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秋璇 吴永和
摘要：教育数字化转型是由数字技术驱动和数据要素赋能而引发教育系统创新性变革的过程，已成为当前教育领域研究的焦点。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目前处于发展初期，亟需厘清系统性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基础性理论，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综合系统科学、生态学和最新创新理论研究成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来看，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包括宏观的政策驱动、中观的数据驱动和微观的模式驱动三个层面：国家战略与政策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顶层支持，新一代数字技术全方位应用驱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教育主体的新需求拉动教育系统全面数字化转型。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框架，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的逻辑框架需厘清转型目标、转型方式、转型主体、转型机制和支持条件五个结构性问题。其中，转型目标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共同价值主张，技术生态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驱动力，教育系统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生源动力，转型机制是教育數字化转型的内在运行机理，创新环境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条件保障。教育数字化转型要充分发挥技术生态与教育生态系统要素耦合的协同效应，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教育数字化转型；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
技术生态；
教育生态；
驱动因素；
逻辑框架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95（2023）02-0031-09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23.02.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1年度重大项目“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研究”（21&ZD328）；
上海市2021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软科学重点项目“科技创新赋能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对策研究”（216921011002020）。
作者简介：许秋璇，博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上海 200062）；
吴永和（通讯作者），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上海 200062）。
一、问题提出
以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智能技术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和思维方式带来重大改变，也深刻地影响着教育系统的创新与发展。教育数字化转型成为当前教育领域研究的核心议题。为了有效地适应数字时代和支持教育系统可持续发展，欧盟于2020年9月颁布了《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年）》（European Commission，2020），将“促进数字教育生态系统的高效能发展”和“提高数字化转型所需的数字技能和能力”作为教育发展战略的重点。2021年6月，俄罗斯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发布了《高等教育与科技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战略》（杜岩岩等，2022），规划了未来10年俄罗斯高等教育向“数字一体化、大数据管理模式”转型的目标和措施。我国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相继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等战略，围绕教育强国、教育现代化、教育高质量发展等作出了一系列政策部署。特别是在2022年2月，《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再次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2）。这一系列行动与报告标志着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已经步入数字化转型的新发展阶段（顾小清，2022）。
教育数字化转型指向系统性的数字化创变，不仅需要多层次的改革来实质性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更强调技术生态与教育生态的共生共存、协同演变，以推动教育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蝶变”（祝智庭等，2022a）。教育系统迫切需要技术创新，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与教育系统要素耦合的协同效应，共同构建智慧教育创新生态系统，以应对数字技术给教育带来的冲击与挑战。然而，当前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仍处于发展初期，系统性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是什么？各驱动因素如何推动数字技术生态与教育系统融合创新？其内在作用机制又是什么？以上问题亟需理论问道。
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基础性理论，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综合系统科学、生态学和最新创新理论研究成果，成为数字时代推动创新发展的崭新力量。创新生态系统所具有的生态平衡、生态多样性、种间交互作用和渐进演化等特征（吴永和，2009），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由此，将教育数字化转型纳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研究范畴，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系统梳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多维驱动因素，围绕“转型目标—技术生态—教育生态—转型机制—创新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构建教育数字化转型逻辑框架，有助于为教育组织思考和制定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蓝图和策略提供路径指引和实践参考。
