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发展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样，经历了从艰难起步到调整优化的不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艰难起步建设阶段；
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恢复壮大发展阶段；
十八大召开至今，新时代调整优化阶段。本文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阶段出版业人才培养的主要举措，概括了不同阶段人才队伍建设的成就，总结了我国人才队伍培养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出版业 人才队伍 历史脉络 经验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为此要深入實施科技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报告还多处提出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报告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新时代人才建设的高度重视，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人才保障和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必须要建设文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要在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文化强国的先行基础是打造出版强国，出版强国的建设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出版人才队伍。
出版业的人才队伍主要包括编辑、印刷、发行领域的从业人员。按照2020年度新闻出版产业年度统计数据，全行业从业者在320万人左右，加上数字出版、网络传播的工作者，从业队伍规模就更为庞大。从内容选题到编辑加工、从发行营销到物流运输、从设计印刷到读者服务，这支队伍分布在出版业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岗位，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着丰富的精神食粮，谱写着社会主义文化新篇章。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人才队伍培养与成就
（一）人才培养从出版行业最紧缺的业务培训开始
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版业起步基础困难、从业人员成分复杂、管理制度缺乏，文化建设急需清理队伍、提高素质、统一思想，形成技能为先、文化普及、管理规范的政策制度。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同时成立。出版总署设有出版干部司，由下设的教育处领导全国出版教育和培训工作，这一专门机构的设立，开启了新中国出版教育事业和人才管理工作的新征程。70多年来，尽管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几经调整改革，但这一管理思路基本延续至今，为出版业人才培养和专业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出版业同其他行业一样，面临百废待举、人才匮乏的局面，特别是管理干部和一线编辑、印刷和发行的业务人才。当时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由于出版事业发展得太快，最后都碰到干部不够的问题。
提高业务实践技能，最见效的办法就是举办短期培训班：新华印刷厂分区开办艺徒学校和技工训练班，招收具有初中同等学力的青年，以适应印厂大量建立的需求；
新华书店分局开办短期发行训练班，训练初中毕业生，轮训在职干部；
中央一级国营出版社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训练高中毕业生；
专业化出版社加大与机关部门和人民团体的联系，同时与相应的主管部门、业务对口的专业部门合作培训职工；
发行部门则选派干部主动深入农村合作社、工厂图书馆、工会协会、青年社团中，有计划、有组织地熟悉了解基层业务。同时，总署也号召引导各级各类出版机构、印刷厂和新华书店等单位按照因地制宜、自主培养的方式，积极开办形式多样的业务训练班。
（二）筹划启动正规办学推进人才培养
短期训练班、学习班和师傅带徒弟等方式只能解决实践一线紧缺人才的问题，而高级出版干部和专业编译、技术人才的长期培养，还得依靠正规办学来保障。出版总署在1951年成立“出版干部训练班”，不久改为“出版干部学校”，负责任职干部的调训，及时培养了一批理论水平较高的出版干部。1953年上海印刷学校成立，成为我国第一个专门培养出版发行系统人才的专科学校，出版人才培养纳入国家正式学制教育。
这一时期出版总署也积极与教育部、人事部等部门联系，力图在大学设立专门的科系、成立专门的出版高等学校，实现人才集中培养和统一分配。出版总署提出“希望自1953年起在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开办新闻出版系”。文化部党组也曾在给中宣部的报告中提到调一部分地方出版社的编辑干部到中国人民大学，开设新闻出版专业进行较长期的深造计划。1958年8月，文化部文化学院成立，设置出版、文物、印刷、发行、群众文化等专业，出版人才的培养向专业化系统化迈进了一步。
考虑到对外宣传和引进国外先进文化交流的需要，出版总署还指定由大学外文系、外国语学校为相关部门培养外文干部。积极组织选派优秀分子出国到莫斯科印刷学院学习，派在职干部到民主德国的印刷厂实习进修，学习出版贸易及印刷艺术等专业知识，加大特殊领域高级人才的培养力度。
这一阶段人才培养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以改造思想为重点。因为新中国成立后集中起来的出版队伍，来自不同的地区和领域，文化素质层次不一，思想观念也有明显差异，统一思想和普及政策是学习重点。第二，侧重基础技能，注重实践和应用。根据当时国情和行业实际情况，编辑、印制、发行等岗位都急需大量熟悉技能的人才，需要进一步提高教育层次，鼓励高等院校开设相关专业。第三，俄语高级人才培养是工作重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很多方面学习借鉴苏联经验，俄语专业翻译及编辑人才是满足对外交流的重要任务。
（三）正规和业余教育“两条腿走路”相结合的培养方针
20世纪60年代前后，随着出版各项事业稳步发展，出版人才培养逐步由初期紧缺状态下的短期培训、集中培训，转变为正规教育和业余教育“两条腿走路”相结合的培养方针。
有条件的印刷企业相继开办在职职工、不脱离生产的业余学校、夜大等，组织职工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以上海为先，北京、辽宁等各地省市纷纷创办了印刷专科学校或者培训班。部分规模较大的印刷厂附设半工半读的印刷技工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半天生产、半天学习，培养专业技工。
新华书店系统积极开始正规教育的探索。个别省市地区陆续举办培训发行干部的机构，如上海、山西、广西等地开办图书发行学校，辽宁举办科技书发行专业训练班。北京发行所和外文发行所开办图书发行职业学校和半工半读的专科学校，面向高中毕业生，学制两年，也是出版发行专业专科教育的有益探索。
