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冷战时期开始，随着非洲殖民地的相继独立，日本便开始关注非洲大陆上出现的年轻国家。对于日本来说，非洲具有独一无二的战略意义，这里不仅蕴含大量天然资源，还拥有人口庞大的市场，而且拉拢非洲国家更有助于日本推行其联合国外交。与中日、美日、日欧相关问题研究相比，尽管国内学界对日非相关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中非合作愈发密切以及非洲大陆再次成为大国博弈的舞台，研究日非关系、日本对非战略及政策以及日本在非洲的动态，不仅可以充实对日本未来走向的了解，而且还可以通过研究日本援助非洲的案例，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国内学界；
日本；
非洲；
学术动态
中图分类号：G122；
D83/8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23）02-0061-09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3.02.006
引 言
根据中国知网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有关日本的学术文章中，开始出现涉及日本与非洲的内容。由于日本与非洲间隔较远，且当时的日本在外交领域动作“低调”，因此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内容主要涉及日本对非研究概况、日本对非经济援助、日非经济合作、日本人与南非的种族歧视等问题①。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刊登于《西亚非洲》《世界知识》《国际经济合作》《民族译丛》等学术期刊。到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日本运用对外援助强化同非洲，尤其是同“黑非洲”深化关系的研究开始出现②。
进入21世纪，国内学界关于日本与非洲的研究成果迅速增加，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同非洲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互动不断深化，因此需要研究包括日本在内的域外国家同非洲的外交及经贸动向；
二是随着中日在非洲博弈的增加以及日本将中日安全竞争引入非洲，学界既要分析日本涉足非洲对中国带来的影响，也需要在预测日本走向的同时，提出针对性对策；
三是伴随着国际社会同非洲对接，非洲的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始波及非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使得国际社会参与非洲安全治理成为了不可逆的趋势，而日本在非洲安全治理中的一些积极表现也值得中国借鉴和参考。结合上述原因，21世纪的国内学界在研究日本与非洲相关问题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日非关系及日本对非政策发展、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动向、日本向非洲派遣自卫队、战略视角下的日本对非洲援助、日本对非洲特定领域的援助情况等。
从总体上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相关研究侧重于科普或源自政治立场的批判，而21世纪的相关研究则更注重成果的参考、预测和实用价值。
一、关于日本对非关系及政策演变的研究
在近代，日非关系最初是通过欧美商人的贸易物流网建立的，由此形成的关系侧重于经济活动。二战爆发后，日本与非洲的经贸往来基本中断；
二战结束后，日本逐渐同非洲国家恢复或建立邦交关系，从而使偏重经济的日非关系向兼顾经济和政治转变。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開始将非洲同自身的政治、经济及安全利益进行捆绑。围绕日非关系的发展，国内学界侧重于运用理论分析其转变的动因。对于日本对非政策的调整，国内学界重视研究外界因素对其带来的影响，如石油危机的爆发促使日本增加对非洲的援助，苏联解体使得日本对非援助增添了输出西方价值观的一面，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增大促使日本的对非政策呈现出同中国竞争的色彩等。
针对2005年日本“入常”失败后如何调整其对非政策，杨恕、张茂春分析了日本与印度为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所采取的对非政策的异同。日印两国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出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要求，但在“入常”失败后，日本转而将资金和技术优先投入到“公益性”领域，即加大治理非洲国家难以应对的环境污染、清洁能源开发、水资源净化等问题。印度则发挥在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通过支援非洲建设互联网通信设施，并以此作为增进印非合作的互动平台［1］。
