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铎铎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10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以共同富裕为特征的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必将为实现全球更加平等作出新的贡献，最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全球GDP为96.1万亿美元，全球人口数为78.4亿，全球人均生产总值为12 263美元。以不变价计算，2021年全球GDP比1960年增长694%，全球人均生产总值比1960年增长208%，而全球人口数比1960年增长158%①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2022.11.。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从而使得人均产出不断提升，这是经济现代化最重要的特征。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就步入了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经济现代化一直面临一个重大挑战，即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何惠及每一个人。一方面，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后发国家需要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的“趋同”甚至“赶超”；
另一方面，国家内部也存在分配不均问题，政策制定者需要密切关注贫富差距。从所谓世界主义的视角（cosmopolitan view；
Ravallion，2018）看，这两个问题可以放在一起进行刻画，即考察每个个体经济状况的全球分布［2］。
Chancel et al（2021）在《世界不平等报告2022》中指出，全球人均生产总值和人均财富掩盖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巨大差异。2021年，全球收入最高的顶层1%人口获得全球收入的19%，收入最高的顶层10%人口获得全球收入的52%，而收入最低的一半人口（底层50%）只获得全球收入的8.5%。更有甚者，2021年，全球最富有的顶层1%人口占有全球财富的38%，最富有的顶层10%人口占有全球财富的76%，而最贫穷的一半人口（底层50%）只占有全球财富的2%［3］。
表1显示的是2021年全球各地区平均收入和平均财富的差距，表中数字代表对应地区平均收入（财富）与全球平均收入（财富）的比值。收入最低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其平均收入只有全球平均收入的31%，而收入最高的北美地区平均收入是全球的3.15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财富也是最低的，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17%，北美地区平均财富也是最高的，是全球的3.9倍。欧洲和东亚无论在收入还是财富方面，都和北美有明显差距。
表1 全球各地区平均收入和财富（2021年）
表2显示的是2021年全球各地区内部的收入和财富分布状况，表中数字代表对应分组占总收入（财富）的比重。从收入分配看，最平等的是欧洲，最贫穷的底层50%人口获得总收入的19%，最富有的顶层10%人口获得总收入的36%。东亚、北美、俄罗斯和中亚的收入分配差别不大。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是中东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最贫穷的底层50%人口只获得总收入的9%。从财富分配看，欧洲、东亚和北美最贫穷的底层50%人口占有的总财富比重接近（4%或5%），但是东亚和北美最富有的顶层10%人口占有的总财富比重明显大于欧洲。财富分配最不平等的是中东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最贫穷的底层50%人口只占有总财富的1%，最富有的顶层10%人口占有总财富的77%。
表2 全球各地区收入和财富分布（2021年）
图1显示的是全球收入分组的地理分布，横轴表示的是百分位收入分组②将全球人口按照收入从低到高排序，再分成100等份，1即表示排在第1位的1%人口，10即表示排在第10位的1%人口，以此类推。在最高收入的顶层有更小单位的划分，99.9表示最富有的顶层0.1%人口，99.99表示最富有的0.01%人口，以此类推。，纵轴表示每个收入分组中各地区的人口占比。2021年，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大多数人口的收入处在最富有的顶层30%区域，俄罗斯和中亚、中东北非、拉丁美洲、亚洲（其他）③剔除中国和印度之后的亚洲地区。的收入分布跨度较大，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人口的收入处在最贫穷的底层50%区域。中国大多数人口的收入处于第40至第99百分位的中部区域，而且，在全球收入最高的0.001%人群中，中国居民占18%。
图1 2021年全球收入分组的地理分布
图2显示的是全球财富分组的地理分布，横轴表示的是百分位财富分组，纵轴表示每个财富分组中各地区的人口占比。2021年，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大多数人口占有的财富处在最富有的顶层30%区域，但是与收入分布不同，该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处在最贫穷的底层。在占有财富最少的底层5%人口中，欧洲占5%，北美和大洋洲占15%，而中国只占3%，印度也只占9%。俄罗斯和中亚、中东北非、拉丁美洲、亚洲（其他）的财富分布和收入分布类似，跨度相对较大。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人口占有的财富处在最贫穷的底层50%区域，印度的财富分布比收入分布更为广泛，有相当人口处在较高百分位。中国大多数人口占有的财富处于40百分位以上的区域，在全球财富最多的0.01%人群中，中国居民占18%。
图2 2021年全球财富分组的地理分布