同时，部分教育机构也积极参与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受中华书局委托，设立古典文献专业，培养古籍专业编辑；
中央美术学院装潢美术系受文化部出版局委托，在京、津、沪三地举办装帧工作研究班，培养装帧设计人才。文化部创立文化学院，通过进修班和研究班形式，培养编辑、出版、印刷专业干部。1961年文化学院停办后，印刷系迁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到1965年共招收了四届本科生，为后期北京印刷学院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一时期各出版单位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和工作条件，部分出版社开始自行为编辑人员评审专业职称，极大调动了干部员工的积极性。干部和员工、编辑和技术人员互相学习、共同提高蔚然成风，有的出版社为鼓励员工学习，还举办形式多样的书刊质量展览会或编辑经验交流会等活动。出版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迎来崭新局面。
但由于“左”倾思潮逐渐抬頭，政治运动较为频繁，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人才队伍的培养陆续受到影响，一些高级编辑人才受到冲击、一批专业技术人员被迫离开岗位，人才队伍的发展遇到了很大阻力和困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职业学校停课、培训工作停顿、专业院校停办，出版事业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出版人才的培养和专业教育的发展陷入停顿。
二、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人才队伍的培养与成就
（一）成人教育与培训是人才培养的基本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恢复首先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成人教育与培训开始的。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提出“加强出版队伍特别是编辑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培养一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队伍”的要求，并指出“目前编辑队伍专业骨干缺少，老化现象严重，知识水平跟不上科学文化的新发展”，“充实调整和培训提高编辑队伍是当务之急”。
为解决当时出版队伍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现象，政府机关、出版机构和各种协会团体都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有的出版社延续原来的传统，采取举办编辑业务学习讲座、安排编辑人员脱产学习进修、实行单位内部以老带新、推行岗位责任制等多种办法，鼓励员工参加各类专业活动，安排骨干人员出国进修或者考察，这些方式得到了效仿和推广；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后，经常在全国各地组织多种形式的培训班或业务讲座，如科技编辑干部读书会、文艺编辑干部读书会、少数民族干部读书会、辞书编辑研究班等。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在1980—1986年举办培训班就达50多期，培训人员3000多人；
国家出版局和国家版权局也多次举办中国标准书号培训班、外文翻译编辑读书班、全国书刊统计微机管理系统应用学习班等。
新华书店总店讨论制定了《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人员轮训规划》，计划在三四年内把全国新华书店工作人员轮训一遍，并明确了各级书店分工和开展的具体措施。同时还制定了《全国新华书店业务技能考核规范》，对每项业务技能制定了具体的考核办法，为指导各地书店规范培训提供了条件。新华书店的职工培训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形成了丰富的培养经验。首先，统一编写培训教材、规范业务流程。新华书店总店组织各方面力量编写了《农村发行工作》《门市工作》《进货工作》《科技书发行》《图书宣传》等十多部业务教材，省店结合总店编写的培训教材先举办师资培训班，学员学深学透，然后再到基层担任教师开展培训。其次，针对实际工作开展分类培训。例如针对基层店业务经理举办企业管理培训班，针对入岗的新员工举办业务知识和技能训练班，针对图书宣传知识欠缺的情况举办美术训练班，针对财务知识薄弱的情况举办财会人员培训班，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还开办少数民族业务培训班。为加强国际人才的交流学习，1985年3月新华总店还选拔11名年轻职工分两批到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进行了三个月的短期研修。
全国印刷系统职工的技术培训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划和要求，在印刷行业开展全行业技术培训。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国14个省市如期完成书刊印刷工人中级技术培训任务，其他省市的培训也进展顺利，大部分完成任务过半，以技术培训为主的职工培训开始转向岗位培训。
1994年10月，《新闻出版系统开展岗位培训工作的实施办法》对全行业培训进行了原则指导和细化规定。1996年，新闻出版署教育培训中心成立，面向新闻出版行业承担起在职员工多类型、多层次“全员培训”职能，培训中心在上海、四川地区设有2个分中心，在北京、江西、江苏、云南建有4个培训基地，不定期组织各类专项培训。全国出版行业培训工作更加制度化、成体系、有规范。出版业逐步形成以教育培训中心为核心、全国各地新闻出版局培训中心为重要补充的非学历职业培训机制。到21世纪初期，通过十多年努力，基本完成了行业八大岗位两万余人的普及性培训任务，完成图书、期刊、印刷、新华书店等系统中高层管理者业务知识和管理的训练和提升。
（二）逐步健全的学历教育是人才培养主要途径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解决出版技术人才严重不足的局面，国家积极鼓励支持行业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21世纪初，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大部分都开办出版印刷中等学校。除了恢复发展中等专业及技工学校外，许多地方还成立了职业高中。例如北京市五十八中改办为印刷职业高中，浙江省杭州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也都开办了印刷职业高中班。
1981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鼓励加快发展高职高专教育。1987年12月，上海出版印刷专科学校在上海印刷学校的基础上宣布成立，开设出版、印刷、美术三系，后进一步扩升为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2008年获得新闻出版总署“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表彰，成为国家示范性特色高职院校。此外，江西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新闻出版学校也是这一时期富有特色的出版类高职高专院校以及产学研一体化培训基地。