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
教育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是指通过复杂的作用机制共同推动教育系统性创变的内部或外部有利条件（祝智庭等，2022b），是影响教育生态整体性演变效果的动力因素。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是在系统科学、生态学和开放式创新等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兴理论，以生态系统的关系隐喻各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主体之间相互依赖”和“主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按层次结构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创新生态系统。微观层次侧重于分析系统中的个体行为；
中观层次强调某种集合思想，形成面向用户的解决方案；
宏观层次往往站在国家或更高层次上，关注系统的结构性问题，为系统的创新活动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赵放等，2014）。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观点来看，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一方面需要教育各主体要素的知识、技术等自由流动与整合，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另一方面需要外部创新环境的驱动，如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科技环境等都可以诱导转型的发生及其持续深入。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受多重因素联合作用的复杂过程，不仅要考虑单一因素对教育系统变革的“净效应”，更应考虑多个因素的联动影响，明确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多维因素联合驱动机制。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借鉴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技术—组织—环境）框架（Tornatzky et al.，1990），提出了教育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分析模型。如图1所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主要源自三个层面：（1）宏观层面，主要指教育数字化的顶层设计，包含教育数字化发展目标、指导思想、战略任务、机制保障、组织实施等；
（2）中观层面，主要指在新一代数字技术支撑下，如何改造教育数字化发展新环境、升级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平台、再造教育治理新流程、促进未来学校变革等；
（3）微观层面，主要指为满足教育主体的新需求，创新教育新场景、探索新型教学模式、推进教育评估数字化、提升师生数字素养等。
1.宏观层面的政策驱动：国家战略与政策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顶层支持
国家战略的统筹规划、国家政策的引导支持，为教育数字化转型创造条件和提供新的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相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建设教育强国”等战略，为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了思想引领。我国“互联网＋教育”、智慧教育、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数字技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等近年来持续推进，取得良好成绩，都离不开各阶段国家政策文件（见表1）的及时制定和科学引导。例如，《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等关于教育高质量发展、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政策文件，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顶层设计支持。一是通过提供制度、经费等方面的保障，支撑基礎设施、数据治理、数字化人才培养的总体布局，鼓励多元投入和协同创新的机制形成；
二是通过明确教育数字化发展目标、指导思想和战略任务，促进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三是组织实施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和宣传推广，开展教育数字化典型经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为世界各国教育数字化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2.中观层面的数据驱动：新一代数字技术全方位应用驱动教育数字化转型
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的逐渐成熟，数据要素有机融入教育系统结构，将驱动教育组织从网络、平台、资源、服务等方面对教育生态进行重组与再造，支持教育全方位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第一，支持智慧校园环境建设。主要包括促进学校教学、实验、科研、服务等专用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智能化升级。例如，借助智能装备（如AI摄像头）打造沉浸感知、高清呈现、仿真交互的智能教室与实验室；
提供人脸识别装置、安防监控设备等进行实时监控、安全预警与远程调度等（赵晓伟等，2022），打造智能化、安全性的新型智慧教学环境。
第二，支持教育数据治理服务。这意味着教育组织需建立安全、便捷的数据交换通道，推动教育数据有序流动，实现数据跨平台共享，提升教育数据采集、清洗、分析、挖掘等处理能力，提升教育治理的科学决策、流程再造和服务水平。整合了教育数据、智能算法和算力资源的人工智能教育大脑系统，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挖掘大数据的潜在价值，为教育数据精准治理提供新路向（郭胜男等，2022a）。
第三，支持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数字教育资源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和核心。数字教育资源供给强调以“需求牵引、应用导向”为原则，汇聚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促进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为教与学过程提供嵌入式的智能化、个性化服务。教育组织需设计能促进师生常态化应用数字资源的激励保障机制，提升海量数字资源的效用。可见，探索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模式，提升资源建设与服务水平，可为教育教学创新提供丰富的资源保障。
第四，支持高速泛联网络建设。建设一个“立足教育公平、突出教育公益、专属服务于中小学”的快速、稳定、绿色的教育专网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前提（祝智庭等，2021）。这需要深入推进5G通信、IPv6应用、千兆无线局域网、物联感知等新一代网络技术的部署和应用。如融入新技术的5G泛联网架构，能够增加容量、提高数据速率、减少延迟和提供更好的服务，实现“人、物、机”之间的全方位泛在互联（Gupta et al.，2015）。