除了收入和财富以外，全球不平等还包含很多维度，体现在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生活在富裕国家大概率可以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有利于未来的收入增长和财富积累，这种积极的外部影响可能并未完全反映在收入和财富的估算中（Ravallion，2019）［4］。再比如，将环境污染考虑在内可能会加剧全球不平等程度，因为这些影响一般对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群体更为明显（Chancel and Piketty，2021）［5］。对于当前全球不平等的严重程度和具体含义，各方的认知也并非完全一致，全球不平等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是否有必要主动作出改变，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Ravallion，2018）［2］。
经济现代化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也打开了贫富差距的空间。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和不断积累的巨大财富，使得更大的不平等成为可能。Connors et al（2020）将全球不平等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1.前发展的马尔萨斯陷阱阶段，2.初始增长阶段，3.生产力提高阶段，4.增长衰退阶段［6］。在工业革命之前，全球处于马尔萨斯陷阱阶段，人均收入处在非常缓慢增长的低水平。在1820年至1950年期间，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一些国家脱离了第一阶段，开始快速发展，开启了经济现代化进程。然而，在工业革命之后的至少150年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继续停滞不前，导致全球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国家才开始逐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到20世纪下半叶，许多后发国家的增长率达到或超过高收入国家，缓解了全球不平等。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大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尚处于发展的第二或第三阶段，而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却步入增长衰退的第四阶段，全球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得以继续下降。
Chancel and Piketty（2021）对1820年以来的全球不平等做了更为精细的刻画。该研究发现，全球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一直非常大，反映了高度等级化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持续存在［5］。在1820年至1910年期间，随着西方统治地位和殖民帝国的崛起，全球不平等加剧，然后在1910年至2020年期间稳定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图3）。从1820年到1910年，国家间和国内的不平等都在加剧。相比之下，全球不平等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在1910年至2020年期间都发生了变化：1910年至1980年，国内不平等开始下降，但国家间的不平等还在继续增加；
1980年至2020年，国内不平等开始上升，而国家间不平等则开始下降（图4）。尽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强劲，但国内不平等急剧增加使得当今世界仍然特别不平等，这也使得目前国内不平等比国家间的不平等更加严重（图5）。
图3 全球收入不平等：T10/B50比率，1820—2020年
图4 全球收入不平等：国家间与国内不平等（T10/B50比率），1820—2020年
图5 全球收入不平等：国家间与国内不平等（泰尔指数），1820—2020年
图3显示的T10∕B50比率，是全球最富有的顶层1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全球最贫穷的底层5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值。该比值越大，表明全球不平等程度越严重。如图所示，该比值在1820年是18，意味着全球前10%人口的平均收入是底层50%人口平均收入的18倍。该比值的最大值是1980年的53倍，2020年已经下降到38倍。该曲线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即从1820年至1910年的不断上升以及随后的持续保持在高位。利用同期全球收入基尼系数，可以得到相同结果。全球基尼系数从1820年的约0.6上升到1910年的约0.7，然后在1910年至2020年期间一直稳定在0.7左右的水平（Chancel and Piketty（2021））［5］。
图4将图3中的全球收入不平等分解为两部分：国内不平等和国家间的不平等。国内不平等在200年里经历了三个阶段：1820年至1910年是轻微上涨或者一直维持在高位的阶段；
1910年至1980年是显著下降阶段；
1980年之后又开始明显上升。国家间的不平等在200年里经历了两个阶段：1820年至1980年的一路上涨；
1980年之后开始的快速下降。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很多后发国家的经济崛起，并没有迅速扭转国家间的不平等趋势，一直要到1980年后才开始出现具有全球意义的国家间经济增长的“趋同”。
图5更加明确地显示了国家间的不平等和国内不平等在全球不平等中的相对重要性。如图所示，在经济现代化初期的1820年，全球不平等主要体现为国内不平等，国家间的不平等只占11%。然后，经过160年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国家间的不平等大幅上升，到1980年国家间的不平等占全球不平等的57%。此后，国家间的不平等开始下降，目前占全球不平等的32%。