高职高专侧重于技术技能和专业素养的培养，目标重在培养服务本地区的技术工人和专业职工。因此，教学内容多集中在出版印刷和发行领域，专业主要为电子出版技术、出版信息管理、版面编辑与校对、出版与电脑编辑技术、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以及出版与发行等。高职高专是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时间内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的主力军，全国超过一半的高职院校都开办设置过与出版有关的专业方向。
编辑出版专业本科教育先从印刷开始，后扩展到发行、编辑专业。1978年12月，北京印刷学院在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印刷工艺系基础上成立，启动了我国印刷专业本科教育；
1983年4月，教育部同意武汉大学在图书馆系设置图书发行专业；
1984年7月，胡乔木同意开设编辑学专业，南开大学首先试办，培养学制4年的社会科学编辑。印刷、发行、编辑三大专业奠定了我国出版本科教育的基础架构。1998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编辑学和图书发行学合并为编辑出版学专业，列为新闻与传播学的独立二级学科进入目录，其培养目标为“具备系统的编辑出版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能在书刊出版、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部门从事编辑、出版、发行的业务与管理工作及教学与科研的编辑出版学高级专门人才”。出版教育入列国家本科专业目录，确定了编辑出版学应有的地位。
1986年，河南大学依托汉语言文学专业招收了我国第一届编辑出版专业方向硕士研究生。此后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其他高校也相继依托相关专业培养编辑出版学方向硕士研究生。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河南大学和北京印刷学院联合开设编辑出版学硕士学位授予点，标志着编辑出版专业进入独立设置硕士研究生学位教育阶段。2003年前后，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具有一级学科授予权的院校同样采取挂靠相关专业办法，招收出版发行学、出版学、出版传播专业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10年，全国出版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出版专业硕士”学位，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14家高校获得首批授权资格，标志着出版专业研究生教育正式列入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
这一时期，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体系日渐完善、结构日渐健全、教材和课程体系逐步规范，教师队伍稳步扩大。党的十八大召开前，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尽管从学历制度上看仍缺少博士专业教育，但在实际教学培养中，已经形成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育相对完整的体系。
（三）职业门槛制度是人才培养的基本保障
为了加强对编辑人员的培养、考核、合理使用，1980年11月，国务院颁布了《编辑干部业务职称暂行规定》。从1981年年底开始，各出版单位陆续在编辑人员中开展了评定职称工作。1982年11月，文化部出版局主持召开全国评定编辑业务职称工作会议，强调要求各级出版部门把评定编辑业务职称工作列为重要任务。
1986年3月，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转发文化部《出版专业人员职务试行条例》及《实施意见》，又对编辑人员职称做出了详细规定，将编辑人员职称分为编审、副编审、编辑和助理编辑4个等级，出版专业人员的职称制度正式改为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实施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使出版队伍的结构趋于合理，极大调动了编辑出版队伍工作的积极性。
1995年12月，新闻出版署、中宣部、国家教委、人事部颁布《新闻出版行业持证上岗制度》，提出“为推动整个出版业的发展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提高出版队伍的整体素质是一个重要条件，其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尤其重要”，决定对出版单位主要岗位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取得《岗位培训合格证书》是上岗任职的必备条件之一。各级组织在聘任或任命出版单位各主要岗位职务时，应从已取得该岗位《岗位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中选拔或派送。同时，新闻出版署培训中心在京启动第一期全国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岗位培训班，出版业岗位培训进入了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的新阶段，出版单位主要负责人岗位培训班累计举办已近80期。此外，出版单位编辑部主任岗位培训班也一直延续至今。
2001年，人事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布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和《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决定从2002年度开始出版專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初、中级职业资格考试取代了初、中级职称评审。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建立了出版行业从业主体队伍准入门槛，优化了出版职业入门评价指标，提高了社会预备从业人员进入出版行业的基本素质，强化了出版基础知识和实务方面的系统学习，保证了行业入职者的职业素养，为出版人才队伍职业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基本保障和坚实基础。
2008年2月，新闻出版总署颁布《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决定对全国出版单位从业人员实行职业资格登记管理，特别是对责任编辑实施注册管理制度规定。要求申请责编注册者“必须具有中级及以上出版专业职业资格”，出版单位若聘用未取得责任编辑证书的人员担任责任编辑，将受到处罚。