第五，支持打造教育数字基座。基于教育数字基座，教育组织可以协同建设多元化、特色化的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实现教育人员、数据、应用、软硬件资源的智联。多位学者围绕教育数字基座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例如，吴永和及其团队从技术标准建设与社会实践层面，探索了教育数字基座的总体架构和核心结构，深入开展了包括学校数字基座建设规范、学校数字基座数据标准规范、教育应用接入规范等在内的教育数字基座标准体系建设，并在长宁、宝山和徐汇三个试点区进行了实践应用（吴永和等，2022）。
3.微观层面的模式驱动：教育主体的新需求拉动教育系统全面数字化转型
教育主体多元化需求的增长与变化拉动着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不断催化教育环境、教育模式、教育流程、教育评价等的创新与变革，促进教育系统的内生发展。
第一，数字化学习环境构建。通过数字融合服务，融通线上线下学习空间，打造智慧校园，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新型学习环境。例如，Brown（2017）提出下一代数字学习环境框架，认为下一代数字学习环境建设需要企业、校园首席信息官和IT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协作，通过提升其互操作性、可访问性和通用性，来支持学生的自适应学习和个性化学习。
第二，数字化教学模式探索。人工智能教学助手能够助力教师开展人机协同教学，针对不同学习者提供差异化的问题解决方案，从而更好地实现精准化教学。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支持的教学应用，有利于打造沉浸式、智能化的教学新模式。而基于知识图谱的自适应学习平台，可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训练、自主反思、专题自主学习等多个学习场景应用，并推荐最佳学习路径，支持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
第三，数字化教学流程优化。数据和数字技术已经成为了基本的生产要素，深深嵌入到教、学、考、管、测、评等教育全流程中，推动教育系统要素重组与演变（胡姣等，2022）。例如，在课后引入智能化作业批改，在评价中采用多模态数据分析等。多元化的数字支持与服务将有助于构建数字教育新生态，实现教育的提质增效。
第四，教育评价新方式变革。数据赋能教育系统评价方式改革是教育数字化的必然趋势。这需要制定数据采集标准，促进数据的兼容与互操作；
优化组合基于数据的多种评价方式，促进评价过程与学习过程的紧密结合，特别是创建多元的过程性评价和增值性评价新方式，以形成更科学、更专业和更客观的教育评价体系。
第五，师生数字素养提升。提升师生数字素养是弥合数字鸿沟和缩小发展差距的关键举措（吴砥等，2022）。这需要建立数字素养评价标准和测评体系，开展动态性评价，以增强学生的数字意识和数字思维，提高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和基于数据的决策管理能力。数字化人才的培养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维度。
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逻辑框架
教育系统一方面需要依据国家创新发展和数字化战略要求来推进其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需要依据系统自身构成和技术发展要求来形成转型实践逻辑。框架可作为一种在指导和规划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创建可重复的过程或方法的工具。国外已有部分研究提出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框架。例如，微软K-12教育数字化转型框架包括领导与政策、教学与学习、智能环境、学生和学校的成功发展等方面（Microsoft，2022）；
Intel教育数字化转型框架包括领导力、政策、学生的专业学习、课程与评估、信息技术应用、可持续性学习资源、研究与评价（Intel Education，2019）；
Bumann等（2019）提出的数字化转型通用框架，包含战略、组织、企业文化、技术、客户和员工6个维度。国外研究多数从微观学校层面或企业管理视角阐述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的行动领域。然而，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各要素高度关联，相互支撑和协调，不断趋于整体化，这决定了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手段或某个教育环节的局部转变，更是教育领域的系统性转型。
我们认为，着手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需要厘清5个结构性问题：第一，转型目标是什么？即预测数字化转型后教育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文化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第二，通过什么转型？即数字技术生态以何种方式驱动教育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发生创变，从而提高教育系统的运行活力和服务价值。第三，转型的主体是什么？即要弄清教育生态系统的主体要素及其内在关系，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是学习者、学校、机构还是整个社会。第四，转型的内部机理是什么？即分析技术生态与教育生态之间双向促进发展关系，技术和数据要素与教育生态要素之间的相互耦合、协同效应发生机制。第五，转型的支持条件有哪些？即要分析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创新环境要素，探究创新环境是如何影响或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活动的发生。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框架，本文从“转型目标、技术生态、教育生态、转型机制、创新环境”5个方面构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逻辑框架（如图2所示）。
1.转型目标：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共同价值主张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过程中，必然有一些“不变”的理念或规律，保证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功能价值与正确方向。这与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所倡导的共同价值主张理念相吻合，即认为共同价值主张是驱动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是企业创新参与者创造的价值愿景，也是交付给用户的一种价值承诺（Antonopoulou et al.，2020），为创新生态系统指明了发展方向与目标。共同价值主张能够在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中平衡生态参与者与外部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动态调整生态的增长与稳定（柳卸林等，2021a）。例如，2021年3月，欧盟委员会为欧盟的数字十年（到2030年）提出了一个数字指南。该指南围绕四个要点发展：技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安全和可持续的数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数字化，明确了欧洲数字化转型的愿景和途径（European Commission，2021）。教育數字化转型不变的规律是适应学生的学习、增强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教学管理水平，进而服务于创新人才培养和国家教育战略。