关于全球不平等的历史演变，有很多不同数据来源的研究和争论。然而，图3至图5所显示的趋势已基本成为学术界共识，尤其是1980年至2020年出现的国家间的不平等下降和国内不平等上升（Milanovic，2016；
Bourguignon，2016）［7］［8］。总体而言，全球范围内近40年来在减少绝对贫困方面取得很大进步，而在减少相对贫困方面取得的进步要小得多，并且，世界上还有一部分最贫穷人口经济发展缓慢，被远远甩在全球现代化进程的最后 （Ravallion，2018）［2］。另外，由于数据可得性问题，考察全球不平等的历史演变主要依赖收入数据。关于全球财富不平等的历史，Piketty（2014）的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是一个很好的起点［9］。
1980年以来全球不平等出现的巨大变化，引起各方普遍关注。这不仅是一个有趣的理论问题，更是牵扯到全球化进程中各经济主体切身利益的紧迫现实问题。从图3可以看到，1980年至2020年全球不平等虽然略有下降，但是仍然维持在高位。从图4和图5可以看到，从1980年到2020年国家间的不平等和国内不平等都发生了明显逆转，二者一跌一涨，对全球不平等的影响很大程度上相互抵消。然而，这种相互抵消掩盖了图6所揭示的重要结构变化。图6被称作全球增长发生曲线，横轴表示全球人均实际收入分配的百分位，纵轴表示1980年至2020年人均实际收入的累计增长。曲线右端有些像扬起的象鼻，所以也被称作大象曲线（Chancel and Piketty，2021；
Milanovic，2016）［5］［7］。
图6 大象形状的全球增长发生曲线，1980—2020年
如图6所示，全球收入最低的底层50%人口在1980年到2020年期间收入大幅增长，其中，增长率最低的10分位处也增长接近100%，增长率最高的50分位处增长了200%。收入最高的顶层1%人群也极大受益，而最顶层0.001%人群的收入增长率超过200%。只有80至95分位的中间阶层增长较少，未能充分享受全球增长成果。底层人口的收入增长主要体现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中间阶层的增长停滞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发达经济体中下阶层的经济困境，二是日本经济停滞和苏联解体造成的影响（Ravallion，2018）［2］。顶层人口的收入增长主要体现为IT精英和金融精英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总体而言，全球收入分配底层和中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下降，但是中层和顶层之间的不平等上升。从绝对量来看，在1980年至2020年期间，最富有的1%人口获得世界经济增长总量的23%，而最贫穷的50%人口仅获得9%（Chancel and Piketty，2021）［5］。
这张大象曲线图引发了关于不平等和全球化的广泛讨论。有人以此来解释英国脱欧公投和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并称之为过去十年最具有影响力的图表（Ravallion，2018）［2］。简而言之，这张曲线图支持了这样一种流行观点：经济全球化已经将相对低技能的工作从富裕国家转移到劳动力充足的低工资国家，这一方面降低了国家间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则加剧了国内不平等。全球化的批评者经常声称，全球化破坏了发达国家的国内就业机会，导致除了富人之外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停滞或下降，而富人拥有金融资本和高人力资本，可以从中受益。全球化的支持者则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也从全球化中获益，因为新转移和创造的就业机会。然而，也不能把全球不平等全部归因于全球化。拉瓦雷（Ravallion，2018）认为如此则意味着“全球化很可能得到了太多的赞扬，也被指责了太多”［2］。造成全球不平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全球化，其他因素大致可以归入技术和政策两个方面。米兰诺维奇（Milanovic，2016）指出影响贫富差距演变的有三种力量，即技术、开放（或全球化）和政策（或政治），这三种力量的首字母缩写可以组合为“TOP”［7］。
关于技术对不平等的影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所谓“库兹涅茨曲线”。库兹涅茨（Kuznets，1955）观察到，一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收入不平等先扩大再缩小的现象。他认为，这是因为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好处，而越到后期就有越多的人能够加入这一浪潮，共同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从而呈现一条收入不平等随着人均收入增长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曲线［10］。图4中1820年至1980年的国内不平等曲线的形状，似乎验证了“倒U型”的存在，然而，1980年之后国内不平等的再次上升使得该理论备受质疑。米兰诺维奇（Milanovic，2016）后来提出“库兹涅茨波”假说，指出每一次重大技术浪潮的来临都会使得收入不平等先扩大后缩小，1980年以来发达国家出现的收入不平等恶化是新技术浪潮所导致的，随着技术不断扩散和经济不断增长，就会迎来收入不平等下降的阶段［7］。
关于政策对不平等的影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来自皮凯蒂（Piketty，2014）。他认为，1910年至1980年是历史上一个独特时期，是资本主义不平等上升轨迹中的一次大规模不同寻常的下降，是由一系列政策冲击和重大事件导致的［9］。皮凯蒂（Chancel and Piketty，2021）最近再次强调，1910年至1980年期间国内不平等现象的大幅减少是大规模政治动员和制度变革的结果［5］。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很大转变，这要归功于工人的组织动员，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一系列革命事件的综合影响。各国也实施了一系列再分配政策，包括福利国家的兴起以及对收入和财富征收累进税。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政治气候和制度变革发生转向，导致累进税、工会权力、最低工资的大幅削减，最终使得国内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再次上升。