2010年11月，新闻出版总署颁发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针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目标任务、机构、内容、时间和方式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并要求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累计不少于72小时。
自此，出版业职业准入门槛制度基本形成，从职前准备、入职考试、资格注册、继续教育、职称评定、岗位培训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规范和科学的设计，以公平客观的评价系统对从业者进行入职评价和职业资格管理，有利于促进从业者加强出版理论和实务的学习，为长期高质量从事出版行业奠定了扎实的制度基础。
（四）人才激励制度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加速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的进步，出版从业人员政治与业务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不断涌现、优秀作品层出不穷，极大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进一步激励出版工作者，加强出版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业务水平，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央和地方各级出版行政管理机关、行业协会及相关部门开展了一系列评优奖先活动。例如在全国发行系统和书刊印刷系统先后举办评选和奖励先进单位集体和个人的评选活动、新华书店召开的全国新华书店表彰先进大会、文化出版局召开的表彰大会等。同时在全国各地举办的相关优秀读物评奖活动中，优秀作品的责编常常也和作者同时受到表彰，这对长期甘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来说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益于出版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业务水平的提升。
荣誉奖项是激励编辑出版人才的有效举措。1987年4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设置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奖——韬奋出版奖。1992年，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分别组织开展“五个一工程”和“国家图书奖”评选工作，地方省市新闻出版管理机构也都设立并举办各类图书奖、先进出版单位和优秀个人的表彰等。1997年，《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由新闻出版署颁布，确立“坚持优秀图书奖励制度”，鼓励各地“开展地区和部门内的优秀图书评定活动，并使之制度化”。此外，中国编辑学会等行业协会每年开展一些专项荣誉评比活动，进一步激发了编辑出版队伍赶优争先的行业风气。
人才工程是国家培养和选拔高端编辑出版人才的重要措施，一大批高层次的新闻出版行业人才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1995年，为培养编辑、印刷、发行、行政管理等方面跨世纪人才，新闻出版署成立“跨世纪人才工程领导小组”。1997年，新闻出版署召开人才工程会议，设立人才培养的专项资金，制定《出版行业跨世纪专业技术人才选拔培养实施办法》，建立人才津贴制度。2007年1月，新闻出版总署印发了《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遴选和培养实施办法》，“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评选从2008年开始启动，每两年评选一次，加强了适应国家新闻出版事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
（五）出版科研活动为人才成长创造了良好氛围
1985年3月，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成立。该所在开展科研工作中，采取了专业研究和业余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在全国连续召开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出版行业理论研究迈出了扎实的步伐。同时，天津、湖北、浙江、黑龙江等省市也先后成立了出版研究所（室），上海、天津、湖南、安徽、河南、广东等地还相继建立了编辑学会、编辑研究会、出版研究会和图书发行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和科研组织。这些机构举行了大量密切结合出版实践工作的研讨会、论文交流会、装帧设计培训会、图书发行研讨会等。全国各地的出版研究活动方兴未艾，出版科研蔚然成风。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为适应编辑和出版学术交流和总结经验需要，一批专业性刊物陆续创办发行，例如《出版工作》《出版发行研究》《编辑学刊》《编辑之友》《中国出版年鉴》等。同时，全国各地出版行政管理机构及业务机构也有很多内部刊物，结合出版实践工作，也积极开展业务和经验分享交流，共同为行业高级人才培养和成长提供了学术支持平台。
20世纪80年代，两个专业性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和书海出版社，分别在北京和山西成立。主要业务是出版有关编辑出版方面的学术著作、业务书籍和相关基础知识读物。他们组织编写的“出版知识丛书”“编辑丛书”、翻译出版的“国外出版译丛”“国外编辑出版丛书”都在出版业内引起广泛好评。
学术科研活动日益增多、学术刊物和专业出版机构的创办成立，为出版人才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氛围，从事出版教育和科研的人才队伍也在逐步扩大。20世纪90年代，全国编辑出版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和各类学校从事科研教学的专职人员已有300余人。此外，一批富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相当学术理论水平的出版社和期刊的编辑也兼职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在这一时期，新华书店系统和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发行专业在出版研究队伍建设方面领先一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六）社会团体为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社会团体在出版业队伍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先后成立。此后数年，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了地区版协和印协。上海市编辑学会、大学出版社协会、少数民族工作联谊会等其他的出版行业社会团体也纷纷成立。