就日本对非政策的演进特点，张永蓬指出，日本的对非外交经历了从“以经济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平衡战略向战略重视的转变。前者从19世纪末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后者则始于冷战结束以后。这里所提的“实用主义平衡战略”泛指日本在缺乏对非影响力，且日非关系受制于欧洲列强以及美国相关政策的情况下，采取“将实质性获得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利益”作为开展外交的优先原则，即回避意识形态对立，在非洲搞平衡外交。冷战后，由于日本摆脱大国意识形态的束缚，其对非外交呈现出明显的战略指向性。通过筹办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日本的对非外交开始向机制化、全方位兼顾的方向发展。同时，尽管欧美始终是影响日本对非政策的主要因素，但随着中国对非影响力的增强，日非关系中的“中国因素”也将变得更为显著［2］。对于如何在对非外交中同中国展开竞争，卢昊在文中指出，日本的对非援助及双边贸易的规模虽不及中国，但日本试图在软实力、国际形象塑造以及舆论主导等领域同中国展开“非对称竞争”。在这一趋势下，日本在对非援助上将更强调质量、可落实性、援助投放地点的战略价值［3］。
宋效峰也就日本对非外交中的实用主义特点进行了分析。由于冷战期间以及之前的日本在实用主义思维下，在非洲重点谋求经济利益，因此于非洲树立的“经济动物”形象一时难以得到改善。进入21世纪，为了摆脱这一负面形象，日本一方面通过软实力外交，同非洲加强在民生、文化交流领域的互动，借此提高非洲民众对日本的好感；
另一方面，通过在对非外交中加入“人的安全保障”、环保、“共生”等援助理念，突出自身对非援助的“公益性”。实施上述措施的目的在于淡化日本对非外交的实用主义色彩［4］。
二战结束以及冷战的开始，促使日非关系以及日本的对非政策发生了变化。郸啸认为，从二战结束直至21世纪，日本的对非外交先经历了由经济中心主义外交向政经兼顾外交的转变，再由此向全方位政治化外交演变的过程。但作者也指出，尽管日本自冷战后开始扩大对非介入力度，但其对非政策本身仍受制于国际体系结构以及日本自身力量的缺陷，前者表现为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缺乏影响非洲的力量，尤其是欧美等国重新积极介入非洲事务，使得日本不得不依附于之，后者指仅凭日本突出的经济实力，尚不足以弥补其在军事、政治领域方面的不足，而这也是日本难以在非洲扩大其影响力的根本性缺陷［5］。
冷战结束之初，日本在世界上的经济大国地位得以维持，但这也促使日本充当政治大国的权欲进一步膨胀。对于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非外交的主要动向，罗建波指出，日本的新动向主要表现为争取非洲经济发展的主导权以及扩大对非洲的政治影响力，前者的具体措施包括召开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继续维持高额的对非援助、在亚非合作中发挥主导和衔接作用；
后者的具体表现为，通过多种渠道参与治理非洲的纷争问题、根据非洲国家民主化推进程度采取奖励或惩戒。作者认为，促使日本加大对非投入的动因主要包括日本对政治大国的诉求、争取国际经济的主导权以及非洲国家对外来援助的迫切需求［6］。
二、以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对象的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曾凭借经济实力，一度在对非援助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间，日本设置了TICAD，将之作为和非洲国家及国际组织共同探讨治理非洲安全问题的平台，同时，这也是首个以援助特定区域为主旨的合作平台。进入21世纪，随着非洲战略地位的提升，域外国家同非洲的经济联系变得更加密切，其间，中国、印度、韩国和欧洲国家也纷纷建立了类似的对非援助平台，平台的增多促使各国急需研究别国的平台，从而优化自身的援助方案。围绕TICAD，国内学界的关注点主要包括：历届会议议题与国际热点的关系、会议涉及的安全问题的重要程度的波动、会议提出的倡议或引入的理念等。之所以如此关注TICAD，首先是同样作为探讨非洲安全治理的合作平台，研究历届TICAD有关内容利于中国制定、优化对非援助政策，提高对非援助和安全治理的效率。而且，由于中国在非洲也主持着中非合作论坛（FOCAC），因此在对非援助领域，中日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而且近年来日本也利用TICAD平台，向非洲国家兜售针对中国的政治主张，研究日本的动向，有利于中国制定相应的对策或采取反制措施。
围绕历届TICAD的会议主旨，尤其是关于安全问题，曾探归纳并总结了日本在该平台添加安全议题的发展过程。作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安全议题着眼于传统安全领域，并由冲突预防转变为巩固和平。进入21世纪，安全问题的涵盖范围被扩大，在原有基础上增添了反恐、打击海盗以及海洋秩序等内容，其涉及的安全问题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大。从议题目的上看，20世纪90年代主要针对如何援助非洲国家以解决其内部问题，而21世纪则是试图拉拢非洲国家来对接日本的安全利益。但作者也指出，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非洲国家只能被动地接受日本的主张，如印太两洋安全这类偏离非洲安全需求的主张，非洲国家也不会接受［7］。
