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婧 刘彦霖
由西北大学和黄帝陵基金会共同主办的“黄帝陵祭祀与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论坛于2023年4月4日在陕西省黄陵县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大陆与港台地区的六十余名学者围绕着“黄帝与黄帝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等论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研讨。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六十余篇，现综述如下：
一、黄帝与黄帝文化
黄帝文化源远流长，绵延至今。在新时代，为更好继承和发扬黄帝文化和黄帝精神，对黄帝与黄帝陵的相关历史性问题进行辨析是十分必要的工作。陕西社科联名誉主席赵世超先生认为，经过历代封建帝王的修复和整顿，祭黄活动已经固定在中部县桥山黄帝陵进行，这一地点具有唯一性和约定俗成的意义。西北大学李军教授通过考察，基本认定石峁遗址是黄帝或黄帝部族的重要居所之一。聊城大学李桂民教授提出，如果黄帝文化源于中原，那么黄帝及其后裔的考古文化序列就体现为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此外，学者们对黄帝陵祭祀的历史沿革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宝鸡文理学院高强教授论述了形式多样的历代官方黄帝祭祀，其中庙祭具有多元性和普遍性，黄帝陵祭具有唯一性和代表性。西北大学僧海霞教授指出，陕西的黄帝祭祀经历了从帝王都城祭祀到陵墓祭祀的发展过程，而后又逐渐成为全民参与的帝陵公祭活动，其本质是祖先祭拜。西北大学刘晓博士从帝王受命的角度考察了黄帝陵与黄帝祭祀的历史意义，认为黄帝祭祀是西周世系追祖的帝王受命方式的遗存，是纪念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的最好载体和传承中华文明的精神标志。西北大学王早娟副教授认为，唐代人受五行思想影响，将黄帝纳入“五帝”祭祀系统，形成了象征天人合一的“五帝”祭祀体系，并以国家最高礼仪祭祀黄帝，为其提供制度保障。西北大学朱军副教授认为，宋代将黄帝作为人帝和历代帝王之首进行祭祀以及三皇五帝合祭，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元代在延续自身民族传统基础上融合汉族的祭祀礼仪，使黄帝祭祀呈现鲜明的独特性。
黄帝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塑造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会学者就黄帝与黄帝文化的相关问题做出了许多有益探讨。陕西省社科联主席赵世超先生指出，研究黄帝文化既要不同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又要坚持各学科学术规范，才能将研究引向深入。在这一总原则下，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要讨论黄帝崇拜及祭陵制度的形成过程；
二是要认真梳理黄帝事迹；
三是以文化史视角来研究黄帝文化。西北大学张茂泽教授对黄帝陵的文化内涵做出了三个基本判断：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
黄帝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
黄帝成为团结华夏儿女团结奋斗、维护祖国独立和统一的光辉旗帜。西北大学王子今教授结合历史传说、考古发现、流传典籍与出土文献，认为黄帝时代淳化虫蛾，驯化利用昆虫，已有早期化蚕、养蚕、育蚕与丝绸生产、消费等记载，汉代重塑黄帝文化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指出，黄帝时代在“三才”意识基础上形成的“尚中”观念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最典型特征就是尊崇黄与中，因此被学者称为“黄色文明”。西北大学赵万峰、白立超副教授认为礼乐文明发端于黄帝时期，而在西周时期发展到了较高层次。西北大学穆涛教授揭示了黄帝时期天文學与哲学共成的中国文化特质，认为中国历史中的国家文治意识始自黄帝。中国李白研究会前会长薛天纬先生分析了李白诗歌中的黄帝主题，认为除《北风行》是有关于时事的讽刺外，其他各篇都把黄帝作为天下君主来歌颂。西北大学高兵兵教授论述了日藏汉籍和日人创作汉文中的黄帝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是由以汉字典籍为载体的“书籍之路”传播到东亚诸国并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陕西文化资源开发协同创新中心孙兴华研究员提倡建立黄帝学，他将黄帝学分为描写黄帝学、理论黄帝学与应用黄帝学三大支系。
黄帝文化在几千年的传续中，也曾与政治相联系，成为统治者用以维护统治的工具，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整合与历史发展。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认为，王莽在黄帝和“太一”信仰下进行改制，究其本质是为“去汉家化”和新室受命寻找理论依据。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指出，宋代皇帝尊黄帝为圣祖，以及之后一系列相关举措与唐朝神道设教的主旨一样，是为赵宋皇室立国和巩固统治寻找神学依据。复旦大学朱鸿召教授指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共同祭祀黄帝是为了将民俗活动上升为文化仪式，借以缅怀民族祖先和英烈，倡导发扬民族自信精神，号召民族团结，抵抗外敌侵略。西北大学王春泉教授认为，民国时期国民党将轩辕黄帝尊为“中华民族始祖”实际上是一场复兴民族的运动，中共适度嵌入并创新发展格局，持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历史奇迹。
本次论坛还对新时代黄帝陵祭祀的价值予以关注。陕西省社科院吴南研究员认为，新时代的黄陵公祭实现了神圣性与社会性的结构化过程，并提出要发挥公祭文化及其实践的积极功能，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资源转化为创新新时代社会价值的动力。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中华优秀文化有着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博大精深，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与会学者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华文化进行讨论，以期为文化传承与创新做出新贡献。