中国版协为开展专业性较强的业务研究和交流，还设立了一些专门工作委员会和专业研究委员会，包括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学术工作委员会、教育工作委员会等，通过这些机构和组织开展了大量工作。如组织干部员工培训和学习交流，先后为在职干部举行短期读书班、研讨班、进修班，学习内容涉及编辑、装帧、发行、管理等各种出版业务，还探索编写专业教材，为培训干部和编辑提供学习条件。中国版协还通过举行出版研究年会等方式，促进群众性出版理论的研究工作。从1979年起，中国版协多次组织派遣编辑人员出国学习交流，如赴英国参加编辑培训，赴日本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亚洲地区书籍生产培训班等，这些活动开拓了编辑队伍的国际化视野。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成立以后，设有学术工作委员会、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等多个工作机构。大力实施印刷技术教育，采取开办函授班、短训班干部学习班、继续教育班，以及请人传授技艺等多种形式，开展各个层次的印刷职工技术培训与技术交流活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后，出版行业的各级各类社团组织纷纷成立。他们开展了大量的学术交流、课程培训、考察学习等多种形式的行业活动，积极推动了人才队伍的成长。
三、新时代以来出版人才队伍的培养与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出版业发展也进入快车道，大多数出版机构完成转企改制，积极面向市场推进产业改革，出版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提出新要求。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求，出版業人才队伍的建设必须要适应时代要求，服务文化大局。
（一）形成较为完善的学历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学历教育一般分为专科、本科、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等不同的层次的教育，根据人才培养的目标制订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内容、传授系统知识。学历教育培养的人才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技能型人才，另一类是研究型人才。新中国成立以来，编辑出版专业的学历教育，大致经历了人们感性模糊认识、积极呼吁推进建设、多方努力协同促进等不同阶段，目前基本形成多层次、多类型、多结构，具有鲜明特色的编辑出版专业学历教育体系，成为培养编辑出版人才的重要途径。但多年来，由于出版学一直未能列入一级学科，学科人才培养分散在新闻传播、文学、艺术与传媒、信息管理、人工智能等不同学科之下，各高校的出版学科和专业点也分别设置在不同的院系下，学历教育统筹与整合发展尚需推进。
据“出版学一级学科论证报告写作组”统计，2020年度全国共有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建设点71个，数字出版本科专业建设点19个，年度招生1100余人；
全国至少有52个学术型硕士点招收出版方向的研究生，28所高校招收出版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有18所高校在新闻与传播等专业学位硕士点也开设了出版相关研究方向，年度招生超过2000名；
尽管出版学尚无一级学科博士点设立，但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7所高校开设有出版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研究，每年招生60人左右。2022年11月新颁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明确了出版专业博士培养可授予专业博士学位，进一步优化出版专业学历教育的结构。当然，由于出版学科的实践性、交叉性和跨学科性，按照全国招生管理系统统计，很多高校特别是高职学校开设有新媒体、印刷、数字媒介、设计、剪辑、音视频媒体等相近专业，大部分以出版行业实践应用为导向，也是对出版专业教育积极有益的补充。
此外，一些高校或者知名出版机构或独立或联合，开展了编辑出版专业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出版高级人才培养建设的层次。登录全国博士后工作站系统，输入“出版”关键词，可发现截至2022年11月，全国共有16家出版机构设有出版专业博士后工作站。
总体来看，出版专业学历教育正在逐步形成多层次、多方向、结构齐备的培养体系。专业课程整体建设态势平稳，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专业课、选修课、公共课、实践课课程体系。不同层次的办学主体根据办学实际定位，形成各有侧重、各具特点的培养模式。各级各类学校从事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师资队伍也在初步成长，据“出版学一级学科论证报告写作组”统计，高校出版专业师资主要来自出版学、新闻传播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学科背景，多元化复合型特点比较明显。当然因为出版学还缺乏独立的学科地位，仍然存在专业师资不足、学校支持有限、招生就业困难、教材缺乏、学科发展环境不佳等问题。
（二）形成了较为健全的非学历职业培训机制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干部人才教育培训工作。2015年，为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中央发布《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废止《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印发《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工作原则、任务要求、管理体制等做出新的规定，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2018年中组部面向全国干部培训工作印发《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宣部针对宣传文化系统印发《2018—2022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为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提供了基本遵循和原则指导。各级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和出版机构组织开展继续教育培训工作，进一步完善优化了多形式、多层次、制度化的非学历职业培训机制。