2016年，日本首次在非洲的肯尼亚召开了第六届TICAD，此次会议通过了《内罗毕宣言》，该宣言在强调增强充实教育、创造就业岗位以及推进产业多元化的同时，还提及了反恐问题以及维护海洋秩序等新内容。对此，吕耀东认为这是日本对非战略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如在经济领域，日本对非经济合作开始由援助转变为投资，加强对非洲这一“最后的世界大市场”的开发和占据。而在政治领域，日本欲争取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事务上支持自己，并且为实现“入常”做铺垫。在安全领域，日本力求推进同非洲在反恐及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一方面在为自卫队进一步扩大海外活动寻求支持，另一方面则有意将亚洲问题带到非洲，以此牵制中国正当的海洋维权活动［8］。
对于日本来说，通过召开TICAD，日本在对非援助领域添加了诸多新要素。李安山认为，日本的创新主要有三点：一是在TICAD中不设秘书处，突出联合国的作用，使日本占据了道义制高点；
二是在机制性质上，TICAD可以协调西方援助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
三是在援助方针上，日本引入了“主事权”和“合作伙伴”的概念，该理念强调受援助國家的“自助努力”，有别于其他西方国家提倡的援助理念［9］。
黄梅波和洪燕秋归纳了前五届TICAD提出的对非援助事项的特点，并对其成效作了分析。作者指出，日本的援助方式主要包括直接援助赠与、技术合作及援助贷款三种方式，其中技术合作的比重不断提高，凸显了日本在技术经验方面的优势。关于其发展趋势，作者将其归纳为四点：一是援助目标从减贫向促进经济发展转变；
二是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增强援助的实效性；
三是积极容纳更多的参与方；
四是以受援国为主导，避免出现援助依赖［10］。
从2013年以后，日本缩短了TICAD的召开周期，改为三年一次，此举一方面是日本对非洲重视程度提高的表现，但另一方面也是针对FOCAC而采取的对抗措施。对此，宛如在文章中对比中日两国的对非合作机制。作者从这两类合作机制发起的背景、历届会议主旨、合作机制参与者以及后续机制建设四个层面出发，比较了TICAD与FOCAC的异同。作者认为，TICAD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其会议主旨由日本主导向日非协商转变；
FOCAC则是由中非共同发起，且双方始终维持着平等的伙伴关系。但日本的TICAD在学者、民间、个人层面的互动强于中国，这有利于主办方了解到非洲社会的细微变化，值得中国借鉴［11］。
三、针对自卫队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研究
冷战结束后，日本为实现政治大国化，开始加强对国际事务，尤其是对安全治理的参与力度。其间，日本除继续提供财物支援外，也开始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参与安全治理，其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受冷战结束影响，来自苏联的威胁下降，日本急需为自卫队寻找新的存在意义；
二是通过派遣自卫队参与安全治理，一方面可回应日本国内要求增加国际贡献的呼声，另一方面也可通过突出安全治理的利他性和公益性，来改善自卫队在日本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三是利用参与各类安全治理事务的机会，为修改日本国内安全政策提供机遇，从而推动自卫队的“正常”化；
四是提升自卫队在日本周边乃至更远地域的活动能力，在提升自身军事威慑力的同时，也深化同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力度。目前，日本自卫队参与安全治理的主要途径有三类：联合国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救援以及反海盗行动。而在非洲，上述途径均有所使用。
原先，日本自卫队涉足非洲安全治理是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而实现的。王竞超认为，日本之所以积极参与在非洲开展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其动机主要包括：增进日非关系以确保能源供给及维护日本在非洲的利益等经济因素；
推动“修宪”“入常”并强化日美同盟等政治因素；
以“印太战略”为载体，强化日本在印度洋海上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但作者也认为，虽然日本将参与维和行动视为实现其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但受宪法、自卫队人力资源不足、特朗普政权消极对待维和事务等因素的制约，参与维和行动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很难达到日本预期的程度［12］。
尽管制约自卫队参与维和行动的因素较多，但日本仍尝试逐步突破制度限制并拓展自卫队的职能。张晓磊以日本参与在南苏丹实施的维和行动为事例，分析了日本在该领域取得的战略性突破，具体内容主要有：突破了原先不能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主体任务”的法律限制；