中国早期文明的研究是从历史客观层面理解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近几十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一系列重要考古工作，在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上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受资料所限，仍有诸多问题有待解决。陕西省社科院胡义成研究员论证了石峁即夏朝的开国首都的观点，认为《山海经》即夏朝开国首都神谱。西北大学钱耀鹏教授指出，尧舜禹故事可看作是真实的历史存在，是中国早期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北大学夏绍熙博士从“媒母”的视角论述了中华文化的早期演化，认为先秦诸子思想与上古中国文化的联系通过一系列重要的“媒母”表达出来；
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两个“媒母”就是“天地人”和“阴阳”。
中华文明经过夏商周三代的累积在春秋战国时期焕发光彩，形成了思想学术史上的第一座高峰。各家思想在此阶段也逐渐孕育成型，本次论坛对诸家思想有较多探讨。西北大学郑熊教授论述了孔子对《尚书》天人观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从政权天授到道德天赋的演变。西北大学李友广教授指出，荀子的性朴欲趋恶论是其“天生人成”理论对人之本质与价值的集中关注。西北大学宋玉波副教授认为，荀子思想与中国思想文化中“神明”这一核心观念密切相关，其思想特质就在于“会通而通神”的问题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宋洪兵教授指出，尽管作为完整学派的法家自汉代就已不存，但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生活中仍然可见法家思想的影子，说明法家在某些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功用。华中师范大学刘固盛教授从老学史的角度梳理了关于《老子》“道法自然”的三种主要解释，即道性自然、道不违自然、人法自然，认为以自然原则阐扬人的价值，符合老子思想的精神实质。西北大学裴健智博士论证了简本《文子》属于黄老道家。宜春学院陈荣庆教授从整体的视角论述了先秦诸子王道思想的发展，认为先秦诸子的理论与实践，可为当今国家治理提供一定参考。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佛、道教文化也逐渐在中国本土发生发展。台湾佛光大学李纪祥教授讨论了“光武始正火德”的问题，认为这其中所蕴含的理论价值和政治意义值得深入探究。台湾佛光大学朱浩毅副教授指出，刘歆的形象在新史学方法的研究下有所变化，当代刘歆研究可以加强对其政治层面的叙述，强调他对经学的诠释与影响。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王俊彦教授以元气流行的思路对《周易参同契》进行了探索，将道、易、气确立为宇宙论式的本体。山东财经大学王继训教授从文明交流与互鉴的角度考察了北朝济南造像题记的历史，认为北朝济南造像题记是对文明互鉴与交流的生态环境和系统的诠释。
理学是一种以儒家文化为主，整合了佛道二教所形成的新儒学体系，自宋代产生以来，逐步发展为主流思潮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杭州师范大学范立舟教授论述了邵雍的历史哲学与政治思想，认为邵雍对历史与政治的价值判断存在一种内在矛盾。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林乐昌教授和西北大学李腾飞博士都对张载思想进行论述，其核心观点分别为张载的“太和”生态共生观，是古人所达到的最高和谐生态理念；
“天人合一”是张载理学的宗旨；
张载的“气-象”学开始了气论的本体论转向。台湾中国政治大学陈逢源教授指出，黄榦和陈淳二人对入道次序的观点和研究理路有所不同，但都为朱熹学术的发扬光大做出了重要贡献。湖南大学肖永明教授以阳明后学季本所著《大学私存》为例，讨论了季本从“批朱”与“述王”两重进路解经的鲜明特色。台北教育大学田富美教授李绂和王懋竑二人对朱陆书信的诠释透露出朱陆学术层面的弱化或消解，体现了清初理学实用特质，其治学方向成为后世儒者的治学趋势。安徽大学解光宇教授考察释奠朱子礼，论证了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存在“服朱子之教”的现象。陕西师范大学周淑萍教授指出，宋代礼学诠释融汇了孟子学说，明晰了礼制的原本形态，彰显了礼学的礼义精神，凸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聊城大学江心力教授讨论了苏轼的荀学问题，即苏轼认为荀子“明王道，述礼乐”既坚持了儒家正统观念，但又标新立异，产生了扰乱天下的不良后果。
另外，与会学者还从其他视角考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武汉大学李巍教授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幕后剧本”进行了解读，讨论了“感应”、“循环”、“分布”和“映射”四种有代表性的论证策略。南开大学卢燕新教授认为王维的《鱼山神女祠歌》中虽涉及到祭祀神女的礼仪，但和史志典籍所记载的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等有一定区别。清华大学程钢副教授以畅春園为例论述了清初的宫廷结构变化，认为畅春园是在特定文化转型过程中，为克服政治危机、提振清朝文运而建的产物。内蒙古大学米彦青教授通过清代乾嘉时期武将群体的文学作品考察了其对“边功”的文化记忆，反映了清朝武人对于中华共同体建构的努力。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社李振武研究员论述了清末东三省总督锡良与民初孙中山借债筑路主张的相同点，认为二人出发点都是为解决政治危机，其主张都有空想成分，后世对二者的评价因其身处政治阵营不同而迥异。
最后，立足于当代，与会学者还探讨了如何继承发展黄帝文化的问题。西北大学兰梁斌副教授从习近平总书记的发言出发，认为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厦门筼筜书院王维生院长从实践角度为黄帝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出建议，主张建立黄帝陵国家文化公园。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则意味着在更根本的意义上表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所包含的深厚而独特的中华文化底蕴。基于此，深入研究并科学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当前和未来学界的重要课题。本次学术论坛的主题即充分彰显了这一学术与现实要求。
如何理解和定位“中国式现代化”是当前我国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清华大学任剑涛教授提出要从“世界”框架中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在区别原发内生式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式现代化及其关系上，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内涵、价值与意义。