首先，各级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直屬的培训中心、中国出版协会及其专业分会、中国编辑学会及其各省市区级编辑学会、大学出版协会、部分大型出版机构组织开展了多层次、全方位、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学术论坛、交流会议，针对新员工入职、传统出版业务、数字融合转型、选题策划、市场销售等各级各类内容，开展了具有综合性、专题性、分享性、展示性等特色的人才培养和学习交流活动。2018年，随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承担全国出版行业继续教育培训主渠道、主阵地的职能机构也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研修学院转到全国宣传干部学院。结合线上培训技术的发展，全国宣传干部网络培训资源得到了进一步整合充实，到2022年年底，共上线专业课程600余学时，可为全国出版从业者提供远程学习及学时认证。
其次，出版行业的职业准入和岗位准入执业管理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出版专业是我国第一批纳入实施职业资格管理制度的专业。2021年1月，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形成设置合理、评价科学、管理规范、服务全面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深化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完善了体系和标准，进一步创新评价机制，实现职称制度与职业资格制度有效衔接：突出强调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政治立场、职业道德和从业操守；
注重评价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能力素质和工作业绩，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机制；
针对不同层次专业技术人员的特点，改进和优化评价方式，提高评价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为特殊人才提供绿色通道，进一步促进职称制度与人才培养使用相结合。同时，职业资格考试在规模效益上也取得明显进展，根据2022年8月23日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开展20周年专题座谈会信息，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自举办以来，共计37.69万人（次）报名参加了考试，9.79万人（次）通过考试取得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初、中级职业资格。
最后，进一步优化专业继续教育工作制度建设，加强继续教育培训实效性改革。2020年9月，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国家新闻出版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研究修订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从总则、管理体制、内容与形式、学时管理、继续教育机构、考核与监督、附则等方面对涉及继续教育相关内容进行调整优化。《规定》进一步深化了继续教育机制，突出政治引领，明确了适用范围，完善学时管理和考核监督机制，提出“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每年累计不少于90学时”，积极倡导运用讲授式、研讨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统筹推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模式，提高继续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形成了独特的“政产学研”相结合培养模式
《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发挥产学研机构人才培养作用，建立产学研战略联盟”，培养一大批出版人才。这一指导思想，既是对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特色的出版人才培养模式的精练概括，也是结合出版产业发展实践推进未来出版行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华书店系统、新华印刷厂系统从业务实用角度开展的岗位培训，还是21世纪以来国家行业管理机构主导建立的职业培训体系，都立足实践、从解决出版业务的实际问题出发，重点强调出版产业的政治性和把关性，突出出版人的文化导向和守土有责的责任意识。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对于出版职业人才的培养，更是强调要提高思想政治的修养，高度体现了出版行业人才培养的特殊性。
从20世纪80年代编辑出版学发端建设，到2022年出版专业博士进入国家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充分反映了中国编辑出版学4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学科人才培养渐成规模体系。很多业界的专家进入高校担任兼职导师，一些高校科研人员参与业界出版实践活动，业界和高校教学科研形成了良好的互动。特别是全国出版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全国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两个机构先后成立，进一步加强了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与高等院校的沟通和联系，为我国出版学界、业界联合开展人才培养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2000年以来，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先后在上海理工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设立高级人才培养基地，主要职能为培养符合产业需要的高层次专业人才、探索现代出版领域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承担新闻出版系统委托的专项人才培养项目等，从行政管理角度加大对人才培养的支持。同时，许多高校与出版企业联合建立了出版人才培养基地，合作申办各级各类融合出版实验室、科技与标准实验室、产学研基地、创新人才培养平台。据统计，开设编辑出版专业的高校大概有一半以上开设出版实践基地、实训室等，提供产业实习教学内容与课程。此外，高校在师资、课程、教材建设和实践教学等环节充分利用行业资源和行政资源，推进“产学政研”资源整合，力争培养出既符合出版实践需要又具有系统学理基础的研究人才。
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促进部分大学的出版人才培养和市场进一步结合。2018年10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2019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又发布了《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进一步要求高校优化传统专业结构、积极发展新兴专业，大力推进“四新”建设，培养人才要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四新”倡导人才培养要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技术，契合社会需求培养“新型人才”。这些政策的出台，为出版人才“政产学研”深度结合、交叉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