提高日本在维和行动中的“贡献度”；
减少日本在维和事务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
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卫队的作战能力。然而，日本在维和行动中的战略突破也会带来消极影响，包括影响安倍政权和日美同盟的稳定，影响日本塑造的“和平国家”形象［13］。
由于非洲地区的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问题长期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这里也成为安全治理的重点地区。李冰洁在文章中指出，正是由于非洲的基础安全环境不佳，加之非洲并不是大国竞争的最前线，且当前的非洲未有过多的地缘政治争端，因此便于日本以人道主义、保障投资环境安全为由，向该地区派遣自卫队。此外，作者还认为，由于东南亚地区已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前线，所以不易于日本在此做过多“抢镜”表现，但非洲则不然，不仅能为日本提供表现机会，还有助于日本与美国在中东地区开展战略联动［14］。
进入21世纪，日本在非洲的安全治理上出现了新的动态，其表现是派遣自卫队参与亚丁湾的反海盗行动。对于日本派兵的动因，蒋旭栋认为主要包括四点，即扩展海权、响应美国、针对中国展开竞争以及转移国内政治压力。关于日本向亚丁湾派遣自卫队所获得的战略收益，作者指出，此举使日本在军事上突破了宪法限制，而在政治上则突出了日本在国际合作领域的存在感。同时，此举也促进日本将其海上力量投射到整个印度洋，进而对南海形成包围，并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15］。早在参与亚丁湾反海盗行动以前，日本就曾介入马六甲海峡的海盗问题治理，李秀石在分析日本参与马六甲海盗问题治理的基础上，将其与治理索马里海盗相结合，梳理了日本如何从“反海盗”出发，将其转变为“保卫”海上通道的政策演变过程［16］。
由于海盗问题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其治理仅依靠军事手段无法治其本，还需要从其他角度入手逐步治理。围绕日本为治理索马里海盗问题而采取的政策，王竞超从法制体系构建和实际治理两个角度分析了日本采取的行动，前者包括积极融入涉及反海盗内容的国际法体系，强化国内法律体系以加强海上保安厅与自卫队的合作；
后者既有派遣自卫队实施护航，也有向索马里及周边国家提供相关援助，还有借机在吉布提设置基地以提升在非洲的军事影响力［17］。
针对日本在吉布提设置的基地，孙德刚、陈友骏在文中指出，吉布提基地的设置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在海外实施军事部署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日本在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时期实施的自卫队派遣被视为前期准备阶段。而且，之所以日本能在吉布提设置基地，作者认为其动因除了符合日本的战略需要、日本国内舆论以及美国的支持外，吉布提政府及其国民愿意接受域外国家设置基地也起到了推动作用［18］。
国内学界在研究自卫队参与非洲安全治理时，并未将之局限于非洲，而是从日本海外派兵、日本安全政策发展等宏观角度出发的，在分析其实施路径时，通过对比日本自卫队在其他地区的表现，可以看出，非洲对于日本为自卫队开拓活动空间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历史优势。由于日非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历史纠葛，所以非洲国家对于日本向该地区派遣自卫队持接纳和欢迎的态度。正因如此，国内学界在该问题的研究上，在客观肯定日本在非洲安全治理领域做出贡献的同时，对于日本借机淡化其负面历史形象，在未能正视历史责任的情况下伺机恢复军力的动向表示关注和警惕。
四、从宏观视角分析日本对非洲的援助
日本作為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员，包括对外援助在内的国家行为，除了要体现日本的国家利益需求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来自阵营以及国际社会的氛围。冷战时期，日本在对非洲实施援助时，其动机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和新生的非洲国家，特别是具有一定地缘影响力的国家奠定良好的关系基础；
二是为了应对欧美国家指责日本只顾挣钱，不承担阵营内义务的批判；
三是为缓解黑非洲国家对于日本同南非关系密切的不满；
四是以第一次石油危机为契机，在非洲开拓新的能源供应途径，以求实现供应途径的多样化。而冷战结束后，日本援助非洲的动机逐渐变为以下四点：一是通过援助深化日非关系，为日本实现“正常”国家化甚至是政治大国化赢得支持；
二是借援助开拓非洲市场，为日本企业进军非洲打造良好的环境；
三是同其他援助非洲的域外国家，尤其是同中国展开博弈，削弱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