以黄帝文化与黄帝精神为重要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提高民族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震中研究员指出，中华文化作为维系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纽带，是中华民族重要凝聚力之一，具有“多彩一体”的特点。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葛承雍教授认为，了解中古时期“胡汉中国”的历史，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华民族汇聚共同体的历史命运的理解。台湾慈济大学林安梧教授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成及其对人类文明可能做出的贡献。他认为，中国民族的共同体概念就是天地亲君师；
《礼记·礼运》篇中的共同体理想就是最早的世界和平主义宣言。西北大学陈战峰副教授认为，《五帝本纪》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史学与理论基础。鲁东大学刘惠琴教授指出，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要通盘考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她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文化共同体和社会生活共同体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同体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本次论坛所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与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此做了阐发。陕西师范大学任晓伟教授认为，黄帝文化中的伟大精神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境界与精神品质，滋养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伟大理论创造。中山大学李宗桂教授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在解决现代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危机方面，提供借鉴和帮助。台湾中国政治大学董金裕教授论述了传统节日礼俗所具有的重要功能，认为传统节日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和社会安定和谐。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曾春海教授指出，于斌枢机提倡“敬天祭祖”，具有返本开新、从耶儒会通中创新的鲜活时代意义。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周溯源研究员认为，将“尊严”和“责任”这两个传统价值观创造性地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安徽大学王国良教授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精神、仁义精神、民本精神、生生不息精神及天下主义精神具有重要时代价值。还有学者从地区出发，结合区域特点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教育价值作了阐述。香港城市大学陈学然副教授认为，重视香港历史的教研工作，明确其所处位置，进而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观念和国家意识，对提升青少年的家国文化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依法治国建设也具有重要启示。山东理工大学耿振东教授认为，以《管子》为讨论中心，系统阐述了安法而治如何由理想转化为现实的问题。
从宏观视角审视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探索其传统底蕴和时代定位，回顾过去与展望未来文化发展，是本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北大学谢阳举教授以“文化中国”为立足点理解中华民族精神，认为中国思想史是文化中国的灵魂所在。陕西师范大学许宁教授以文明互鉴的视角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并认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历史根基。侯外庐先生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对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其学术实践和社会活动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学术本土化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大援教授对侯外庐的思想和学术贡献进行了总结。他分别从学科创立、成果总结和学派建设三方面进行了分析，还对学派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作出展望。除此以外，学者还以个案考察的方式对近代化问题作出回应。河北经贸大学武占江教授以味经书院为例考察了书院教育的近代化，提出味经书院对研究传统书院和文化近代转型具有典型意义。
发挥文化“两创”精神，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曲阜师范大学宋立林教授认为，中华文化精神中本身就蕴含着“两创”的智慧，并以孔子为典型案例，总结了孔子的“古典型两创”的理论与实践，以期为新时代文化“两创”提供有益启示。
总之，本次学术论坛通过挖掘和弘扬黄帝文化与黄帝精神，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性、民族性和创新性，揭示其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黄帝文化的内涵与现代意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71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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