共同价值主张是创新生态系统不同生态参与者对“达成共识目标”的承诺。从这个角度讲，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参与者围绕共同价值主张，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教育创新能力的共同演化，并在外部环境的互动中产生能为用户带来更多教育增值的资源产品或服务。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变化过程，其转型目标分为三个层面：（1）宏观层面。教育变革的终级目标始终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如何培养创新人才、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深度公平，进而运用教育数字化转型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建设，促进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建成教育强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教育的需求，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宏观战略目标。（2）中观层面。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中观目标主要包括促进教育组织的数字化转型领导力建设，提升利用智能技术支持与服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以及发展在数据标准制定、优质数据服务供给和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方面的数据治理能力。（3）微观层面。教育数字化转型最终要落脚在教学实践，包括学的转型、教的转型、教学管理与评价转型同步推进，推动教育向个性化、精准化、智能化、科学化和终身化的方向深度转型。例如，开展基于人工智能的探究式、个性化学习；
基于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技术的沉浸式、体验式教学；
以用户行为数据为基础，采用深度学习等机器学习算法，构建教育数据智能分析系统，探索基于数据的增值性评价应用规律。
2.技术生态：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驱动力
技术生态是类比生态系统的结构与演变来描述不同技术之间、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演化过程。技术生态中，不同的技术种类形成互补与竞争关系，某一技术成分发生变动往往会给其他技术成分带来相应的变动，这种技术间的联动性是技术生态的鲜明特征。对于现代技术生态而言，技术之间能够产生协同效应，即作为共生体中的技术比作为单独存在的技术能够获得更大的功效，共生体的整体效率大于各共生技术独立组成部分之和，产生“1＋1＞2”的效果（毛荐其等，2011）。技术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与社会系统并非彼此孤立。一方面，技术链条的传导机制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立体的；
技术合作与供应链条的发展并非是被动、线性的，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技术交换都是多向传导的，各主体之间主动协同。另一方面，研究者在考察技术现象时，必须兼顾技术自我发育的内在机制与外部社会环境变动，才能够准确反映技术与社会的互利共生，预测技术的未来演化方向，突出技术体系的生长性与演进性（孙恩慧等，2022）。技术生态由内生态和外生态构成，内生态展现的是技术的内生机制，强调技术之间的共生与融通；
外生态则展现的是技术与社会的协同发展关系，强调技术与社会的协同演进。技术内生态嵌合于外生态中，形成立体交叉的技术联动网络，其既在社会环境中孕育与生成，又反作用于外部社会环境。
基于对技术生态及其与社会系统之间关系的认识，我们认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技术生态与教育生态系统相互耦合的过程，二者相互依赖、共生共存。技术最终以产品、服务等形式流向教育系统，从而推动教育政策、环境、组织、流程和模式等各领域的改变；
同时，教育系统也为技术发展提供新的需求，在使用过程中提出技术改良的反馈，从而形成技术生态与教育生态系统的信息循环流动，以此保证二者在演进过程中的协调性与可持续性。数字技术赋能和数据要素介入是数字化转型的两个基本特征。数字技术将促进教育系统原有要素的优化重组，助推教育创新的发生和发展。例如，AI技术引发教师角色困厄的同时，也为明晰AI时代教师的角色定位、转变路向和坚守之义提供了新的契机（郭胜男等，2022b）。教育系统要素与数据要素的深入融合，可以模糊资源、组织和服务的边界，促进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与深化应用，进而推动教育创新发展。
3.教育生态：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生源动力
教育系统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是由诸多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不断矛盾运动的生态系统。教育系统需要增强自身内部的调适能力以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挑战。例如，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大部分公共服务转向数字化，教育系统也随着疫情的动态发展适时作出调整。随着数字技术对教育系统变革影响的加剧，教育主体（包括学校、教师、学生、管理者、家长等）自身的需求也明显发生变化。如何利用数字技术为其提供智能化、个性化和终身发展的学习服务，如何提升教育主体的数字素养以应对数字化环境变迁带来的挑战，增强全面育人、教学创新、主动学习、精准管理和科学评价等，成为拉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从技术赋能教育角度，智慧教育是指基于新一代数字技术而构建的新型教育生态系统，即在技术支持的智慧学习空间中，教育主体与所在空间中各种要素（数字基座、平台、资源、服务、场景、流程、设备、教育制度等）相互作用、协同共生而形成良好有序的教育系统，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高铁刚等，2021）。其中，数字基座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中枢系统。基于数字基座，通过多模态的数据感知，借助物联网设备，可以进行数据的深入分析与计算，实现按需和主动的智能教育服务供给，涵盖教育过程中的学习、教学、育人、评价、教研、管理和家校协同等各个方面。通过万物互联、全面感知、可靠传输和智能处理等手段，能够实现对学习者学习、生活和社会活动等多情境的感知，捕捉用户的需求变化，针对不同情境、不同使用者进行不同的响应，为其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主动智能服务（余胜泉等，2022）。教育数字化转型应构建超越当前教育体系的终身学习生态系统，承认学习是人类生存的本质性需求，实现从教育到学习的转变（欧阳忠明等，2021）。教育系统应将学习者及其需求和期望置于中心位置，为其提供多元化的学习资源、智慧化的学习环境、多样化的学习应用场景和安全稳定的学习平台。由此，实现课程向虚实融合形态转变，教学从知识传递向知识创生范式转变，学习从浅层认识向深层认知转变，管理从经验为主的人为决策向基于数据的科学治理转变，评价从单一评价向综合评价转变，家校合作从家校分离到家校协同育人转变，逐渐形成开放、无边界和虚实融合的教育新生态。