四是通过在安全治理中的积极表现，树立日本的战后新形象，提升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二战结束后，日本通过对外援助，同东南亚国家重新建立了经济关系，并由此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这也使得日本的对外经济援助除了具有经济作用外，还具有修复外交关系、建立互信、解决双边问题、彰显其国际影响力等政治作用。针对非洲在日本对外援助中所占地位的提升，周玉渊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日本对外援助由东南亚向非洲延伸的原因。作者认为，日本之所以扩大对非经济援助，其原因有三点：一是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动向已经对日本国家安全及发展构成影响；
二是较日本国会而言，日本政府在对非援助政策制定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注定了对非援助将与日本国内政治挂钩；
三是对非援助确实有助于日本扩大其在非洲的影响力［19］。
对于日本而言，由于其在政治方面难以发挥足够的影响力，因此将经济援助作为弥补这一不足的工具。尽管日本强调其对外援助重视扶贫、人道援助、环保、维护民主及人权、支持善治，但吴波认为其本质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并无区别，仅是在援助风格上突出了日本的特点。日本的对非经济援助是日本开展外交活动的重要工具。日本的对非经济援助不仅是获取资源以及打入非洲市场的铺垫，还是拉拢非洲国家支持日本实现“入常”并扩大对非政治影响力的物质基础，更是用来协助或配合美国对非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20］。
关于日本对非洲援助的方式，司艾华分析了日本所采取的“双边”和“多边”两种援助方式，前者泛指日本政府直接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后者则是指日本通过有关国际机构向非洲间接实施援助。日本的“双边援助”又可分为有偿和无偿两类，其中，对非援助中的无偿援助比重大于有偿援助，这是由于非洲国家债务负担重，偿还能力差所致。日本采取的“多边援助”主要是向联合国机构、非洲地区开发金融机构以及同其他援助国共同实施的援助项目提供资金［21］。
正是由于对外援助是日本开展外交活动的重要工具，结合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对非外交的发展以及对非利益诉求的变化，熊淳认为，日本向非洲提供援助在从“被动反应”变为“主动反应”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通过援助为日本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其中既有淡化二战时期侵略者负面形象的意图，也有塑造二战后负责任大国形象的目的；
二是对非援助要服务于日本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确保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
三是力图建立互惠合作的外援机制，尽力回避对非援助陷入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施以“恩赐”的状态［22］。
由于日本的对非援助多被落实在直接或间接的资金供应上，因此王涛、邓荣秀分析了日本对非投资机制并对其效果进行了评估。日本对非投资的意图主要是获取资源、换取政治支持以及制衡中国。在投资机制上，TICAD作为主要机制平台，日本政府是该机制的主导者和协调者，而“援助-投资”则是该机制正常运行的保障。从效果上看，日本的对非投资机制最大的受益者是日本的大型企业；
重点投资的地区及领域较为集中；
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非洲相关地区民众的生活条件［23］。
在从宏观视角分析日本对非援助时，国内学界研究的重心被置于冷战后，因较冷战时期的“被动反应”而言，冷战后的日本在对非援助动机上表现得越发主动。而且，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削弱，日本的对非援助经过政策调整以及调配官民资源，其援助目的变得更为明确，援助方式也更加合理。加之，日本的对外援助讲究细水流长，其可持续性配合合理的资源投入，在动机明确的情况下，虽然在非洲尚未产生日本所期待的“质变”，但其动向需要国内学界予以长期关注。
五、从特定领域分析日本对非洲的援助
如前文所示，在对非援助方面，经过冷战时期以及冷战后30余年的经营与发展，日本的援助基本上覆盖到了非洲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冷战时期，日本对非洲援助涉及的领域主要有农业、职业培训、教育、医疗、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冷战后，日本除进一步深化针对上述领域的援助力度外，也增添了对战后重建及治安、善治、高科技、经贸、人权等新领域的援助。日本对非援助涉及领域不断增加，其特点主要有三点：一是援助方式从过去的财物援助变为既出财物也提供人力；
二是援助在解决现有问题的基础上增添了对相关运行机制的构建；
三是援助效果在保证能普及到基层的同时，也需要让日本从中获得更多红利。