除了全球化之外，从技术和政策的角度看，大象曲线背后的原因要更为复杂。国内不平等的恶化一方面可能源于米兰诺维奇所说的技术浪潮冲击，另一方面也可能源于皮凯蒂所说的政策转向。与国内不平等一样，国家间不平等的演变也并非完全由全球化力量驱动。Chancel and Piketty（2021）认为，全球经济“中心—外围”关系的构建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1820年至1980年国家间不平等的持续上升［5］。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殖民地普遍独立之后，这种经济上的中心—外围关系仍然非常活跃。两次世界大战确实强烈地削弱了欧洲国家的权力，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独立运动最终结束了殖民主义。但是，此后新独立的国家花了几十年时间才摆脱独立战争和内乱，并设计出合适的发展战略，因此在1950年至1980年期间国家间的不平等仍然在加剧，直到1980年之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开始持续增长，国家间的不平等趋势才出现逆转。
总之，导致全球不平等发展演变的动因非常复杂。首先，全球不平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所塑造的全球生产和分配关系的直接后果，全球化同时影响国内不平等和国家间的不平等。其次，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全球不平等会有不同表现。最后，政治和制度因素以及相互竞争的国家权力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在全球不平等的演变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选择，而不是一种必然。
《世界不平等报告2022》（Chancel et al，2021）显示，2021年中国收入最高的顶层1%人口获得全部收入的14%，收入最高的顶层10%人口获得全部收入的41.7%，而收入最低的一半人口（底层50%人口）只获得全部收入的14.4%；
2021年中国最富有的顶层1%人口占有全部财富的30.5%，最富有的顶层10%人口占有全部财富的67.8%，而最贫穷的一半人口（底层50%人口）只占有全部财富的6.4%［3］。中国当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虽然比全球整体状况要更平等一些，但是也需要密切关注、积极应对。因为，无论是从纵向的历史演变看，还是与全球其他经济体做横向对比，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都难言乐观。
图7显示的是主要国家顶层10%人口的收入占比。如图所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80年，各国顶层收入占比都相对稳定，从1980年前后起，才都开始稳步上升。这和图4所示的全球国内不平等曲线相当一致，虽然各国上升的幅度不尽相同。中国顶层10%人口收入占比近40年来也和全球趋势一致。改革开放前，顶层10%人口收入占比为28%，改革开放后该比例开始快速上升，至2003年超过40%，此后即在40%以上的高位徘徊。利用基尼系数衡量的中国整体收入分配情况，与图7顶层10%人口收入占比所刻画的情况基本相符。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1981年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为29，此后一路持续攀升到2003年的47.9，随后即在45和50之间波动。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大体上表现出三个阶段性特征，即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倾向、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快速持续扩张以及当前阶段的高位徘徊（罗楚亮，2020）［11］。横向对比看，中国顶层收入占比要低于印度、美国和日本，但是要高于法国、英国和德国。
图7 主要国家顶层10%人口收入占比，1945—2021年
图8显示的是主要国家顶层1%人口的财富占比。如图所示，二战后至1980年，英国、美国和法国顶层财富占比持续下降，但是从1980年起，与图7顶层收入占比一样，顶层财富占比也开始稳步上升。中国顶层财富占比与全球趋势也相当一致。1995年，中国最富有的顶层1%人口财富占比为17%，至2009年上升到超过30%，此后略有波动，但大致维持在30%上下。利用基尼系数衡量中国财富分配，也得出大致相同的结果。Davies et al（2022）指出，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一直在稳步扩大。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59.5上升到2010年的70，并持续上升，直到2016年达到71.7的峰值。到2021年，中国财富基尼系数回落至70.1，接近2010年的水平［12］。横向对比看，中国顶层财富占比要低于美国和印度，但是要高于英国、法国、日本和德国。
图8 主要国家顶层1%人口财富占比，1945—2021年