4.转型机制：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在运行机理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创新不再单纯依赖单一主体或技术，而强调多元主体和技术的协同参与（多样共生）；
强调系统边界开放与知识互动，突出不同主体、技术和资源间的互补与合作（异质协同）；
强调创新过程中的价值共创与分享，通过动态协同创新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实现共同价值主张（价值共创）；
强调从以往关注要素构成和资源配置的静态分析，转向创新主体及其与环境之间作用机制的动态演化分析，以此促进创新生态的正向发展，推动系统进行持续性创新（动态演化）（柳卸林等，2021b）。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化的发展过程，其核心驱动力是新一代数字技术。以技术创新“序参量”驱动教育系统的演化，必须重视数字技术、数据要素与教育系统及其要素的整合，形成合力作用，才能打通创新生态价值链，造就创新生态价值网。
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体现出创新生态系统运行的多样共生、异质协同、价值共创和动态演化等主要特征。首先，任何一项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都离不开特定的技术生态，技术间存在共生与竞争关系。例如，利用物联网采集到的大数据既对5G网络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也为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的训练、性能的提升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正是5G网络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物联网发挥了更大的价值，让其能够“活起来，用起来”（杨现民等，2021）。其次，教育主体的需求，及其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异质性，保证了教育生态持续创新发展和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共赢。具体而言，网络运营者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数字基础设施，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性环境因素；
科研机构是教育数字化转型基础技术供给者，为教育数字化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网络运营商提供基础技术；
学校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直接主体，为师生提供优质的数字资源和教学服务。第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共同价值主张是价值创造主体通过资源整合和社会互动而共同实现的。价值共创强调供需双方直接互动，通过平台连接和整合供需方资源，探索各方价值共创的路径，通过交互活动将其资源链接起来实现互惠互利。最后，以整体论思维将技术生态与教育生态视为共生共存的统一整体，准确把握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二者的协同演变关系。一方面，新一代数字技术对教育系统要素和转型过程产生影响，打破教育系统原有的平衡状态，在动态发展中驱动教育系统转型变革，重建新的平衡状态；
另一方面，教育系统的转型升级依赖数字技术，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探索新的服务方式、教学模式和发展格局，进而获得高质量发展。
5.创新环境：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条件保障
创新生态环境主要指创新主体及支持要素正常運行所需的物质、文化和制度保障，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中，不仅要具备一定数量和种类的创新主体，还需要具备足够的创新资源（如资金、知识、技术、制度等），形成创新生态系统的物质基础。“软环境”主要指创新生态系统中各创新主体及支持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实现信息、资源流动所需的文化及相关制度，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创新活动的进行和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创新生态系统提倡将创新活动当成某种生命体，从而探索创新生成、进化、转化及与周围环境互动的关系，强调创新系统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任何创新体系都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下生成。创新系统不仅通过自身的发展来适应环境，同时也受到经济、政策、制度、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制约。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渐进、复杂的过程，既要教育主体教育观念的转变、智能技术的驱动，也需要良好创新环境的支持。
创新环境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前提保障，良好的创新环境有利于数字化转型活动的开展，主要包括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政策环境和规范标准等。（1）经济方面，教育数字化转型可以大幅降低教育资源产品及服务的开发和使用成本。同时，教育数字化转型还是一项高投入、公益性的项目，受政府资金支持、地区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人才储备等经济因素的制约。（2）社会文化方面，社会变迁、文化发展影响着人们对数字技术的总体态度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着教育系统的变化。例如，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人类智慧文明和文化变迁的力量总会给教育带来质的改变。在社会数字化转型浪潮中，跟上智能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步伐和走向智慧文明的愿景，成为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潜在需求。（3）政策环境方面，国家政策不仅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战略方向，而且还为教育数字化发展带来相关政策风向与红利，支持和鼓励形成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产学研用”生态链。（4）规范标准方面，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标准驱动，即在转型发展过程中需要研制、修订各种标准和规范，如教育新基建技术架构体系规范、新一代数字学习环境架构与技术标准、教育数据及其治理标准、智能化教育知识图谱互操作规范、数字化教育产品安全测试认证规范、教育数字化转型评估规范等（祝智庭等，2021），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引领、支撑和保障作用。