我国出版业“政产学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的独特优势，由政府统筹顶层设计，确立培养目标服务产业发展，结合出版实践促进专业学研，反过来又进一步指导出版产业实践。这种模式有利于培养新时代政治素质可靠、业务能力突出的综合人才，为我国新时代建设出版强国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四）形成了一支全面综合的高素质的出版队伍
据新闻出版产业年度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共有新闻出版单位24.3万家，就业人数为320.9万，其中印刷复制业就业人数239.9万人，出版物发行业50.0万人，报纸出版业17.1万人，期刊出版业6.3万人，图书出版业6.6万人。在这支庞大的文化人才队伍中，从类别看，既有专业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也有系统发行人员、印刷技术人员和版权贸易人员；
从结构看，既有高级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数字出版人才，也有一线采编设计人才、市场营销人才、生产复制人才；
从学历看，从业人员日趋年轻化、高学历化、跨界化，特别是图书期刊出版单位，大部分从业人员学历达到本科以上，部分中央部委社的研究生学历已经超过半数，高素质、多层次、综合化的出版人才队伍正在形成。相比改革开放前，这支队伍的数量规模、质量结构、学历层次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同时，人才队伍进一步向技术化、综合性、国际化方向提升。专业高校和专业机构通过访学、培训、进修、学术会议等途径，积极开展相关国际交流与合作，拓展人才培养的国际视野。例如，由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台湾南华大学管理学院和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发起的海峡两岸华文出版论坛，已经成功举办十四届；
由中国、日本、韓国编辑（出版）学会轮流主办的国际出版学术研讨会已成功举办二十届，成为三国之间展示编辑出版学术成果、加强信息沟通、推动出版学术创新的重要平台。同时，出版专业人才的国际化也逐步从“学术交流”向“联合培养”转变。例如，北京印刷学院先后与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美国佩斯大学、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等多所国外高校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联合培养项目；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聘请美国高校教师定期为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授课，举办学术讲座，选派青年教师赴美国高校进修学习，促进专业出版人才的国际化成长。随着出版企业实力增强，一些出版企业在国外设立了分社（公司）、编辑部，有的并购国外出版公司等。截至2020年不完全统计，我国出版企业在海外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多家，与70多个国家的5500多家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为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了难得的实践平台。
随着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在出版业的广泛应用，全媒体、数字型人才的培养正在成为行业队伍建设的重要工作。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的调研，全社会与数字出版编辑工作密切相关的从业人员超过100万人。2014年8月，《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媒体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人才转型也成为传统出版业发展的主旋律。《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划》确定了重大人才建设工程和推进传统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促进融合发展的战略举措，为此专门研究发布了《新闻出版业数字出版“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和《新闻出版“十三五”时期人才建设规划》。2017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启动的“数字出版千人培养计划”，主要为“书报刊三类新闻出版企业培养高端复合型战略人才和精通专业技能的骨干人才”，明确指出这一重大工程“是着眼于未来的基础性工程和战略性工程，事关新闻出版事业产业发展全局”。2020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凸显了大力培养全媒体人才的必要性与紧迫性。2021年年初，国家相关部门在推进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工作时，特别提出加大对数字出版人才在职称考试和职称评审方面的支持力度，数字出版的人才培养体系、激励机制、评价体系不断健全完善。
党和国家也非常重视创新人才评选表彰评价和激励机制的建立。表彰选拔体系主要包括：中国出版政府奖、韬奋出版奖和毕昇印刷奖以及“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工程。中国出版政府奖中的优秀出版人物奖（含优秀编辑奖），是我国政府关于出版人才方面的最高奖项，已组织评选5届；
中国版协与中国韬奋基金会联合评选的韬奋出版奖，已组织评选14届；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组织评审的毕昇奖是印刷界的最高个人奖励，已组织评选16届；
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出版界最高涉外奖项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已组织评选15届。除荣誉表彰外，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工程是最重要的选拔制度，评选行业各领域专家或带头人，包括业务类、经营管理类、学术类、技术科研类等多种专业，已组织评选了5批。此外还积极探索实施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制度、开展青年创新人才培养工程、推进专业人才库的建设。在重要的时间节点、特殊的纪念活动，开展特殊表彰评选活动，例如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原新闻出版总署表彰“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中国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和“百名有突出贡献的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等。