从图7和图8可以看到，无论是收入占比还是财富占比，在持续扩大之后都出现了高位徘徊。收入占比停止继续上升大致从2005年开始，财富占比停止继续上升大致从2009年开始，收入占比的高位徘徊要早于财富占比。同期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公共财富占比停止继续下滑，开始稳定在30%左右的水平。如图9所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明显的私有化趋势。主要发达国家公共财富占总财富的份额，从10%至30%下降到了-20%至5%。印度目前的公共财富占比也是负值。零或负值的公共财富价值实际上意味着私人主体通过其资产控制了整个经济。换句话说，如果国家要通过出售公共资产来偿还债务，那么这个国家的所有资产最终都将落入私人手中。Alvaredo et al（2017）认为，经济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驱动的，自1980年以来虽然财富总量大幅增加，但是也出现了公共财富向私人财富的大规模转移，使得很多国家的公共财富为负或接近于零，这限制了政府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能力，也对个人财富不平等造成重要影响［13］。从图9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公共财富占总财富的份额接近70%，此后开始逐步下滑，在2006年前后达到30%的水平后，下滑趋势得到遏制，至今都保持在这一水平上。一定水平公共财富的存在，为政府施政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皮凯蒂（Piketty，2022）指出，中国政府拥有全国几乎三分之一的财富，可以借此推进区域发展、鼓励投资和创造就业，公共财富在总财富中占有一席之地似乎比为零或为负要好得多［14］。
图9 主要国家公共财富占总财富份额，1970—2021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精准扶贫、尽锐出战，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九百六十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新的征程上，以共同富裕为重要特征的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必将为全球经济作出新的贡献，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经济现代化是一种全球化现象，没有国家能够脱离全球经济而封闭、独立地实现经济现代化（汤铎铎，2022）［15］。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正在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着力构建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全球经济，全球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中国式现代化必将有助于全球经济更加平等地快速发展。
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全球不平等的视角看，中国的影响也日益凸显。有研究发现，如果从图6的大象曲线中剔除中国的数据，大象还在那里，但是大象的头部要缩水大约30%（Rosnick，2016）［16］。拉瓦雷 （Ravallion，2018）指出，过去20年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不平等有增加的趋势，其中包括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国内不平等的增加使得全球不平等恶化，但是，这两个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降低了国家间的不平等，从而又缓解了全球不平等［2］。米兰诺维奇（2019）也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发展导致的全球国家间不平等下降和国内不平等上升，同时，他也提出这一趋势可能出现反转：随着中国人均收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如果中国经济增速继续快于很多低收入国家，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会拉大全球国家间的不平等［17］。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中国对全球不平等的贡献可能会从缩小国家间的不平等转向缩小本国的国内不平等，当然，这有赖于共同富裕战略的顺利推进。
共同富裕不会自动实现，而是需要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坚决的政策执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8］“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18］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要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1］。这些制度、方针和政策不断建立和完善，是中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在建立制度推进政策的同时，也要注意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团结和说服最广大的人民。正如皮凯蒂（Piketty，2020）所指出的，不平等既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19］。使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成为可能的是争取平等和教育的斗争，而不是将财产、稳定或不平等神圣化。
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会是一个艰巨、复杂的长期历史过程。李实（2021）考察了中国当前的发展基础，认为中国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面临发展水平不高、收入和财产差距过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偏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高等一系列挑战［20］。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提出要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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