数显著为正，在解决自选择偏差问题后研究结论没有发生显著改变。
表6 PSM方法
[ （1） （2） Share Share Soeov 0.0432**
（2.24） Soere 0.0312**
（2.1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0.3652***
（5.92） 0.3645***
（5.91） Firm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N 15610 15610 R2 0.1906 0.1905 ]
表7 处理效应模型
[ （1） （2） Soredum Share IV 0.8399***
（7.86） Lambda -0.0086**
（-2.45） Soredum 0.0150***
（2.7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2.3674***
（-6.00） 0.4009***
（6.26） Firm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N 15616 15616 R2 0.0794 0.1907 ]
注：括号内为z值
（3）替换关键变量
对于企业劳动收入分额，借鉴部分学者[8，28]的研究，本文采用（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应付职工薪酬期初余额）与营业总收入的比值（Share1）、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与（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固定资产折旧）的比值（Share2）进行稳健性检验。
对于国有股东参股，参考王彩萍等[17]的做法，采用前十大股东中所有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之和（Mixrate）来衡量国有股东参股。
从表8的回归结果来看，国有股东参股指标的系数都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研究结论具有可信度。
表8 替换关键变量
[ （1） （2） （3） （4） （5） Share1 Share1 Share2 Share2 Share Soeov 0.0399**
（2.13） 0.0444**
（2.39） Soere 0.0289**
（2.02） 0.0323**
（2.29） Mixrate 0.0548*
（1.8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0.3834***
（6.43） 0.3828***
（6.41） 0.4046***
（6.96） 0.4038***
（6.94） 0.3652***
（5.93） Firm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5616 15616 15616 15616 15616 R2 0.2024 0.2023 0.2153 0.2152 0.1901 ]
五、 进一步分析
1. 区分对高管和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借鉴王雄元等[26]的做法，本文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分为高管劳动收入份额和员工劳动收入份额。其中，高管收入份额=高管薪酬/营业总收入，员工劳动收入份额=（应付职工薪酬-高管薪酬）/营业总收入。从表9的回归结果来看，国有股东参股对高管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对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国有股东参股主要有利于让普通员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
表9 进一步分析：区分高管和普通员工
[ （1） （2） （3） （4） 高管 普通员工 高管 普通员工 Soeov 0.0002
（0.27） 0.0433**
（2.30） Soere 0.0001
（0.23） 0.0312**
（2.17） 控制變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0.0327***
（14.10） 0.3284***
（5.43） 0.0327***
（14.11） 0.3277***
（5.41） Firm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5616 15616 15616 15616 R2 0.1579 0.1965 0.1578 0.1964 ]
2. 是否存在最优国有股东参股比例的检验
前文的研究表明，国有股东参股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但是否国有股东参股比例越高，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也越高？即是否存在最优的国有股东参股比例？为了检验是否存在最优持股比例，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解释变量的二次项。从表10的回归结果来看，解释变量二次项的系数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不存在最优的国有股东参股比例。也就是说，当民营股东具有控股权（国有股东仅是参股）的情况下，国有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表10 进一步分析：是否存在最优国有股东参股比例的检验
[ （1） （2） Share Share Soeov 0.0621*
（1.90） Soeov*Soeov -0.0861
（-0.71） Soere 0.0631**
（2.37） Soere*Soere -0.0942
（-1.5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0.3664***
（5.93） 0.3667***
（5.95） Firm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N 15616 15616 R2 0.1906 0.1907 ]
六、 结论与启示
基于2007—2021年民营企业的数据，本文研究发现，引入国有股东有助于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这一关系在高融资约束程度和低创新意愿的公司更为明显；
进一步地，发现国有股东参股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而非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以及不存在最优的国有股东参股比例。本文从国有股东参股的视角，丰富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研究，为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如下启示：
第一，优化民营企业股权结构，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民营企业。国有股东在一定范围内能为企业带来资源优势，加强企业治理，提高企业的创新意愿。因此，要鼓励国有资本通过投资公司、运营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民营企业混改。国有资本参与民营企业混改，一方面可以优化国有资本的投资结构，在主要投资国有企业的同时，适当参与投资民营企业，有助于增强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与效益；
另一方面，国有资本的资金实力雄厚，通过“逆向混改”，能够有效放大国有资本的带动作用，提升民营企业的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国有资本在参与民营企业混改的过程中，要注重放大民企经营机制的优势，有效避免行政色彩浓厚、经营效率不高等问题。当前，国有资本投资民营企业时，在投资领域、投资金额等诸多方面都有严格限制，导致投资效率低下，适当放宽民营企业的投资限制，将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引导作用。
第二，差异化进行制度安排和政策实施，针对性解决民营企业的发展难题。国有股东参股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高融资约束程度和低创新意愿企业更能发挥国有股东参股的积极效应，因而国有资本可以针对性地入股民营企业，助力民营企业规范发展。一方面，国有资本可以在入股后，积极引导民营企业规范公司治理、产业发展，帮助民营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
另一方面，要看到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背后原因，融资约束等问题制约着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因此政府可以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例如，可以通过国企增信、引导投资、直接投资等多种方式，拓宽民企的融资渠道，提高民企融资的可得性。
第三，民营企业自身也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提高员工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可以积极谋求国有资本入股，优化自身股权结构。此外，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一个重要机制在于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创新能力的提升，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在追求创新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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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决策咨询研究重大课题“推进福建绿色低碳发展的金融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2JCZX018）；
福建普惠金融研究院开放基金一般项目“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机制研究”；
福建农林大学科技创新专项基金项目“共同富裕背景下家族企业传承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作者简介：温磊（1997-），男，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理论与方法；
张懿文（1997-），男，福建农林大学经濟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理论与方法；
张瑞琛（1977-），男，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学术类），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理论与方法。
（收稿日期：2022-11-23 责任编辑：苏子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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