新时代以来，为培养壮大出版行业专家队伍，形成结构合理、优势互补、功能齐备、适应行业所需的人才高地，国家相关部门还积极推进出版行业智库建设。2018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关于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用5年时间打造20家出版高端智库的具体目标。2022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着手实施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开展出版智库的申报与遴选工作。6月，首批16家出版智库培育机构正式公布。出版智库的推进建设，必将从行业高端人才的角度提升带动出版人才队伍培养的水平，为我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四、结 语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大力开展出版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人员整体规模和结构素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全行业树立了人才兴业的意识，取得了显著成果。当前面对时代之变、行业之变、技术之变，出版业作为文化内容产业，人才资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出版人才队伍建设也在面临着新的矛盾和挑战。
一是传统出版人才队伍结构性矛盾将进一步突出。从全球范围看，新闻出版业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新兴业态的载体不断出现。数字编辑、媒体运营、视觉创意、用户管理等新兴岗位面临大量人才缺口，传统的内容采编人员却转型困难。同时由于人工智能逐步运用于内容生产、审核、分发、接收、反馈等业务流程，传统出版人才结构性过剩问题将会进一步凸显。
二是随着出版机构综合竞争能力分化，专业人才的马太效应也将更加明显。我国大部分出版機构转企改制后，市场化、产业化、全球化竞争程度不断加剧，组建集团、产业上市、海外布局已经成为大型出版传媒机构的发展路径。专业化人才向大型知名、薪酬待遇好、发达地区的出版机构聚集趋势明显，小型、专业、区域性出版机构面临人才青黄不接、难以留住骨干人才的困境，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面临挑战。
三是人才培养和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仍将存在。出版工作具备较强的文化性、政治性、专业性和技术性，合格优秀的出版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需要政产学研共同协调和推进，既需要管理部门做好顶层培养机制的设计，也需要学界和业界担当创新，协同做好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互补互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由于产学研分属不同系统，存在绩效考核体系、培养目标等方面的不同，出版人才的培养和产业需求的矛盾也将长期存在，并制约学科发展、行业发展。
新时代以来，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日益增强，高质量出版人才的培养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础工程，因此需要管理部门、行业协会、从业机构凝心聚力，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宣传思想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积极贯彻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人才强国战略，聚焦新时代出版工作使命任务，勇敢面对和积极谋划解决出版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和矛盾，才能推动出版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作者赵玉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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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Experiences and Achievements of Training Publishing Professional Team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ao Yushan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train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teams in the field of publishing， in line with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has gone through several stages， from an arduous start to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was the stage of a difficult start and construction. From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t was the stage of recovery and growing up. From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to now， it was the stage of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order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primary measures of training publishing professionals and the achievement of each stage. It concludes with some experiences learned from the training and the challenges faced when China developed from a big country to a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Keywords：publishing industry， professional team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and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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