冷战后，为了推动非洲国家同国际社会的接轨，日本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推动经济改革。为了缓解改革带来的“疼痛”，日本一方面通过出资建设职业技校的方式，促进当地人就业，另一方面则加紧利用留学、国际交流等机制，为非洲培养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业人才。对于商贸人才的培养，张晓琪、李先军、王欢星从商业教育的角度出发，以日本于2013年在第五届TICAD上提出的“非洲青年商业教育计划”为对象，分析了日本政府、高校以及企业在“人才培养”领域的尝试及效果。在该计划中，日本并不是通过设在非洲的培训机构实施人才培养，而是经过严格的审查，将符合要求的非洲青年带到日本，向其提供在日本攻读研究生的机会。此外，还向留学生提供在日本企业实习的机会，以供其了解日本社会以及日本的就业环境。该计划的优势在于日本政府能在其中充分运用其投资，并保证受援者的素质，借此为促进日非间经济合作培养人才［24］。
在绿色能源开发领域，日本也加大援助力度。庞中鹏在文章中指出，进入21世纪，日本之所以加强与非洲的能源合作，表面上除了应对国内的能源需求外，还具有试图摆脱对中东能源依赖的一面。另外，在实现能源供应途经多元化的同时，日本加强对非洲能源合作还具有彰显其海洋地缘政治影响力、服务于日本实现“入常”愿望等深层次目的。从表面上看，日本与非洲国家开展能源合作，雖然帮助非洲国家在开发天然气、地热等非化石能源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核心目的仍是服务于日本在非洲的博弈所需，其功利性特点依旧鲜明［25］。
针对能源供应，尤其是关乎日本经济的石油供应问题，张彬彬针对21世纪后日本对非洲石油战略发展进行了研究。作者指出，日本在非洲实施该战略首先强调通过援助贷款、签订经济合作协定、减免债务、派遣访问团等手段，谋求同非洲产油国建立或强化合作关系。除了针对具体国家，日本还向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提供资金，支援其下设机构的资源、能源开发项目。此外，日本政府通过实施官民协同参与的能源政策，鼓励日本企业向非洲进军，并予以扶持。对于该战略的评估，作者认为该战略的根基并不稳固，其原因在于日本企业无法以此掌握非洲石油的生产或销售权，而且此战略并未实现日本经济与非洲经济间的互补，地理距离过远及历史积淀单薄也限制了该战略在非洲的渗透［26］。
在医疗卫生领域，王一晨就新冠疫情下，日本支援非洲强化医疗卫生机制进行了论述。作者指出，虽然较欧美国家、中国、印度及土耳其等国家而言，日本与非洲的合作无论从深度、密度还是广度上都存在短板，但日本结合“全民健康覆盖”理念，利用自身在援助非洲社会民生领域积累的经验，通过支援应急机制建设、培养医疗和行政人才、提供物资设备等方式，使其援助的效果更容易在基层社会得到体现。另外，考虑到中美博弈趋向长期化，日本通过援助从民生领域渗透非洲，不仅容易在当地潜移默化地扩大影响力，同时也可借助大环境协助美国，拉拢非洲国家对冲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27］。
在教育领域，楼世洲、刘秉栋整理了前六届TICAD的相关政策和援助方案。文中指出，日本对非洲教育提供的援助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始终将相关援助置于联合国发展计划的框架之内，使之更加符合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理念；
二是在扩大援助规模的同时，也不断增加师资人才的培训种类，从以扫盲为主的初级教育向注重数理专业的中高级教育延展；
三是日本向非洲提供教育援助时，强调非洲国家要发挥主事权，因此其援助也多与非洲的区域性教育机制展开合作。作者认为，日本对非洲的教育援助在客观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并得到了国际社会认可，但其本质仍是通过援助积累成果，为日本在国际事务中赢得话语权，以求提升日本在非洲社会的影响力［28］。对于今后日本对非洲教育援助的动向，俞丹丰、楼世洲认为，令和时代日本的对非教育援助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日本作为援助实施者，其主体性增强；
二是援助更多地以合作项目为依托；
三是教育援助着重培养中高等师资人才和职业技术普及人才；
四是重点支援非洲的青年群体［29］。
国内学界在研究日本对非援助的具体领域时，主要从两个维度切入，即对援助个案本身的分析，以及对相关援助与日本战略利益诉求关系的探究。前者涉及援助的发展过程、政策制定或方案筹划、运行操作模式、成果绩效以及对中国的借鉴价值；
后者关注日本援助特定领域的战略动机、通过实施援助所获得的战略效果、相关援助发展趋势和對中国产生的影响。
结 语
综上所述，通过整理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于日非关系发展、日本对非洲政策、日本官民各层次在非洲的动态等问题的研究，均经历了从少量言及到专精的发展演变。随着研究不断细化，中国的相关研究从偏向意识形态转向从国家实际利益出发去探讨问题。同时，除对日本在非洲的某些不利于中国的动向进行揭露和批判外，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另外，考虑到非洲仍有诸多有待国际社会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分析日本在相关领域的表现，也有助于中国优化自身的相关政策。