四、结语
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对经济、社会系统进行扩展与重构的同时，必然也会带来教育系统的全方位革新。教育数字化转型既是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国家实施数字中国、教育强国战略的需要，也是教育系统主动求新求变的创新过程，力图通过内部要素及结构改变解决社会发展与人才供需矛盾，满足教育“提质增效”的新要求。本文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剖析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驱动要素，构建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分析逻辑框架，从转型目标、技术生态、教育生态、转型机制和创新环境5个方面阐释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共同价值主张、关键驱动力、内生源动力、内在运行机理及其条件保障，强调以系统观、生态观和整体观来看待数字技术驱动教育变革的发生、发展和最终结果，为教育组织思考和制定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蓝图和策略提供了路径指引和实践参考。然而，当下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与所期盼的目标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量化评估教育数字化转型演进发展的方法还较为模糊。随后的研究需注重理论视域融合，从学科交叉、复杂系统、演化博弈等视角构建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的方法论，探索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为度量不同区域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提供方法和工具。同时，从技术标准建设和社会实践层面进一步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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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2-10-25責任编辑 汪燕
Driving Factors and Logical Framework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XU Qiuxuan， WU Yonghe
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is a process of innovation in education system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and enabled by data elements， which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current education research. At presen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is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 so it is urgent to clarify the key driving factors an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systematically. As the basic theor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integrates system science， ecology and the latest innovation theory research results， providing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research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the driving factors of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clude three levels：
macro policy-driven， medium data-driven and micro model-driven. Accordingly，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policy provides top-level support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the all-round applic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driv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new demand of education subjects pulls the comprehens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re is a logical framework for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hich needs to clarify five structural issues：
transformation objectives， transformation subjects， transformation methods，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support conditions. Among them，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goal is the common value proposition， the technological ecology is the key driving force，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is the internal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th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s the guarantee of condition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the coupling of technological ecology and educational ecosystem element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Technological Ecology; Educational Ecology; Driving Factors; Logical Frame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