然而，国内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对于日本参与非洲安全治理问题，国内学界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研究，尤其是较少从安全治理的角度出发，以日本的参与路径或治理课题为对象的系统性梳理研究相对较少。其次，国内学界对日本援助非洲所取得效果的评估较少，由于日本在非洲实施的援助多为项目形式，且相关调查数据有赖日方调研，因此在分析其援助效果时，不易量化项目在该领域或某地区产生的效果。再有，国内学界侧重于从宏观角度出发，将日本的具体行动放在日本的对非战略或日本国家战略中加以思考，而且偏重于评估其战略意义，对实际效益的言及较少。最后，国内学界对于日非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追风现象，如在TICAD召开或日本向非洲派兵时，同年前后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会出现显著增加，但在热点降温后，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就会出现回落。
受中美竞争加剧、新冠病毒疫情、俄乌冲突爆发、国际产业供应链调整等因素影响，未来日本在制定对非政策或向其提供援助时，亦会结合上述背景，在拉拢非洲国家靠向西方的同时，也会加紧从非洲攫取更多实际利益。因此，国内学界不仅要对日本与非洲相关问题保持密切的关注，还需要长期跟踪研究相关问题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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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 丽］
A Review of Domestic Research on Issues Related to Japan and Africa in the 21st Century
ZOU Shengyi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anjin，300191，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with the independence of African colonies， Japan has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mergence of young countries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For Japan， Africa is of unique strategic importance， not only because it contains a lot of natural resources， but also has a market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and the cooperation of African countries helps Japan to pursue its UN diplomacy. Compared with research on China-Japan， Japan-U.S.， and Japan-Europe related issues， domestic academics started late in the study of Japan-Africa related issues. But as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becomes closer and the African continent has once again become the stage of the great power game，studying Japan-Africa relations， Japans strategy towards Africa and Japans dynamics in Africa can not only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Japans future direction， but also， by looking into the case of Japans assistance to Africa， provid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hina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Key words： domestic academics; Japan; Africa; academic dynamics
收稿日期：2022-08-14
基金项目：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区域合作研究中心项目“日本对非洲援助视角下的人才培养研究”（DBYBG2208）
作者简介：邹圣婴，男，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亚太合作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日本对非洲援助、日本海外派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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